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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e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September 12 in Turkey
:Before and After,Ankara
:Ongun Kardeshler Printing House,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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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额尔古涅昆”，相传为蒙古人的起源地。此传说也流行于其他讲突厥语族语言的部族，据说此地为一山谷，系突厥人建立汗国之前长期被幽禁之处，后突厥人经铁匠熔山、灰狼带路逃出。19世纪后期以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重新解释和利用了这一传说，目的是鼓吹土耳其民族的复兴和独立。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这一神话被用于解释土耳其民族革命。由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代土耳其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喜欢使用这一名称。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误认其为“于都斤山”，特借此机会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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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Kemal H.Karpat,An Inquiry into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Nationalism in the Ottoman States
:From Social Estates to class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p.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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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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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意］马利亚苏塞·达瓦马尼：《宗教现象学》，高秉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7—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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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英］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姜智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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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贝克塔西教团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负责对那些通过“奴官制”进入奥斯曼官僚体系的基督教出身的青少年进行伊斯兰宗教教育。Ingvar Svanberg and David Westerlund,Islam Outside the Arab World,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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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Mahmut Akpınar,Dünİrtica Bugün Paralel,Istanbul
:Ufuk Yayınları,2014,pp.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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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ÖmerÜnalan,Cemaat Gerçeği ve AK Parti,Istanbul
:Öteki Adam Yayınları,2012,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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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Rachel Sharon-Krespin,“Fethullah Gülen’s Grand Ambition
:Turkey’s Islamist Danger”,Middle East Quarterly,Winter 2009,pp.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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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https://www.ytb.gov.tr/uploads/darbe.pdf（获取于2021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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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十一章圣索菲亚：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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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土耳其的圣索菲亚博物馆［土耳其人一般称之为阿亚索菲亚（Ayasofya）］被改回清真寺的消息引发了一轮比较大的世界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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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一般是被放在埃尔多安的政治策略这个框架下来解读的。由于在2019年的地方选举中，正发党失分较多，尤其是共和人民党拿下了伊斯坦布尔；在颇有争议的重新投票中，正发党败得更惨；随后出现的经济下滑和当前的新冠病毒疫情的多重影响，以及前正发党大佬组建新政党，[1]都使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及其盟友（民族行动党）感到压力巨大。因而，一般的舆论认为，挑动和利用圣索菲亚这个宗教—政治议题，是埃尔多安在为提前大选做准备，目的是争取或挽回保守阵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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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当然有其合理性。简言之，圣索菲亚博物馆这个时候被高调地改回清真寺，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土耳其内政的需要，是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的政治把戏。还有一种分析是从土耳其的世俗化和伊斯兰化这一视角展开的，把此次事件视为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国家路线的“逆流”，是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进一步伊斯兰化的表征。人们在讨论这类问题的时候，总是过于关注土耳其的现代化和世俗化问题，可能也是一些论者基于自身处境的心理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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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讨论圣索菲亚的相关问题，不能忘记土耳其日益强调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忆这一事实。在这里，我主要关注的不是当下土耳其的政治问题，而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围绕圣索菲亚之身份的“记忆与遗忘”这个主题，最终会落到对新奥斯曼主义这个问题的认知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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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服者”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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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个人来说，一提起圣索菲亚，首先想到的还是2005年7月第一次造访伊斯坦布尔的时光，当时我当然也参观了圣索菲亚。但在那时候，作为一个普通的访客，我脑海里有的只是圣索菲亚大教堂。陪同我去的是好朋友H，参观圣索菲亚的时候，我记得她很自然地称之为cami（清真寺，来自阿拉伯语），不是博物馆，也不是教堂。H是一个比较虔诚的土耳其穆斯林，也是她在我的知识结构中第一次普及了一些关于伊斯兰教和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内容，尤其是“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丰功伟绩。我还记得她给我描述穆罕默德二世是如何尊重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给予被征服者宽赦，尤其是命令不得破坏圣索菲亚大教堂原先的基督教艺术，并命人使用特殊材料将其覆盖上，因而我们才能在当代重睹其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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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这样一个研究土耳其共和国历史的人来说，那些有关奥斯曼帝国早期的历史既不熟悉，更无从考证。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来说，我想，东西方可能各自站在一个极端，一端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坚持的宽容与和平的叙事，另一端则是欧洲—基督徒坚持的劫掠、杀戮与残忍的叙事（这种叙述非常之多）。真相应该是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吧。毕竟，穆罕默德二世很快就把都城从西边的埃迪尔内迁到了君士坦丁堡，所以，要是在这里进行巨大破坏，对自己应该也没有什么好处。而按照当时的战争规则，如果不是依约投降，那么，胜利者确有掠夺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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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我多次造访伊斯坦布尔，也多次参观圣索菲亚，留下的印象大多非常淡薄，似乎都是一些不值得再重复的死知识，我也没有被前文曾提到过的那些古代建筑、艺术震撼到，这可能主要是因为自己既不信教，也不研究古代史。这些留在地上的古代遗迹，对我而言，都属于历史记忆或纪念。它们貌似代表着逝去的历史，但实则又和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只有当这种联系发生时，我的兴趣才会被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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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世界性的多文明交会之地，才会围绕历史遗产、记忆或纪念出现具有大是大非性质的争议。平常看新闻时，其实不难发现这种事，比如印度就经常出现神庙之争，像是阿瑜陀罗摩诞生地神庙之争，绵延百余年，导致数千人死亡。最近几年，我常常翻阅两本关于城市的厚书——《耶路撒冷三千年》和《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这两本书并非严谨枯燥的学术著作，而是由较为专业的人士写的畅销书。比较起来，耶路撒冷的敏感性、政治性其实远远大于伊斯坦布尔。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就引发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各伊斯兰国家非常激烈的抗议，其中最激烈者之一就是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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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或建筑物成为现实政治争议的焦点，古往今来并不少见。这里可能也有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比如所谓的历史记忆之争，简单来说就是，现实政治希望彰显什么，也就会希望和操控人们记住或纪念什么。但历史久远的东西，承载的记忆往往是多样的，若欲彰显某一种，就必然会打压或抹杀其他的，这就引发了所谓的历史记忆之争。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来看，与记忆紧密相关的就是遗忘，打压或抹杀就是造成遗忘的原因之一。那么，在这个角度上看，圣索菲亚博物馆最近被土耳其改回清真寺，其实就是围绕这座著名宗教建筑物产生的有关记忆和遗忘的政治争议的历史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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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伊斯坦布尔三城记》在叙述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后的情况时有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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