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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aily Sabah,2015/12/24,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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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将Fethullah Gülen 译为菲图拉·居兰；也有学者译作“法土拉·居兰”，亦有人译为“居伦”或“葛兰”。李智育：《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角看土耳其“居兰运动”的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4期，第1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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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aily Sabah,2015/12/24,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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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十章“大历史”视野下的土耳其军人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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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6年7月15日晚，土耳其武装部队（TSK）“一小撮”军人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地发动军事政变。次日0时24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过手机连线CNN土耳其语频道的新闻主播，在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埃尔多安称他仍控制权力，断言这是军队中的“一小撮人”所为，这“显然是平行结构（paralel yapı）策划的一次行动”。“对这个戕害我们国家之统一、团结与完整的举动，全国人民将做出正确的反应。使用国家的坦克、枪炮对准自己的国民的人将受到严惩。我相信，我们必将挫败他们的占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在历史上，政变者都不会取得成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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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在讲话中号召土耳其人民“到广场上去”（meydanlara），阻止军人的行动，从画面来看，埃尔多安是通过苹果手机的视频通话功能连线的。埃尔多安在事后说，局势是在12个小时内被控制住的，“我们的国民没有把广场留给政变者，这是个历史性的立场宣示”。这次政变持续了不到24小时即被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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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土耳其“7·15”未遂军人政变［土耳其人现将其统称为“政变企图”（darbe girişimi）］。这次未遂政变造成了200多人死亡，1 000多人受伤。“7·15”未遂军人政变后，土耳其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迅即展开了对居兰追随者的“大清洗”。2016年7月20日，土耳其政府宣布实施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OHAL），并连续7次延期，一直持续到2018年7月，共实施了2年。仅截至2016年7月底，军队中已查明参与“7·15”未遂军人政变和支持居兰运动的将军就有149名，参与的士兵共有8 000多名。土耳其政府关掉了2家新闻通讯社、16个电视频道、23家广播电台、29家出版社、45家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报纸。截至2021年初，军队、政府、司法和教育等领域的近8万人被拘押，大约15万名公务员和军人遭停职或开除。这些人的罪名要么是直接参与“7·15”未遂军人政变，要么就是与“居兰恐怖组织”（FETÖ）[2]有关系。其中涉及人数最多的就是教育领域，仅截至2016年到7月20日，就有15 000多名教育领域的人员被辞退，21 000名教师的从业执照被吊销，1 577名学院院长被辞退。此外，因涉嫌参与居兰运动，包括主校区位于伊斯坦布尔的私立大学法提赫大学在内的15所大学被政府关闭，法提赫大学的所有在读学生（除医学院和保健高职的学生外），将在伊斯坦布尔大学继续学业。这些新被取缔的学校和被吊销执照的教育从业者，再加上几年前就被正发党政府关闭的补习学校（dershane），其涉及的人员数量之大令人瞠目，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居兰运动在土耳其私立教育领域中的影响有多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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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乔·古尔迪（Jo Guldi）和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中提出：“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本书的推介者则认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矛盾，不应该仅仅听从政治学者和经济学家的意见，长时段大历史的经验需要引起决策者的足够重视。”[3]这一呼吁提醒我们在理解和认识当下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时切莫忘记了历史视野。对历史视野的理解可以分解为两个维度：一是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二是当下的突发性问题往往是特定历史进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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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7·15”未遂军人政变发生后，借助先进的传播方式，各种观点向我们纷纷袭来。