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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零问题”政策有关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他既是著名的学者，也是政治家。我们已经讨论过他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一个叫“战略纵深”，一个叫“枢纽国家”。这两者实质上是相似的，就是希望土耳其在冷战结束后的时代奉行更加主动的、多元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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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发党政府奉行的其实是积极的务实主义外交战略，这与冷战结束以后土耳其改变自身的国家战略定位有密切的关系——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桥梁国家，而要向一个枢纽国家转变，寻求获取战略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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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定时间段的地区形势来看，“零问题”政策实际上也是符合这一外交战略的。因为在正发党执政初期，土耳其对于周围形势的判断，主要是要加强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这其实也是延续厄扎尔时代以来的政策。非常笼统地说，土耳其跟中国有着很相似的经济结构，比如也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使得它需要寻求更为广大的消费市场以及更多的能源供应。作为一个能源贫乏但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土耳其走“零问题”外交的路子，当然对自己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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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2011年之后，在中东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局面下，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执政集团就算还想维持所谓的“零问题”政策，它可能做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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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到，土耳其受到多种结构性条件的制约，以及它所处的（或追求加入的）各种国际组织对它的制约。在这些复杂的结构里，土耳其要应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格局，就不可能一味固守某种理念，而必然要去寻求更为积极的、务实的做法。所谓“阿拉伯之春”发生了，突尼斯、埃及、叙利亚等国家的局势正在起变化，而且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土耳其该何去何从？它当然得看美国、欧洲或者俄罗斯怎么做、怎么想，土耳其的选择不可能是孤立的。它有一些积极表现，比如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土耳其的积极政策是不是基于正确的判断呢？很明显，最近几年，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在埃及，土耳其都在吃它的一些所谓积极政策的苦果。但在叙利亚、利比亚，乃至阿富汗，土耳其并非没有收获，甚至可能收获还不小。虽然这些地方的形势不会完全按照土耳其所期待和预想的那样发展下去，但土耳其在这些地方的政策，就是在积极主动地把握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现实，就算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又有什么可被嘲笑的呢？人们嘲笑它，无非是说土耳其“不自量力”。但如果你仔细去研究土耳其的力量，无论是陆军、海军还是军工产业，尤其是在中东国家当中对比的话，你就不会贸然做出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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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积极进取的现实主义之外，土耳其外交还有一个特点需要重视，那就是土耳其很喜欢使用现实的和历史的身份政治符号。这些符号包括所谓突厥的、伊斯兰的、奥斯曼帝国的、东—西方文明的等等，这些都跟土耳其自身所具有的深厚且复杂的历史资源有关。例如，2020年7月的圣索菲亚博物馆改成清真寺的问题，就是对这些历史符号、身份政治和记忆的调动与利用。在纳卡冲突中，土耳其积极支持其所谓“一个民族、两个国家”（tek millet，iki devlet）意义上的兄弟之国——阿塞拜疆，被认为是某种“泛突厥主义”的表现。[16]另外，土耳其的内政和外交很大程度上都打上了埃尔多安个人的烙印，他性格张扬，行事高调，得罪了不少国家。从土耳其的做法到说法，外界已经将土耳其的野心归纳为所谓“新奥斯曼主义”。外界可能更加重视土耳其人的说法和“调门儿”，这很可能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土耳其一些战略意图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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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土耳其共和国近百年的历史，它的对外战略大体上经历了从与西方结盟、相对忽视东方到更加重视东方、东西并重的调整和转型。现在有些西方学者担忧的所谓土耳其正在脱离西方阵营，回归东方伊斯兰世界，这个判断是片面的。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东西方并重的土耳其，对他们来说，一个现代的土耳其只能是亲西方的。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也过于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现实形势下，土耳其寻求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和对外战略定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把握、理解和评估这一趋势。总之，不要被这些符号或说法误导，当前土耳其的领导人所追求的内外政策，其实就是一种“积极的务实主义”，因此，它总是灵活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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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Davutoglu Effect
:All Change for Foreign Policy”,Economist,Oct.21s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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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abri Sayari,“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in the 1990s”,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Vol.26,No.3（Spring,1997）,pp.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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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uhittin Ataman,“Leadership Change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No.1,（Spring 2002）,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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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hsan Yılmaz,Kemalizmden Erdoğanizme
:Türkiye’de Din,Devlet ve Makbul Vatandaş,Istanbul
:Ufuk Yayınları,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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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英］安东尼奥·波立陶：《新千年访谈录》，殷雄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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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ZiyaÖniş,“Turke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Search of Identity”,in Middle East Journal,49
:1（1995:Winter）,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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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hmet Davutoglu,Stratejik Derinlik,İstanbul
:Kure Yayinlari,2009.该书是一个战略家的思考，它不是给正发党的专门设计；只是后来因缘际会，它成了21世纪土耳其的国家战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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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ustafa Akyol,“Footnotes to History from‘Turkey’s Kissinger’”,Turkish Daily News,November 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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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oner Cagaptay,“Turkey under the AKP
:Neither a European nor a Regional Power（Part 2）”,Hurriyet Daily News,October 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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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53—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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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hmet Davutoğlu,“Turkey’ Foreign Policy Vision:An Assessment of 2007”,Insight Turkey,Vol.10,No.1,2008,pp.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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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hmet Davutoğlu,“Turkey’ Foreign Policy Vision:An Assessment of 2007”,pp.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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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当然伊拉克库区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的支持库尔德工人党，也有的反对，但就算是反对的，也不愿公开对同族人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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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直到2019年初，土耳其才逐渐恢复了与伊拉克库区之间的国际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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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8年10月，沙特著名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Ahmad Khashoggi，1958—2018）在沙特驻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害身亡，引起国际舆论强烈关注。2020年9月，卡舒吉案终审宣判：8人被定罪，其中5人被判处20年监禁，1人被判处10年监禁，另外2人被判处7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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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秦彦洋：《历史恩怨与现实考量——土耳其为何在纳卡冲突中“一边倒”？》，“澎湃·百家号”，2020年10月7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947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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