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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土耳其共和国近百年的历史，它的对外战略大体上经历了从与西方结盟、相对忽视东方到更加重视东方、东西并重的调整和转型。现在有些西方学者担忧的所谓土耳其正在脱离西方阵营，回归东方伊斯兰世界，这个判断是片面的。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东西方并重的土耳其，对他们来说，一个现代的土耳其只能是亲西方的。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也过于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现实形势下，土耳其寻求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和对外战略定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把握、理解和评估这一趋势。总之，不要被这些符号或说法误导，当前土耳其的领导人所追求的内外政策，其实就是一种“积极的务实主义”，因此，它总是灵活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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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Davutoglu Effect
:All Change for Foreign Policy”,Economist,Oct.21s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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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abri Sayari,“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in the 1990s”,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Vol.26,No.3（Spring,1997）,pp.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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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uhittin Ataman,“Leadership Change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No.1,（Spring 2002）,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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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hsan Yılmaz,Kemalizmden Erdoğanizme
:Türkiye’de Din,Devlet ve Makbul Vatandaş,Istanbul
:Ufuk Yayınları,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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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英］安东尼奥·波立陶：《新千年访谈录》，殷雄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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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ZiyaÖniş,“Turke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Search of Identity”,in Middle East Journal,49
:1（1995:Winter）,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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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hmet Davutoglu,Stratejik Derinlik,İstanbul
:Kure Yayinlari,2009.该书是一个战略家的思考，它不是给正发党的专门设计；只是后来因缘际会，它成了21世纪土耳其的国家战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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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ustafa Akyol,“Footnotes to History from‘Turkey’s Kissinger’”,Turkish Daily News,November 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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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oner Cagaptay,“Turkey under the AKP
:Neither a European nor a Regional Power（Part 2）”,Hurriyet Daily News,October 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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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53—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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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hmet Davutoğlu,“Turkey’ Foreign Policy Vision:An Assessment of 2007”,Insight Turkey,Vol.10,No.1,2008,pp.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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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hmet Davutoğlu,“Turkey’ Foreign Policy Vision:An Assessment of 2007”,pp.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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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当然伊拉克库区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的支持库尔德工人党，也有的反对，但就算是反对的，也不愿公开对同族人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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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直到2019年初，土耳其才逐渐恢复了与伊拉克库区之间的国际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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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8年10月，沙特著名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Ahmad Khashoggi，1958—2018）在沙特驻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害身亡，引起国际舆论强烈关注。2020年9月，卡舒吉案终审宣判：8人被定罪，其中5人被判处20年监禁，1人被判处10年监禁，另外2人被判处7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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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秦彦洋：《历史恩怨与现实考量——土耳其为何在纳卡冲突中“一边倒”？》，“澎湃·百家号”，2020年10月7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947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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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附言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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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很多做法，经常被外界解读为要复兴奥斯曼帝国。这就是所谓“新奥斯曼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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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这些做法是土耳其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自我调整。实际上，土耳其自冷战末期以来就在寻找新的国家定位。它原来是美国阵营抵御苏联的前哨，冷战的结束使土耳其失去了这样的地位。而且随着深度融入全球化，土耳其成为重要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它需要周边国家的原材料与市场。这样，土耳其当然越来越重视周边国家，尤其是中东伊斯兰国家，也包括巴尔干国家。由于这些地方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因而，早在20世纪末，这些战略和政策导向就在土耳其国内被冠以“新奥斯曼主义”之名。不过，“新奥斯曼主义”这个说法被西方叫得更响是在21世纪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上台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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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笔者的基本看法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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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世纪的所谓“新奥斯曼主义”是继承自冷战末期的厄扎尔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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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它并不是土耳其自我标榜的意识形态或主张，更多是外人所贴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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