但显然，当代史研究面临的空前巨量的信息，仍不足以支撑起所谓的“真相”，这些信息或真或假，充满了矛盾之处，把人困住，使人窒息，制造出各种满天飞的阴谋论，根本没有办法使人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面对海量信息的轰炸，反倒有必要与现实拉开一点儿距离，从较为长程的历史视野看待土耳其的“7·15”未遂军人政变。历史这面镜子或许对于我们认识与理解一些现实问题有所助益，这也符合《历史学宣言》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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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禁卫军到现代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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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军—政、文—武关系是一个恒久的话题。“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宋人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这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兵权对政权的作用。军旅出身的皇帝宋太祖赵匡胤问丞相赵普：为什么自唐末以来经常出现兵连祸结、争战不休的局面？如何能防止此种情况的发生？赵普的回答是：“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可见，赵匡胤在建政之初就意识到了兵权对自己江山稳固的重要性，就算仅从他在陈桥黄袍加身的经历，他也必能理解兵权的意义。后来就发生了我们熟悉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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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把视野从中原王朝扩大到内陆欧亚（Central Eurasia）。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承继自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2），而奥斯曼人具有明显的内陆欧亚传统，这就跟斯基泰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等草原游牧民族联系起来了。奥斯曼帝国，还有其他不同游牧民族建立的古代王朝，都是靠军事征服创建国家的。按草原民族的权力规则，统治者是强大的军事领导人，拥有绝对权威，同时，他又高度依赖各部落领导人的忠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阎步克教授曾就中国历史中北朝政治传统说：“北魏皇帝经常率兵亲征，并在战胜之余对掠夺物予以普遍班赐，人人有份。这显然是游牧族的传统：部众只崇拜勇猛的主子，而掠夺物被认为具有‘共有’的性质。”[4]阎教授还曾提到，在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传统对于皇权的强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异族皇权的强化，与北族部落组织、部落精神直接有关。骑马部落的酋长和部众间，存在着一种‘主奴’关系，从而与华夏政权中皇帝与士人的关系，颇为不同。”阎教授指出，这种“主奴”关系“是一种无条件的依附和无条件的忠诚”，它有利于强化皇帝制度的专制性质。[5]由这种与华夏不同的“主奴”关系，我联想到一种内陆欧亚传统，也就是这种“主奴”关系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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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著名欧亚学家白桂思（Christopher I.Beckwith）在其名著《丝绸之路上的帝国：青铜时代至今的中央欧亚史》（Empires of the Silk Road: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中曾经综述了他和其他学者关于源自内陆欧亚的“亲兵”（comitatus）传统的研究。白桂思认为，“亲兵”传统来自内陆欧亚，至少可以追溯到讲印欧语的人，然后又被阿尔泰诸民族所继承和传播，并对周边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桂思认为，这大概是一种草原传统。白桂思分析了内陆欧亚的不同神话传说，发现了其中的一个共性：一个民族集团的崛起，往往是一个被遗弃的具有某种神性的男孩长大后完成的，他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主要是得益于一批作为死士的亲兵的无限忠诚。这些人是优秀的战士，对主人忠心耿耿，他们摆脱了对自己家族和部落的从属，而只效忠于这个英雄人物，与主人同生死；而主人也与这些扈从同吃同住，视他们如同兄弟，与他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白桂思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日耳曼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藏人等民族中都发现了这个传统，而且这个传统还对周边民族，比如对汉人、阿拉伯人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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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桂思尤其指出了阿拉伯人接受此影响最早是在其征服中亚的过程中：有一个阿拉伯统治者从中亚获得了一批亲兵，但回到阿拉伯之后，他真的把他们视作奴隶，结果这批人群起反抗，杀了其主人后就集体自杀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迈蒙也从中亚获得了一批亲兵，据说他是第一个采纳了亲兵传统的哈里发，对后世影响很大。因为，阿拉伯统治者发现，阿拉伯人不能成为好的亲兵，不如来自内陆欧亚地区的人那么好用。故阿拉伯人将这个传统保持了下去，形成了马穆鲁克或者叫古拉姆的传统。白桂思说，很多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将此简单地说成是奴隶传统，或者叫他们“奴隶兵”，是很不恰当的，因为，他们显然不同于真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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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亲兵的核心是几个人，但也可以扩展为一支效忠于统治者本人的部队，达数千人至上万人。白桂思在书中提到，唐太宗的时候，有几位突厥亲兵在太宗死后准备自杀追随他而去，但是，他们被制止了，不过后来还是有一个人自杀了，只是这个人的种族身份不详。