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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土耳其和伊拉克并非没有共识，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库尔德问题。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土耳其在遏制库尔德人的独立倾向方面有共同利益。最初，土耳其利用伊拉克库区在地缘上相对孤立的局面，积极开展同它的外交，从而与它达成了多项谅解，双方建立起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也便利了土耳其军方多次进入伊拉克北部进行跨境反恐，[13]土耳其也成为伊拉克库区经济和外交的重要出口。但是，2017年9月伊拉克库尔德人举行了独立公投，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库尔德人支持库尔德自治区独立，这对伊拉克中央政府以及土耳其、伊朗等邻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都强烈反对此次公投。土耳其和伊朗主要是担心本国库尔德人会效仿。为制裁库区，伊拉克中央政府联合土耳其、伊朗等采取了一系列惩罚措施，包括禁止国际航班直接起降库区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两大机场，土耳其积极参与了对伊拉克库区的封锁。[14]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2017年10月25日访问了土耳其，协调彼此立场。双方表示反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独立公投，强调将维护伊拉克领土完整。之后，我们知道，伊拉克库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回到宪法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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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欧盟的关系。奥斯曼帝国曾两次兵临维也纳城下，长期统治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给欧洲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是欧洲的梦魇。奥斯曼帝国衰落后，又长期以欧洲为榜样，进行了西方化的改革。但奥斯曼帝国始终是欧洲人的东方问题，直到“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被彻底肢解，这一恩怨才算告一段落。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彻底捐弃前嫌或忘记过去。欧洲人尤其是东欧人和巴尔干人长期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没有什么好印象，现在也没有大的改观。欧洲和土耳其之间，不只是经济和政治的问题，也是文化和历史记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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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不只是中东国家，其地跨欧亚的特殊位置也使其成为欧盟的邻国。加入欧盟是土长期奉行的一项战略，尽管欧盟曾经提出过“特殊成员国”的选项，但土耳其人并没有认领它。对土耳其内政来说，寻求加入欧盟会带来强势的外部制约，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不可能说什么独立自主和主权完整，它必须按照欧盟的各项标准和要求行事，同时也要接受欧盟的监督与评估。不过，对于土耳其内政来说，欧盟这个外部规定性力量成了新兴保守主义力量遏制传统凯末尔主义精英的有效手段：这些人擅长用欧盟标准对军队、国家官僚进行管控和调整。长期看，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机会很渺茫，但是，土耳其不愿意失去欧盟带给它的各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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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欧洲的故意刁难、偏见，以及它不愿意接受土耳其为完全成员国，都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情绪。2004年，欧盟接纳了塞浦路斯，激怒了正发党以及土民众，这也是土耳其决心加强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2016年的未遂军人政变后，土耳其和欧盟国家围绕居兰问题出现了不和；在2017年的修宪公投之前，土耳其和欧盟一些国家之间发生言语冲突。其实，土耳其主要是想利用欧盟来挑动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争取在欧盟境内有投票权的土耳其人赞成修宪。在欧洲难民危机过程中，土耳其和欧盟更是多次发生摩擦，在欧洲批评土耳其对叙利亚北部的武力政策时，土耳其也毫不示弱，甚至以难民进行威胁。在东地中海和利比亚问题上，土耳其与欧盟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希腊，也是争吵不断。不过，就算有这么多问题，土耳其官方仍然时不时借机表示其加入欧盟的既定议程不会改变，土耳其还在努力争取，并积极进行各种改革；土耳其还会适时地选择和谈而不是一味对抗。对于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美国长期以来也是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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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与美国的关系。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决定了土美关系是土耳其最重要的对外关系，这与大多数国家都类似。尽管美国不是土耳其的周边国家，但美国长期在中东地区的巨大影响力，当然是土耳其不能忽视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就加入了北约。整体看，尽管两国也有一些摩擦，但土耳其与美国是盟友关系，尤其是在冷战期间，由于土耳其特殊的地缘政治价值，土美关系基本上是密切和牢固的。但冷战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价值降低了。近年来，美国在中东呈收缩态势，这使得中东的地区性大国格外活跃。土美关系处于调整时期，尤其是土耳其日益强调外交的多元性，也引起美国的焦虑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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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极其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在伊拉克问题、伊核问题、叙利亚问题、“伊斯兰国”问题、库尔德问题、土俄关系等地缘政治问题上，土耳其的立场受到美国的重要影响。近年来，在土耳其购买俄罗斯的S400导弹防御系统、“7·15”未遂军人政变与居兰问题、土耳其因特朗普的制裁压力而被迫释放美国牧师布伦森等问题上，土美之间在政治、言语和经济制裁等方面较量并不少，但土耳其采取的一般都是两面态度，该强硬的时候强硬，该退让或协商的时候也很灵活。