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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党人是具有坚定西化倾向的现代主义精英。他们认为，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一种先进（现代）文明，那就是欧洲文明，土耳其人要想生存和实现进步，就必须全面地学习西方与改革自我，采纳欧洲文明，建成一个世俗国家；同时要否定并切断土耳其人与中东—伊斯兰世界在制度和精神方面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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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之前的土耳其执行的基本上是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的外交策略。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面临来自西方的质疑和猜忌，尤其是苏俄曾大力支持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土耳其在当时只能采取孤立主义策略。凯末尔意识到，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新土耳其是多么重要。1931年，他提出了著名的“国内和平、国际和平”（“Yurtta sulh，cihanda sulh”）的政策原则，实际上，至今土耳其也未背离这一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奉行中立政策，直到大战快结束，才审时度势加入同盟国阵营。在冷战格局下，土耳其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军事力量南下的前哨。土耳其全面接受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获得了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执行的是亲美、亲西方的外交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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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导土耳其外交的是军方和外交部，这两个部门主要由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控制。这些精英认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的唯一选择就是与西方结盟。推动凯末尔党人与西方结盟的重要因素是传统的亲西方定位和持续的国内外威胁。冷战期间，土耳其政府认为，其内部威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库尔德民族主义、政治伊斯兰和左翼激进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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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主义统治精英主导下的土耳其对外战略，似乎非常简单：“自从凯末尔将土耳其领进现代世界，这个国家就偏向西方。他赶跑了苏丹，采用拉丁字母，废除了穆斯林哈里发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在1952年加入了北约，支持西方对抗苏联的政策，渴望融入欧洲事务之中。像美国一样，土耳其也一贯支持以色列。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土耳其忽视了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其中大多数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1]比如，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土耳其与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呈现如下特征：（1）土耳其避免介入阿拉伯国家之间、阿以之间的纠纷，以及两伊战争这样的地区冲突；（2）历届政府较为成功地保持着与阿拉伯国家、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友好但并不亲近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因为边境省份哈塔伊的归属问题而不睦）；（3）除了在1955年加入《巴格达条约》外，土耳其对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持不积极的、低调的姿态；（4）土耳其是当时唯一一个承认以色列的伊斯兰国家。[2]由世俗—民族主义的政、商、军、官、学精英集团主导的土耳其国家战略定位，只是到了图尔古特·厄扎尔时代才正式地受到挑战。厄扎尔的时代，既是土内政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对外战略调整的过渡时期。尤其在厄扎尔担任总统期间，正赶上冷战结束以及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爆发，世界和地区局势的剧变，为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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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政的角度来说，厄扎尔是土耳其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国家元首。他的上台标志着，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过程中，土耳其的社会阶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厄扎尔时代的土耳其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造就了一个平民崛起的时代。由于参与全球化的世界分工，新的中产阶层在土耳其得到成长，正是他们借助已经比较成熟的土耳其民主政治机制，将厄扎尔推上了领导地位。也可以说，厄扎尔所代表的正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土耳其备受压抑的、被边缘化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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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方面，厄扎尔改变原有的政策，谨慎地探索、寻找新的可替代性选择，加强多边合作。厄扎尔寻求的，是土耳其能从对西方的依附性关系转变为与西方建立相互依赖的合作机制的可能性，并加强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包括伊朗的关系，强调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köprü）作用。厄扎尔领导的土耳其执行的是多元化的多边外交战略，坚持东西方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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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扎尔特别重视土耳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在领导土耳其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的同时，厄扎尔强调传统价值观，更加重视中东—伊斯兰世界。厄扎尔的目标，是把土耳其变成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这一时期，土耳其积极地调停巴以冲突；在两伊战争中，土耳其持“积极中立”的态度，从两方面大量获益；土耳其还积极参加伊斯兰组织，并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支持；厄扎尔鼓励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在东欧、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加强宗教活动；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厄扎尔批评了北约对待伊斯兰教的立场，并强调自身独特的价值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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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西方的关系上，厄扎尔更加强调土耳其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为了提高土耳其在与西方讨价还价中的地位，厄扎尔谋求改变和提升土耳其在西方联盟中的角色，他强调，土耳其应同时与美国和欧共体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其中的一方。