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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清真寺的理由，应该主要不是来自宗教本身，因为有人计算过，伊斯坦布尔根本就不缺清真寺，圣索菲亚博物馆对面的蓝色清真寺根本没有多少人去做礼拜。所以，其理由依然是政治的，或者具体说是利用宗教情感和历史记忆的政治操作。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来说，恢复清真寺代表的就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所欲保留的那个历史记忆，也就是土耳其/穆斯林相对于西方/基督徒的胜利。在当代，对这种胜利的招魂和纪念，迎合着宗教—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也被其操控。埃尔多安是最擅长把自身的政治行为嫁接到帝国记忆之中的演讲高手，他在2020年5月29日的“征服纪念日”讲话中说：“我们要留下一个让我们的祖先法提赫（Fatih，即穆罕默德二世）满意的土耳其。”这就是他惯常的对宗教的、帝国的历史记忆的强调、突出和利用。虽然很难说这种宗教—民族主义的政治操控最终能有多大效果，但它毕竟是一张可以打的牌，而且，埃尔多安手里的牌也不多了，甚至有土耳其人说，这是他能对世俗主义开的“最后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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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为意识形态的世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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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清真寺的诉求步步紧逼直至取得今天的“胜利”，也反映出土耳其在凯末尔之后的历史性变化。如果说有主流民意，光看一看民调数据就能明白，据说超过70%的土耳其人支持把圣索菲亚博物馆变成清真寺。而在今天土耳其的舆论环境下，公开表达反对之声也越来越不容易，当然，外国人是例外（但外界的反对之声，或许恰恰是土耳其国内政治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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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出现类似的事情，一般的分析总喜欢从世俗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来讨论。似乎只要是跟穆斯林的宗教符号有关的东西，都可以被任意地打上伊斯兰主义的标签，而后就被认定为“倒行逆施”。凯末尔和埃尔多安往往被放在两个极端上看待，前者是世俗的、进步的、开明的，后者是宗教化的、倒退的、反动的。殊不知，在土耳其，大部分人并不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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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么说不是想否定凯末尔主义，更不是要赞美“埃尔多安主义”，而是希望强调相关问题的复杂性。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宗教复兴运动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的世俗化理论已经被很多社会科学家认为是成问题的。阐述世俗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当代美国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Ludwig Berger，1929—2017）在1999年时说：“由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宽松地标签为‘世俗化理论’的所有著述，在本质上都是错误的。”[7]对凯末尔主义及其世俗主义的批判，在今天的土耳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只是伊斯兰主义批判凯末尔主义，更重要的是还有后现代主义，而伊斯兰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往往也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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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模式是其西方化或学习法国的结果。不过，笔者认为，这可能过分强调了它的西方性或法国性；实际上，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制、更早的先知及四大哈里发之后的哈里发制，都是有世俗特性的体制，是世俗统治者把宗教势力纳入体制进行管理的一种安排。这正是伊斯兰激进派一直批判的，在他们看来，过去的哈里发国家不是理想的伊斯兰国家，现在的这些伊斯兰国家更不是，都是世俗统治者在利用和控制伊斯兰教，为的是强化自身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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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共和国表面上模仿了法国模式，但其实，土耳其的模式并不是简单模仿，它同时也是奥斯曼体制的延续，甚至是整个逊尼派哈里发体系的延续，所不同的，就是革了旧政权的命，废除了苏丹和哈里发制度，走向了共和制。同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改变了，由宗教的变成了世俗的，宗教不是没有了，而是被尽可能地从公共领域中清除掉了，换上了共和国的那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但对宗教的控制和利用没有变。此外，在民间，宗教沦为私人性的了，限于个人的私德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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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帝国末期的西式学校尤其是军校培养出来的世俗主义少壮派夺取了权力，而这些新派人士把这个夺权过程说成是进步主义的、现代主义的，这就遮蔽了权力斗争和“阶级/阶层斗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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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信这套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来说，当然没有问题，革命总是要塑造自身的神圣性，否则，只有权力斗争的话，就显得有些丑陋了。当然，大部分人经过现代教育和意识形态洗礼之后，就是相信这套东西的，毕竟这套东西背后有一个压倒性的被建构出来的西方现代社会与世俗文明，从而，新政权和旧政权就必然被说成从头到脚都是不同的，而旧政权肯定是落后的、腐朽的、封建的、皇权的……共和国就是初升的太阳，是先进的、进步的、开明的、为了人民或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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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革命派也把很多旧的东西改了个新潮的名字，继续用着。在这个过程中，世俗主义就成了一种进步的东西，一种美好的东西，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维护新政权的利益与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当然，有些东西确实是新的，比如共和制以及西方舶来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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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政权不满的人，开始的时候还有各种不服与反叛之举，但很快就被镇压或者收服了。