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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对于西方的地缘政治价值已经今非昔比。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外交政策就必须调整。冷战后直到今天，土耳其的地区政策至少应该放在一个二三十年的时间跨度下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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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这一时期土耳其外交上的特点，就是在继续维持与西方的优先关系，积极向欧盟靠拢的同时，走更加独立自主的道路，更加强调多边主义。土耳其的这种所谓独立自主的道路，与中国所追求的完全独立自主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土耳其是一个北约成员国，又长期积极谋求加入欧盟，这两个外部机制对它的自主性有重要的限制和制约。同时，土耳其自身的综合实力也不够，它只能算是一个地区性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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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了土耳其的对外战略选择：内部是统治精英的转变，外部是土耳其所处国际环境和地区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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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来讲，建国90多年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就是从凯末尔主义时代向后凯末尔主义时代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渡时期就是20世纪80—90年代的厄扎尔时代。随着2002年正发党的上台，转变基本完成。这一转变的最明显之处是国家统治集团的改变，也就是，政权逐渐地从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凯末尔党人手中，转移到强调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以及平民主义的保守主义政党手中。土耳其内政中的这一重要转变，影响到了其对外战略的选择，具体表现就是：从强调拥抱西方文明、进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到更加强调对伊斯兰价值的认同，强调土耳其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主体性，强调发展同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并谋求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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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形势的变化来看，对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影响最大的是冷战的结束以及西方对土耳其态度的转变。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土耳其对于欧洲的防卫作用下降，不再是西方阵营的边疆和前哨国家，这时，一个还没有真正进入欧洲俱乐部的土耳其，必然面临重建自身主体性和身份的问题。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欧洲的故意刁难和偏见，以及它不愿意接受土耳其为欧盟的完全成员国，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情绪。2004年欧盟接纳了塞浦路斯，又激怒了正发党以及土耳其民众。这也是土耳其决心加强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进入21世纪的土耳其，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综合国力提升明显，而欧盟陷入各种危机，这也促使土耳其反思其国家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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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它抛弃了传统上亲西方的定位。亲西方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本底色，这个底色目前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加入欧盟、与美国建立紧密且多元的双边关系，符合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仍是土耳其外交的主线。厄扎尔调整了土耳其向西的策略，但并没有忽视加强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他强调土耳其的“桥梁作用”，其目的是使土耳其能够与西方竞争，并争得西方的支持与合作，同时借助于这种合作来平衡土耳其国内坚持凯末尔主义的反对派。而厄扎尔主张的多元化外交，其实就是在亲西方的这个倾向之外，再加上伊斯兰主义倾向、地区倾向和东方倾向。这一点对当前的正发党政府来说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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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大国梦”受制于其有限的综合国力。从厄扎尔到正发党时代，土耳其在20多年间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的重新定位以及对外战略的调整。这个调整里面还蕴含着土耳其的一个“大国梦”，用达武特奥卢的话来说就是，土耳其首先要成为一个同时具备软硬两方面实力的地区性大国，进而再谋求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力量。有一种对达武特奥卢的批评值得重视，即他可能过早地把土耳其看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力量，比如，土耳其过于积极地介入阿以冲突、哈马斯问题、伊核问题等国际性的重要议程，并不一定符合土耳其的实际利益。土耳其的现实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只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地区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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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一下正发党时代，因为正发党执政的时间比较长（2002年至今），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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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前，正发党的外交政策很显然以“零问题”为主导。大家现在提到“零问题”时，总是会嘲笑其名不符实。其实，很多土耳其人也在嘲笑政府的这个政策，说土耳其外交“零问题”变成了现在的“零朋友”。过去这些年，笔者在土耳其进行了多次调研，其实也很少遇到支持“零问题”政策的人，因为，笔者接触到的人可能很多都是相对偏向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或持所谓中立立场的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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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谓“零问题”政策的失败，不能被归结为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失败。因为，土耳其所处的中东地区或者说西亚—北非—高加索地区，其地缘政治的环境是变化迅速、多元而动荡的。“零问题”政策的失败，在笔者看来，并不是正发党外交政策的失败，而是土耳其根据对外部世界形势与格局变化的判断，不得不进行的调整。这种调整，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不确定性，任何人处在那个位置上，领导那样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对中长期（比如10年后）的局势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放弃“零问题”政策是一个自然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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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零问题”政策有关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他既是著名的学者，也是政治家。我们已经讨论过他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一个叫“战略纵深”，一个叫“枢纽国家”。这两者实质上是相似的，就是希望土耳其在冷战结束后的时代奉行更加主动的、多元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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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发党政府奉行的其实是积极的务实主义外交战略，这与冷战结束以后土耳其改变自身的国家战略定位有密切的关系——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桥梁国家，而要向一个枢纽国家转变，寻求获取战略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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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定时间段的地区形势来看，“零问题”政策实际上也是符合这一外交战略的。