在加入欧共体的问题上，厄扎尔并未将完全成员国地位作为最终目标，这是其与传统凯末尔主义精英的不同。厄扎尔主要是将欧共体视为土耳其的一个经济机遇。他其实很清楚，欧洲国家对土耳其有宗教和历史的偏见。厄扎尔也改变了与美国关系中过于强调军事方面的倾向，力图使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实现多元化，更加强调经济、自由贸易和科技合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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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以这么多笔墨写厄扎尔时代的战略转型，并非是厚古薄今，而是基于一个判断，即过去20年来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发党，除了在行事风格上，并没有创造多少全新的事物，他们更多的是继承和执行了厄扎尔的路线。不了解厄扎尔时代，就很难深刻地认识埃尔多安主义[4]的土耳其及其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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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达武特奥卢：“战略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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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将20世纪定义为“短暂的世纪”，即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延迟的开始，以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提前结束。[5]按照这一逻辑，21世纪的开端也就是“后冷战”时代的开始。从土耳其的角度看，“后冷战”时代有如下几个特点：（1）从东西方的冲突转变为南北问题；（2）民族与宗教问题成为新世纪冲突的核心因素；（3）世俗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冲突具有特殊地位；（4）两极世界转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在单极格局下，中等力量将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自主性，对土耳其来说，就是要真正地开始从“消极中立”转变为一个积极的地区性角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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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厄扎尔在总统任上去世，厄扎尔时代开辟的内外战略新路线一度停止，凯末尔主义者重获权力，他们放弃了在中东地区的“平衡外交政策”，从伊斯兰世界退缩，并与以色列建立起战略的、政治—经济的合作关系，在地区事务中重新回归到过去的那种亲西方路线。也就是说，后厄扎尔时代的土耳其短暂地回归了传统凯末尔主义时代在地区层面上的孤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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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回归。厄扎尔时代留下的重要遗产被正发党政府继承与发扬，并被更为系统地表述为当代土耳其的对外战略主张。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了解一个人，他就是土耳其的“基辛格式的外交家”、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外交部长（2009—2014）、总理（2014—2016）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达武特奥卢生于1959年，受过良好的教育，本是一名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教授。2008年，笔者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听他发言，他对于土耳其未来的思考学理性很强，有深远的历史视野，其为人则是温文尔雅。达武特奥卢的理论建树不少，著述颇多，在国际学界影响很大。2002年正发党上台执政后，达武特奥卢曾长期担任首席外交顾问。2009年他被时任总理埃尔多安任命为外交部长。2014年8月，埃尔多安当选为土耳其第一位民选总统，达武特奥卢顺势接任总理，成为埃尔多安的继任者。达武特奥卢说过，他非常赞赏厄扎尔及其时代，认为厄扎尔是一个有见解、有长远目光的人；他强调，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中应该注意总结厄扎尔时代的经验与教训，重新发挥调停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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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武特奥卢可谓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他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著作——《战略纵深》（Stratejik Derinlik）[7]，该书虽然不是专门为正发党而写，但其为土耳其的外交战略规划的新路线图恰好赶上了正发党时代。达武特奥卢认为，土耳其共和国长期以来否定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与遗产，以及土耳其与邻国之间的文化和文明联系；因此，安卡拉将自身与其周边世界孤立起来了。但是，那里仍然有一个世界等待着土耳其去发现和接触，而要这么做之前，土耳其首先必须转变思维，也就是土耳其需要更加独立、自主且自信，改变过去那种“危机驱动型外交”。这一战略思维的转变，伴随着正发党在2002年上台而开始。塔石珀纳尔（Ömer Taşpınar）称这一转变是从“凯末尔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新奥斯曼主义，就是把土耳其界定为一个与其自身的穆斯林身份能够和平相处的、‘拥有伟大感和自信’的国家。”[8]“战略纵深”意味着要加强土耳其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达武特奥卢说：“土耳其与西方传统上的紧密关系，代表的是一种疏离过程”；“自奥斯曼帝国末期以来，穆斯林一直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正发党就是要纠正这一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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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武特奥卢是一个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和战略家。根据达武特奥卢的看法，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学术，而且还影响了他们的政治；或许，这在一段时期内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西方确实曾经是历史的主要发动机，“但是，在一个中国已经逐渐崛起的时代，你再也不能用全然西方的范式来考虑世界了”。达武特奥卢主张，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可分享的全球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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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曾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无所适从的、身份撕裂的国家（torn country），[10]而达武特奥卢认为，这恰恰是土耳其的优势，因为，它可以“讲两种文明的语言”，可以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德黑兰和华盛顿同时对话，由此，土耳其就是中东、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的一个有效的仲裁者与和平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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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武特奥卢为土耳其新的对外战略设定了五个基本原则：（1）强调民主制度与国家安全是相互促进的，民主制是土耳其拥有的软实力；（2）与邻国的“零问题政策”（komşularla sıfır sorun politikası）；（3）不仅与邻近地区发展关系，还要与更远的地区发展关系；（4）坚持多维度的外交政策，强调互补性而非竞争；（5）实践有节奏的外交，即强调对重要国际组织及其活动的参与，并在其中建立和强化土耳其的影响力，比如对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参与，介入伊核问题、阿以问题等。