那些不低头的人，也只能转入地下，或待在监狱里。随着凯末尔去世，政治走向多元化，原先被打压和边缘化的东西自然就会出来。但是，凯末尔主义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塑造了一个新的阶层，而这个阶层是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拥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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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政治开放之后，那些对现实不满的人及其后代，也拥有了新的政治空间，并且能够把旧的武器（比如伊斯兰教）拿起来，然后结合新的工具进行斗争，而新的工具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自由主义、左翼思想，同时也有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这些东西都是很对批判现实者的胃口的，也就是说，能够批判世俗主义者所代表的那个巨大的垄断利益集团。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和政客们不断揭露这个集团搞政治专制、经济垄断的本质，然后就戳穿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与空洞，说它背离了本民族的最重要的真正的价值（也就是伊斯兰教），也伤害了民族性。说到底，在一个99%的人口是都是穆斯林的国家与社会，如何安放与宗教/信仰有关的精神和灵魂？凯末尔主义的激进世俗主义肯定不是长久之计。这是土耳其围绕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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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背后是什么呢？当然是被旧体制边缘化的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时代的私有经济发展起来后，被称为“安纳托利亚小虎”的新中产阶层崛起，要寻求政治权力。所以，这里面有阶层斗争、利益斗争的因素。但斗争是全面的，也包括了意识形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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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个新阶层及其盟友赢得了政权，这就是埃尔多安和他领导的正发党政府，他们代表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式的土耳其道路。但这一派人成长和发展的环境，还是一个建立在凯末尔主义基础上的土耳其，还有世俗主义的制衡，所以，凯末尔主义及其主张的世俗主义仍然是他们活动的大框架。土耳其还没有形成稳定成熟的两党制，但各政党之间的分歧缩小了，尤其是在对待伊斯兰传统和文化方面，激进世俗主义越来越没有市场了。传统的世俗与宗教之争，其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在意识形态上，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整体上还是温和的，是很实用主义的，我们还看不出土耳其走伊朗那种教权国家道路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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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上述意义上，圣索菲亚博物馆被改成清真寺，虽然可以部分地被视为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动作，但很难被直接说成是世俗主义的倒退。也就是说，它和宗教本身的关系并不太大，更多的是现实政治对帝国历史记忆的操控，目的是服务于当下土耳其国内的权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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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内政，博物馆改为清真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外界，尤其是西方，对当下土耳其这个执政集团的印象必然会更加负面。加上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叙利亚、利比亚、东地中海和难民危机等问题上表现出日益强硬和进取的姿态，其与欧洲国家之间的龃龉只会不断增加。但这主要不是什么“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地缘政治的问题，也是反抗西方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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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耳其有近百个政党。新近成立的政党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土耳其前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于2019年底成立的未来党（GP），以及2020年3月由前副总理阿里·巴巴詹创建的民主进步党（D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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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贝塔妮·休斯：《伊斯坦布尔三城记》，黄煜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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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经人”（ahl al-kitāb）在伊斯兰教中主要是指基督徒和犹太教徒这样的拥有《圣经》的一神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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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约翰·达尔文：《帖木儿之后：欧亚帝国六百年权力竞逐》，黄中宪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第i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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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ttps://www.worldbulletin.net/islamic-world/how-was-the-hagia-sofia-transformed-into-a-museum-h123539.html（获取于2021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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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C.Başvekalet Kararlar Müdürlüğü,Sayı:2/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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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彼得·伯格等著：《世界的非世俗化》，李骏康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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