比如，就S400问题来说，一方面，土耳其坚持从俄罗斯购买，尽管依然讨价还价，但只要购买就是对俄罗斯示好，且能利用俄罗斯作为平衡其与西方关系的砝码；另一方面，土耳其还对美国表示，在S400的部署地点、情报共享以及是否完全投入使用等方面，仍然愿意与美国协商。土耳其甚至说过，可以把自己购买的S400视为北约敌国的武器，用以进行研究或测验，诸如此类的言论，不知俄罗斯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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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上台后，表示要改善与土耳其的关系。比如，美国在2021年3月提出让土耳其主持阿富汗和谈，可能算是土美关系改善的信号。当然，这也反映出土耳其在阿富汗的影响力非同一般，很多阿富汗人在土耳其购买房产，阿富汗的乌兹别克族军阀杜斯塔姆与埃尔多安关系密切。拜登政府也提出关注土耳其的人权问题，反思特朗普后期抛弃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做法。这对土耳其来说当然是比较棘手的情况，但预计美国不会在这个方面有大的转变，对库尔德人不会有很大投入。在拜登胜选后，埃尔多安也表示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并宣布要进行名为“人权行动计划”的两年期司法改革，表现出某种迎合美国民主党新政府的姿态，这应该也与土耳其的下次大选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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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叙利亚问题、伊核问题、“伊斯兰国”问题上，沙特的外交具有非常突出的教派色彩，尤其是它与什叶派的伊朗长期拉锯。土耳其长期奉行一种“超越教派视野的地区外交策略”，故而在相关问题上明显地奉行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路线：既与沙特保持关系，也不疏远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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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东地区形势的变化使得土耳其对其南部形成的所谓“什叶派新月带”也高度警惕，不得不关心地区层面的教派问题。土耳其与沙特一度走近，尤其是在也门问题上，土耳其至少是在姿态上支持了沙特。但这不能说土耳其奉行的“超越教派视野的地区外交策略”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在地区的教派争斗方面，土耳其仍然在走平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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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围绕卡舒吉事件[15]、卡塔尔危机、穆兄会问题，土耳其和沙特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没有走到激烈对抗的程度。此外，“阿拉伯之春”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下降，沙特地位相对上升，在地区层面更加活跃了，同为逊尼派大国，沙特和土耳其之间也潜存着在威望和影响力方面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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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还军事干预利比亚，支持得到联合国承认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对抗埃及、沙特、俄罗斯等支持的利比亚国民军。在联合国斡旋下，利比亚冲突双方于2020年10月在日内瓦签署停火协议，决定实行“完全和永久”停火。2021年初，利比亚已经在组建过渡政府，与土耳其关系密切的德贝巴成为过渡政府总理，而沙特等国担心他受到土耳其的幕后操纵。卡扎菲死后的利比亚长期深陷东西两方势力的割据，原定在2021年底举行的利比亚总统选举也被推迟。无论是在叙利亚、利比亚还是卡塔尔问题上，土耳其与埃及、沙特等阿拉伯大国矛盾不断。阿拉伯媒体不断指责土耳其的地区大国野心，说其是某种“奥斯曼威胁”的回归，这说明，阿拉伯人也有深刻的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记忆，不过，那并不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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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特朗普下台，拜登上台，美国对亚洲的投入有增无减，其中东政策亦有所改变，加上疫情影响等原因，中东国家普遍地在寻求改善彼此关系。比如，沙特与伊朗选择缓和关系，还与卡塔尔和解并解除了对卡塔尔的封锁。在这种情况下，土沙关系自然也会更加缓和。2021年11月底，此前在利比亚等问题上龃龉不断的阿联酋与土耳其的双边关系得到了明显改善，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对土耳其进行了正式访问，打破了双方近10年的“冷战”状态。阿联酋将给因里拉迅速贬值而陷入金融困局的土耳其投资100亿美元，这对土耳其无异于雪中送炭，阿联酋也希望通过改善与土耳其的关系，在利比亚问题上以及在与伊朗对抗方面得到土耳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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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地、客观地认识土耳其的地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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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来评价土耳其在地区问题上的做法与主张？过去的学者是如何评价这个问题的？土耳其政策界有什么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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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总结一下冷战结束之前的土耳其外交战略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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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外交奉行的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孤立主义政策。当时，奥斯曼帝国已经崩溃瓦解，新的国家刚刚建立，相对困难的内外局面、帝国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些都决定了土耳其选择消极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直到二战期间，土耳其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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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二战结束前夕，土耳其根据对国际政治现实以及自身处境和未来的判断，积极地摆脱中立，快速加入战胜国阵营。