这个事例其实就反映出北京大学罗新教授常提及的内陆欧亚传统与周边文明关系中的文化转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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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兵传统或“主奴”关系在奥斯曼土耳其人身上的充分体现应该就是其禁卫军制度。作为苏丹的个人武装，它是加强君主权力的一种保障。禁卫军是奥斯曼军队的主力，系职业军人。他们训练有素，配备有火炮，战绩显赫。很长一段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是地中海世界训练最强、装备最好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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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酋长领导部落民扩张的早期，其军队的主力是突厥游牧民和穆斯林农民。他们与穆斯林的半行会、半兄弟会性质的阿希（ahi，意思是“兄弟”）团体关系密切，后者以城镇为基地。[6]这些人在战利品和宗教狂热的驱动下四处劫掠，因军事胜利而声名大噪，遂吸引了更多的加齐参加进来。其首领就是以战利品来笼络其追随者的。这时期突厥人的信仰非常粗糙，萨满教和伊斯兰教因素兼有，甚至并不刻意区分穆斯林和基督徒，故其军中也有基督徒。[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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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一世（Murad I，1362—1389年在位）统治后期出现了一支由皈依伊斯兰教的战俘组成的部队，这支部队归属于苏丹个人。这支新军就是禁卫军（janissaries/yeniçeri，本义就是“新军”）。他们是苏丹的私人部队，是苏丹的“奴仆”（kul）。禁卫军不同于普通的、分封制（蒂玛尔）下的骑兵（sipahis），后者是地方贵族的随从，只是在战时才参加苏丹组织的军队，其他时间属于自由民。不过，16世纪后蒂玛尔制度已经随着禁卫军的兴起而逐渐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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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卫军主要是通过“奴官制”征召的。简言之，这个制度就是帝国派官员定期到基督教地区，尤其是巴尔干地区，选拔一些身材和相貌优良的基督徒小男孩，把他们带到伊斯坦布尔后，使其皈依伊斯兰教，脱离与原家庭之关系，专心接受文化和军事教育。禁卫军的人数随时间而增加，16世纪晚期大概有2万人，到19世纪早期已经超过10万人（也有说法是几十万人，随着禁卫军的腐化，也包括很多非战斗人员）。1790年，在册的驻伊斯坦布尔的禁卫军有12 000人，能够参战的人员也就2 000人。[8]按规定，禁卫军战士在退役之前不得结婚，不过到后期这些规定就日益松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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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卫军在早期深得苏丹信任，被赋予了较大特权，以确保其对苏丹本人的忠诚。禁卫军的统领被称为阿加（agha），是帝国要员，有权参加御前会议，地位仅次于维齐尔（vizier，即大臣）。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维齐尔（相当于宰相）就是禁卫军出身。禁卫军以小连队的形式驻扎在城里的军营中，和平时期，禁卫军充当护城部队或消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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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丹总想确保禁卫军的忠诚，但历史上还是出现了多次禁卫军叛乱。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禁卫军威胁皇权的情况，应该是“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小时候。当时，他大概十一二岁，还是个王子，其父穆拉德二世（Murad II，1421—1444年在位）去征讨东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叛乱，让小穆罕默德留守。禁卫军趁就这个机会闹事，他们说自己的军饷太低了，让这个留守的小王子给他们涨工资，小穆罕默德妥协了。有学者指出，此事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后来禁卫军发动了更多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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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7世纪始，禁卫军日益卷入宫廷政治。当时，年轻的苏丹奥斯曼二世（Osman II，1618—1622年在位）责怪禁卫军败给了波兰军队，怀疑禁卫军效忠的是刚被推翻的上一任苏丹穆斯塔法一世（Mustafa I，1617—1618年、1622—1623年在位）。一年后，禁卫军杀死了奥斯曼二世，穆斯塔法一世复位。17世纪，奥斯曼帝国出现了后宫干政。太后柯塞姆（Kösem）把持朝政长达30年。在她晚年的时候，禁卫军和太监两个集团互相敌视。太监军团不支持柯塞姆，禁卫军则支持她。但是禁卫军远离皇宫。当她准备下手收拾太监的时候，太监先知道了消息。她只得躲了起来，但她有一块衣服露在外面，被太监发现了，太监们就把她拉出来给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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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7世纪，禁卫军名声都很差，可谓“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禁卫军因为与苏非教团的关系密切（下文详述），因而学会了各种艺术、手艺和制造业技术，但这也使得禁卫军与城里手工业行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自然会削弱其团结与战斗力，故禁卫军出现了多次战败。而驻扎在伊斯坦布尔之外的禁卫军，往往在后期就被当地社会所同化，比如在叙利亚、伊拉克、北非都出现过此类情况。到1730年的时候，由禁卫军领导的一场叛乱推翻了苏丹艾哈迈德三世（Ahmed III，1703—1730年在位）。在奥斯曼帝国的中后期，有很多苏丹在位时就被废黜，甚至被杀死，有些还是被残杀的。这些通常是禁卫军的叛乱和后宫乱政共同导致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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