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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埃尔多安集团与居兰运动之间“友谊的小船”是怎么翻了的呢？根据公开资料，我们能够理出的还是一些不同的说法，不足以称之为“史实”。一种说法是居兰向埃尔多安建议司法和警察领域的任命名单，埃尔多安对此感到警觉，发现很多重要的岗位已经被居兰的追随者控制了，遂开始逐渐清除这些人，从而引发了双方的矛盾。2013年年中，土耳其发生“加齐公园事件”，有人称之为“土耳其之春”，这加深了埃尔多安的不安全感。2013年底，土耳其司法体系发起了针对埃尔多安政府高层的反腐行动，这是一起针对埃尔多安政府多位部长的腐败指控，其中牵涉到了埃尔多安的儿子。当时，传票都发出了，但诉讼最后被埃尔多安采取果断行动制止。这起司法事件使埃尔多安的声望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被认为是居兰控制的司法体系对埃尔多安的报复，现在被定性为居兰组织的反政府活动，是居兰追随者的构陷。此腐败案最终不了了之。不过，在2021年初，又有新政党的领导人旧事重提，称这个案件并没有结束，法院里的案宗在，但还没有审理。这被认为是对埃尔多安的挑战。在“7·15”未遂政变之前，除了及时制止腐败案调查，埃尔多安政府还宣布关闭那些居兰运动开办的高考补习学校。之后，正发党政府指控居兰运动涉嫌支持恐怖主义，拘押了《时代报》的编辑记者并关闭了该报，与居兰运动有关一些企业协会也被突袭。居兰的支持者则不断指责埃尔多安及其集团的腐败和独裁。原来正发党与居兰追随者共同打压军方的一些案子，也陆续被推翻，被拘押的军官们也陆续被释放，这些案子被埃尔多安政府说成是“居兰分子”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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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未遂军人政变发生后，隶属于土耳其总理的官方机构“境外土耳其人与亲属团体总会”（Yurtdışı Türkler ve Akraba Topluluklar Başkanlığı）发布了针对居兰运动的多语言官方声明。其中提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居兰恐怖组织”一直以教育与社会服务为幌子，渗透进军队、司法、安全与情报等政府机关，以及媒体和教育机构，表面上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身份，包括左派、右派、自由派或信徒，他们的目标是根据自己的信仰和思想，不择手段地攫取国家政权，改造世界。声明还说他们极善伪装，难以辨认，不但威胁土耳其，而且还对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和全人类都构成了威胁。声明将“居兰恐怖组织”与IS、博科圣地并列，号召全世界共同打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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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兰运动与埃尔多安集团曾为政治盟友，在正发党执政前半期，土耳其政府打压军方，也是政府与司法体系联合完成的。当前发生的事件，或许可以被看成是共同敌人被清除之后两个曾经的盟友的角力。目前大多数分析都有某种“阴谋论”色彩，尤其是土耳其政府和居兰的支持者各执一词，政府现在将居兰运动描画成支持恐怖主义的组织，说它是“平行国家”，居兰的支持者将矛头更是直接对准了埃尔多安，说他是个腐败的独裁者。“7·15”政变发生后，埃尔多安第一时间就说是居兰的追随者发动了政变，在很短时间逮捕了大量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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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失败后，土耳其发生了主要针对居兰运动的清洗，大量人员被抓捕或解雇，政府在宣传上也大肆攻击居兰。有外媒认为这是当权者借机收拾反对派。政治清洗甚至波及居兰在埃尔祖鲁姆（Erzurum）的老家考荣居克（Koruncuk）。从电视播出的画面看，居兰的老家还是个偏僻落后的乡镇。居兰的侄子被带到安卡拉质问，以居兰父亲名字命名的当地清真寺（Ramiz Efendi Camii）被摘牌，居兰的故居差点被纵火，现在当地居民都不愿意讨论他……在居兰成为现政府的对头之前，土耳其很多人公开对其表达敬重，包括现任的土耳其领导人也曾经如此。如今人们已经不想提到他，也可能是形势使然。对一个人的评价和记忆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原来可以如此复杂多变，还好现在不是古代，不会仅仅留下一种声音，多元的声音或许有利于未来的历史研究者“还历史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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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波云诡谲的一切的发生又该如何历史地看待呢？起自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同时也是排斥传统的苏非教团的过程。在禁卫军时代，苏非教团与军队的关系是正常的、公开的，甚至可以说是有机的。那是当时社会的常态。但改革以后苏非教团被国家权力定为非法，不只是在帝国晚期，在共和国时代前期也是如此。这就使不能公开活动的苏非教团蒙上了更多神秘色彩，为各种阴谋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尽管在民主化之后，包括宗教社团这种现代苏非主义活动在内的各种宗教活动得以复苏，但是，一个现代的国家仍然是排斥它的。尤其是现代军队已经独立于宗教，而且土耳其军队被灌输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司法、警察、情报等权力部门也都应该是中立的国家机关，如果这些部门被国家之外的团体渗透，将是令人恐惧的。尤其是对军队的渗透，更是一种禁忌。但宗教社团依然在社会上蓬勃发展，并深得人心，政治权力与其之间的关系仍然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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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土耳其已经非常现代化，但是苏非主义的传统仍然是人们社会与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当代土耳其穆斯林对苏非主义的历史及其与当时的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有常识性认知的，不管是通过口头传说、大众媒体，还是通过普通的历史学习，这种知识的获得非常容易。这种知识成了他们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认知背景与参照。很可能，这是土耳其人能够轻易相信关于居兰运动的各种说法的历史性的社会—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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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不是死去的过往，它活在当下的物质与社会生活中，也活在人的头脑中。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幸运的，因为可以见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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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在这次政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挫败军人政变，其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很多人注意到了现代媒体包括新媒体——电视、网络、视频通话、推特、脸书等等——的角色。但是，他们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清真寺，这可是有1 000多年传统的“媒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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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建筑物，具有宗教、经济、教育甚至政治等多种功能。除了作为宗教活动、宗教教育的场所外，清真寺还是增强穆斯林情感和社会联系的场所。现代社会是隐私社会，非常强调营造安静、独立的生活环境，但清真寺的宣礼塔是可以合法安装扩音器的，每当礼拜之际，从那里传出的悠扬的唤礼声可以传至很远，就算很难被人听懂，也往往能勾起人的某种特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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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尔多安发出让民众上街阻挡军人的呼吁后，土耳其国家宗教局通知全国约9万座清真寺念诵传统阿拉伯语的赞词，以警示民众发生了大事，念完赞词之后清真寺又用土耳其语号召民众上街反对政变。