因为在正发党执政初期，土耳其对于周围形势的判断，主要是要加强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这其实也是延续厄扎尔时代以来的政策。非常笼统地说，土耳其跟中国有着很相似的经济结构，比如也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使得它需要寻求更为广大的消费市场以及更多的能源供应。作为一个能源贫乏但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土耳其走“零问题”外交的路子，当然对自己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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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2011年之后，在中东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局面下，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执政集团就算还想维持所谓的“零问题”政策，它可能做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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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到，土耳其受到多种结构性条件的制约，以及它所处的（或追求加入的）各种国际组织对它的制约。在这些复杂的结构里，土耳其要应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格局，就不可能一味固守某种理念，而必然要去寻求更为积极的、务实的做法。所谓“阿拉伯之春”发生了，突尼斯、埃及、叙利亚等国家的局势正在起变化，而且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土耳其该何去何从？它当然得看美国、欧洲或者俄罗斯怎么做、怎么想，土耳其的选择不可能是孤立的。它有一些积极表现，比如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土耳其的积极政策是不是基于正确的判断呢？很明显，最近几年，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在埃及，土耳其都在吃它的一些所谓积极政策的苦果。但在叙利亚、利比亚，乃至阿富汗，土耳其并非没有收获，甚至可能收获还不小。虽然这些地方的形势不会完全按照土耳其所期待和预想的那样发展下去，但土耳其在这些地方的政策，就是在积极主动地把握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现实，就算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又有什么可被嘲笑的呢？人们嘲笑它，无非是说土耳其“不自量力”。但如果你仔细去研究土耳其的力量，无论是陆军、海军还是军工产业，尤其是在中东国家当中对比的话，你就不会贸然做出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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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积极进取的现实主义之外，土耳其外交还有一个特点需要重视，那就是土耳其很喜欢使用现实的和历史的身份政治符号。这些符号包括所谓突厥的、伊斯兰的、奥斯曼帝国的、东—西方文明的等等，这些都跟土耳其自身所具有的深厚且复杂的历史资源有关。例如，2020年7月的圣索菲亚博物馆改成清真寺的问题，就是对这些历史符号、身份政治和记忆的调动与利用。在纳卡冲突中，土耳其积极支持其所谓“一个民族、两个国家”（tek millet，iki devlet）意义上的兄弟之国——阿塞拜疆，被认为是某种“泛突厥主义”的表现。[16]另外，土耳其的内政和外交很大程度上都打上了埃尔多安个人的烙印，他性格张扬，行事高调，得罪了不少国家。从土耳其的做法到说法，外界已经将土耳其的野心归纳为所谓“新奥斯曼主义”。外界可能更加重视土耳其人的说法和“调门儿”，这很可能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土耳其一些战略意图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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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土耳其共和国近百年的历史，它的对外战略大体上经历了从与西方结盟、相对忽视东方到更加重视东方、东西并重的调整和转型。现在有些西方学者担忧的所谓土耳其正在脱离西方阵营，回归东方伊斯兰世界，这个判断是片面的。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东西方并重的土耳其，对他们来说，一个现代的土耳其只能是亲西方的。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也过于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现实形势下，土耳其寻求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和对外战略定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把握、理解和评估这一趋势。总之，不要被这些符号或说法误导，当前土耳其的领导人所追求的内外政策，其实就是一种“积极的务实主义”，因此，它总是灵活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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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Davutoglu Effect
:All Change for Foreign Policy”,Economist,Oct.21s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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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abri Sayari,“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in the 1990s”,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Vol.26,No.3（Spring,1997）,pp.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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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uhittin Ataman,“Leadership Change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No.1,（Spring 2002）,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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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hsan Yılmaz,Kemalizmden Erdoğanizme
:Türkiye’de Din,Devlet ve Makbul Vatandaş,Istanbul
:Ufuk Yayınları,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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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英］安东尼奥·波立陶：《新千年访谈录》，殷雄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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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ZiyaÖniş,“Turke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Search of Identity”,in Middle East Journal,49
:1（1995:Winter）,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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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hmet Davutoglu,Stratejik Derinlik,İstanbul
:Kure Yayinlari,2009.该书是一个战略家的思考，它不是给正发党的专门设计；只是后来因缘际会，它成了21世纪土耳其的国家战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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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ustafa Akyol,“Footnotes to History from‘Turkey’s Kissinger’”,Turkish Daily News,November 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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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930248e+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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