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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波云诡谲的一切的发生又该如何历史地看待呢？起自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同时也是排斥传统的苏非教团的过程。在禁卫军时代，苏非教团与军队的关系是正常的、公开的，甚至可以说是有机的。那是当时社会的常态。但改革以后苏非教团被国家权力定为非法，不只是在帝国晚期，在共和国时代前期也是如此。这就使不能公开活动的苏非教团蒙上了更多神秘色彩，为各种阴谋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尽管在民主化之后，包括宗教社团这种现代苏非主义活动在内的各种宗教活动得以复苏，但是，一个现代的国家仍然是排斥它的。尤其是现代军队已经独立于宗教，而且土耳其军队被灌输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司法、警察、情报等权力部门也都应该是中立的国家机关，如果这些部门被国家之外的团体渗透，将是令人恐惧的。尤其是对军队的渗透，更是一种禁忌。但宗教社团依然在社会上蓬勃发展，并深得人心，政治权力与其之间的关系仍然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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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土耳其已经非常现代化，但是苏非主义的传统仍然是人们社会与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当代土耳其穆斯林对苏非主义的历史及其与当时的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有常识性认知的，不管是通过口头传说、大众媒体，还是通过普通的历史学习，这种知识的获得非常容易。这种知识成了他们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认知背景与参照。很可能，这是土耳其人能够轻易相信关于居兰运动的各种说法的历史性的社会—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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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不是死去的过往，它活在当下的物质与社会生活中，也活在人的头脑中。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幸运的，因为可以见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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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在这次政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挫败军人政变，其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很多人注意到了现代媒体包括新媒体——电视、网络、视频通话、推特、脸书等等——的角色。但是，他们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清真寺，这可是有1 000多年传统的“媒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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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建筑物，具有宗教、经济、教育甚至政治等多种功能。除了作为宗教活动、宗教教育的场所外，清真寺还是增强穆斯林情感和社会联系的场所。现代社会是隐私社会，非常强调营造安静、独立的生活环境，但清真寺的宣礼塔是可以合法安装扩音器的，每当礼拜之际，从那里传出的悠扬的唤礼声可以传至很远，就算很难被人听懂，也往往能勾起人的某种特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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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尔多安发出让民众上街阻挡军人的呼吁后，土耳其国家宗教局通知全国约9万座清真寺念诵传统阿拉伯语的赞词，以警示民众发生了大事，念完赞词之后清真寺又用土耳其语号召民众上街反对政变。那种被称“索俩”（sela）的古老赞词除了具有宗教功能之外，在遇到重大事件时念诵，还相当于“穆斯林的动员令”。土耳其有8 300多万人口，平均不到1 000人就拥有一座清真寺。当配备了扩音器的清真寺都参与到群众动员中来后，其在特定范围内的影响力将超过所有现代媒介。这次动员民众反击政变的过程，似乎也回答了一个学者的疑问：正发党政府为什么要建那么多清真寺？人们谈论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时，总是提到更多清真寺的兴建，正发党在执政期间兴建了成千上万的清真寺，包括土耳其最大的位于伊斯坦布尔亚洲一侧最高山顶（Çamlıca）的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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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民众响应政府号召，上街反对军人政变，其持续不断的集会延续了一段时间，足见土耳其人民对其来之不易的民主政治之珍视。从这个角度来看，2016年的“7·15”事件标志着土耳其的历史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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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www.yenicaggazetesi.com.tr/erdogandan-darbe-girisimi-sonrasi-ilk-aciklama-141961h.htm（获取于202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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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土耳其，关于居兰运动有多种叫法，如“社团”（cemaat）、“服务运动”（hizmet hareketi），而正发党政府为了打压它则称其为“平行国家”（paralel devlet）或“平行结构”。李智育：《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角看土耳其“居兰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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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钝：《长时段大历史的回归与当代史学家的使命》，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2016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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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阎步克编著：《波峰与波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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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阎步克编著：《波峰与波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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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üneşHasan,“Akhism（Ahilik） and Its Contribution on Child Educ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Vol.3,No.9,2012（May）,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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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avid Nicolle,Armies of the Ottoman Turks,1300—1774,London
:Reed Consumer Books Ltd,1998,p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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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avid Nicolle,Armies of the Ottoman Empire,1775-1820,London
:Reed Consumer Books Ltd,1998,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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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e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September 12 in Turkey
:Before and After,Ankara
:Ongun Kardeshler Printing House,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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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额尔古涅昆”，相传为蒙古人的起源地。此传说也流行于其他讲突厥语族语言的部族，据说此地为一山谷，系突厥人建立汗国之前长期被幽禁之处，后突厥人经铁匠熔山、灰狼带路逃出。19世纪后期以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重新解释和利用了这一传说，目的是鼓吹土耳其民族的复兴和独立。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这一神话被用于解释土耳其民族革命。由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代土耳其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喜欢使用这一名称。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误认其为“于都斤山”，特借此机会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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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Kemal H.Karpat,An Inquiry into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Nationalism in the Ottoman States
:From Social Estates to class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p.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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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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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意］马利亚苏塞·达瓦马尼：《宗教现象学》，高秉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7—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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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英］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姜智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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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贝克塔西教团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负责对那些通过“奴官制”进入奥斯曼官僚体系的基督教出身的青少年进行伊斯兰宗教教育。Ingvar Svanberg and David Westerlund,Islam Outside the Arab World,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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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Mahmut Akpınar,Dünİrtica Bugün Paralel,Istanbul
:Ufuk Yayınları,2014,pp.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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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ÖmerÜnalan,Cemaat Gerçeği ve AK Parti,Istanbul
:Öteki Adam Yayınları,2012,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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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Rachel Sharon-Krespin,“Fethullah Gülen’s Grand Ambition
:Turkey’s Islamist Danger”,Middle East Quarterly,Winter 2009,pp.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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