当时战争形势已经明了，土耳其的这种选择并不是孤例，与不少国家一样，土耳其没放一枪就成了战胜国。土耳其主要是想融入战后的世界秩序，比如联合国的架构，不想被遗漏。当然，土耳其的选择也源于对苏联某些动向的担忧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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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冷战期间，土耳其维持了一种积极与西方靠拢和结盟的政策。这既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也是出于它长期对俄罗斯/苏联的地区霸权野心的恐惧，并与美国的积极拉拢有关。此外，这也与土耳其内政中出现的反社会主义的潮流有关。这个时期，土耳其成为北约里一个比较特别的成员，也接受了大量的美国援助。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个时期土耳其和美国所谓的“蜜月”关系就是一帆风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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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看一下冷战结束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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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对于西方的地缘政治价值已经今非昔比。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外交政策就必须调整。冷战后直到今天，土耳其的地区政策至少应该放在一个二三十年的时间跨度下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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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这一时期土耳其外交上的特点，就是在继续维持与西方的优先关系，积极向欧盟靠拢的同时，走更加独立自主的道路，更加强调多边主义。土耳其的这种所谓独立自主的道路，与中国所追求的完全独立自主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土耳其是一个北约成员国，又长期积极谋求加入欧盟，这两个外部机制对它的自主性有重要的限制和制约。同时，土耳其自身的综合实力也不够，它只能算是一个地区性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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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了土耳其的对外战略选择：内部是统治精英的转变，外部是土耳其所处国际环境和地区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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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来讲，建国90多年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就是从凯末尔主义时代向后凯末尔主义时代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渡时期就是20世纪80—90年代的厄扎尔时代。随着2002年正发党的上台，转变基本完成。这一转变的最明显之处是国家统治集团的改变，也就是，政权逐渐地从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凯末尔党人手中，转移到强调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以及平民主义的保守主义政党手中。土耳其内政中的这一重要转变，影响到了其对外战略的选择，具体表现就是：从强调拥抱西方文明、进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到更加强调对伊斯兰价值的认同，强调土耳其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主体性，强调发展同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并谋求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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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形势的变化来看，对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影响最大的是冷战的结束以及西方对土耳其态度的转变。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土耳其对于欧洲的防卫作用下降，不再是西方阵营的边疆和前哨国家，这时，一个还没有真正进入欧洲俱乐部的土耳其，必然面临重建自身主体性和身份的问题。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欧洲的故意刁难和偏见，以及它不愿意接受土耳其为欧盟的完全成员国，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情绪。2004年欧盟接纳了塞浦路斯，又激怒了正发党以及土耳其民众。这也是土耳其决心加强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进入21世纪的土耳其，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综合国力提升明显，而欧盟陷入各种危机，这也促使土耳其反思其国家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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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它抛弃了传统上亲西方的定位。亲西方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本底色，这个底色目前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加入欧盟、与美国建立紧密且多元的双边关系，符合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仍是土耳其外交的主线。厄扎尔调整了土耳其向西的策略，但并没有忽视加强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他强调土耳其的“桥梁作用”，其目的是使土耳其能够与西方竞争，并争得西方的支持与合作，同时借助于这种合作来平衡土耳其国内坚持凯末尔主义的反对派。而厄扎尔主张的多元化外交，其实就是在亲西方的这个倾向之外，再加上伊斯兰主义倾向、地区倾向和东方倾向。这一点对当前的正发党政府来说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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