关于土耳其对中东的政策，达武特奥卢强调了四个基本原则：安全第一，强调对话，经济共荣，文化并存与多样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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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武特奥卢认为，当前世界正处于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时代，人力资源和金融的流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但同时，流动性的增强也使得文化的边界日益明显，各种边界在土耳其这里交会。在此情况下，土耳其必须找到自己的空间定位。达武特奥卢提出的定位是，土耳其必须成为一个“积极的角色”：一方面是自保，另一方面是要把上述空间条件充分考虑到。达武特奥卢强调，地缘政治既与内政密切相关，也与一些不可或缺的价值有关。土耳其的潜力在于用多元文明的软实力沟通欧盟与中东，这种实力是土耳其独有的，且土耳其必须使用这种实力促成未来合作之可能。当然，土耳其在其中也面临很多问题，包括长期和短期的。总之，21世纪是土耳其对外战略重新定位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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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尽管强调正发党时代与厄扎尔时代的延续性，但也不能否认，正发党时代也有其创新之处，这主要还不是指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实际上这个词在厄扎尔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更为重要的是，土耳其开始突破过去的边疆国家和厄扎尔时代的桥梁国家的定位，欲成为一个汇聚多方资源和优势的枢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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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武特奥卢强调说，21世纪的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枢纽国家。达武特奥卢指出，冷战之前与之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冷战期间的全球关系网地图上，土耳其被看成一个边疆国家，作为北约成员国，它是西方阵营遏制苏联阵营的南大门；冷战结束后，土耳其主要被看成一个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土耳其追求新的国家定位，逐渐成为一个枢纽国家，因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多区域的身份，它是一个不能从某个单一区域的角度来界定的国家，既是欧洲又是亚洲国家，同时又通过东地中海接近非洲，具有可在几个区域同时发挥影响力的能力，故可以被界定为一个枢纽国家，而不能仅仅被视为一个沟通两端的桥梁国家或者边疆国家。另外，达武特奥卢指出，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也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枢纽国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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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武特奥卢总结说，作为一个同时存在于中东、巴尔干、高加索、中亚、里海、地中海、波斯湾以及黑海的国家，土耳其应该抛弃其作为边疆国家的自我定位，并追求一个新的地位——不仅为自己，还要为邻近（周边）地区提供安全与稳定。也就是说，土耳其应该确保自身的安全与稳定，并通过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来为其所处地区提供秩序、稳定与安全。达武特奥卢指出，自2002年以来，土耳其就已经开始在这样的一个新视野的基础上建构其对外战略，在他看来，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就在于能否恰当地运用其独特的地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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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耳其的周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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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发党上台后，土耳其的外交呈现“向东转”、东西并重、多元平衡的特点，这实际上接续的是厄扎尔时代的传统。不同的是，在正发党时代，土耳其综合国力更强了，表现也更为积极和自信了，尤其是更加积极地参与地区秩序的构建。如我们在前文所言，2003年美国再次入侵伊拉克，萨达姆倒台，伊拉克成为一个什叶派占主导的、亲伊朗的国家，一个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带”出现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土耳其被某些人推崇为一个“模式”。土耳其自身也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桥梁国家，而是要成为一个地缘战略意义上的枢纽国家。这个时期，土耳其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比如，在2007年开始推行其所谓的“与邻国零问题政策”，旨在通过维持周边地区的稳定，来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上一节讨论的2009年达沃斯论坛上埃尔多安“发飙”的情况。下面，让我们来简要看看正发党时代土耳其与周边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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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俄罗斯的关系。历史上深受帝俄戕害的国家，都留有很深的“恐俄症”，土耳其亦然。奥斯曼帝国与帝俄的多次“俄土战争”，绝大多数是土耳其人战败，他们失去了克里米亚、巴尔干和高加索的大片领土，人员损失惨重，土耳其历史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阵亡将士是在抵抗帝俄的过程中牺牲的。土耳其人长期相信，俄国的终极目标是夺取君士坦丁堡，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这种心态一直让土对俄深怀戒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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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苏联要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军事基地，这成为土耳其倒向西方阵营、加入北约的直接原因。当然，这不是说土俄没有建立过友好关系。历史的经验是，每当土耳其和西方的关系紧张时，土耳其就会以改善与俄关系作为平衡，这是土耳其惯用的手法。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在凯末尔带领下进行民族独立运动期间，它面对的是协约国及其代理人的瓜分阴谋，而苏俄曾基于自身的利益支持土耳其人。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继续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从苏联得到了不少援助，这被后人称为“列宁—凯末尔同盟”。即使是以亲美著称的曼德列斯，在20世纪50年代末美土关系恶化之时，也一度转向苏联，与赫鲁晓夫达成领导人互访的意向，只是因为曼德列斯很快被军人推翻，访问才没有成行。但整体看，冷战期间的土苏关系还是从属于两大阵营的格局，土耳其是美国盟友，是遏制苏联的重要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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