那种被称“索俩”（sela）的古老赞词除了具有宗教功能之外，在遇到重大事件时念诵，还相当于“穆斯林的动员令”。土耳其有8 300多万人口，平均不到1 000人就拥有一座清真寺。当配备了扩音器的清真寺都参与到群众动员中来后，其在特定范围内的影响力将超过所有现代媒介。这次动员民众反击政变的过程，似乎也回答了一个学者的疑问：正发党政府为什么要建那么多清真寺？人们谈论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时，总是提到更多清真寺的兴建，正发党在执政期间兴建了成千上万的清真寺，包括土耳其最大的位于伊斯坦布尔亚洲一侧最高山顶（Çamlıca）的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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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民众响应政府号召，上街反对军人政变，其持续不断的集会延续了一段时间，足见土耳其人民对其来之不易的民主政治之珍视。从这个角度来看，2016年的“7·15”事件标志着土耳其的历史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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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www.yenicaggazetesi.com.tr/erdogandan-darbe-girisimi-sonrasi-ilk-aciklama-141961h.htm（获取于202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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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土耳其，关于居兰运动有多种叫法，如“社团”（cemaat）、“服务运动”（hizmet hareketi），而正发党政府为了打压它则称其为“平行国家”（paralel devlet）或“平行结构”。李智育：《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角看土耳其“居兰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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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钝：《长时段大历史的回归与当代史学家的使命》，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2016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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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阎步克编著：《波峰与波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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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阎步克编著：《波峰与波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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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üneşHasan,“Akhism（Ahilik） and Its Contribution on Child Educ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Vol.3,No.9,2012（May）,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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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avid Nicolle,Armies of the Ottoman Turks,1300—1774,London
:Reed Consumer Books Ltd,1998,p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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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avid Nicolle,Armies of the Ottoman Empire,1775-1820,London
:Reed Consumer Books Ltd,1998,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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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e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September 12 in Turkey
:Before and After,Ankara
:Ongun Kardeshler Printing House,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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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额尔古涅昆”，相传为蒙古人的起源地。此传说也流行于其他讲突厥语族语言的部族，据说此地为一山谷，系突厥人建立汗国之前长期被幽禁之处，后突厥人经铁匠熔山、灰狼带路逃出。19世纪后期以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重新解释和利用了这一传说，目的是鼓吹土耳其民族的复兴和独立。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这一神话被用于解释土耳其民族革命。由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代土耳其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喜欢使用这一名称。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误认其为“于都斤山”，特借此机会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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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Kemal H.Karpat,An Inquiry into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Nationalism in the Ottoman States
:From Social Estates to class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p.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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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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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意］马利亚苏塞·达瓦马尼：《宗教现象学》，高秉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7—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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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英］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姜智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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