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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53—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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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hmet Davutoğlu,“Turkey’ Foreign Policy Vision:An Assessment of 2007”,Insight Turkey,Vol.10,No.1,2008,pp.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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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hmet Davutoğlu,“Turkey’ Foreign Policy Vision:An Assessment of 2007”,pp.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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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当然伊拉克库区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的支持库尔德工人党，也有的反对，但就算是反对的，也不愿公开对同族人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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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直到2019年初，土耳其才逐渐恢复了与伊拉克库区之间的国际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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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8年10月，沙特著名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Ahmad Khashoggi，1958—2018）在沙特驻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害身亡，引起国际舆论强烈关注。2020年9月，卡舒吉案终审宣判：8人被定罪，其中5人被判处20年监禁，1人被判处10年监禁，另外2人被判处7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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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秦彦洋：《历史恩怨与现实考量——土耳其为何在纳卡冲突中“一边倒”？》，“澎湃·百家号”，2020年10月7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947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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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附言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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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很多做法，经常被外界解读为要复兴奥斯曼帝国。这就是所谓“新奥斯曼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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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这些做法是土耳其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自我调整。实际上，土耳其自冷战末期以来就在寻找新的国家定位。它原来是美国阵营抵御苏联的前哨，冷战的结束使土耳其失去了这样的地位。而且随着深度融入全球化，土耳其成为重要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它需要周边国家的原材料与市场。这样，土耳其当然越来越重视周边国家，尤其是中东伊斯兰国家，也包括巴尔干国家。由于这些地方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因而，早在20世纪末，这些战略和政策导向就在土耳其国内被冠以“新奥斯曼主义”之名。不过，“新奥斯曼主义”这个说法被西方叫得更响是在21世纪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上台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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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笔者的基本看法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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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世纪的所谓“新奥斯曼主义”是继承自冷战末期的厄扎尔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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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它并不是土耳其自我标榜的意识形态或主张，更多是外人所贴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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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耳其之外的人一般关注的是其在周边地区的积极的外交和军事活动，将其过度解释为一种土耳其要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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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耳其对外的积极姿态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更加关注伊斯兰世界，这反映出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要成为伊斯兰世界领头羊的一种雄心，而这些地区也是其所谓“软实力”能够覆盖的地区。因而，跟宗教有关的敏感话题，比如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问题、缅甸的罗兴亚人问题、欧洲难民问题等等，是这些年土耳其有意识加以操控的，这些都使得一些人认定土耳其在走疏远西方、回归伊斯兰的道路。而我认为，这代表了土耳其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是土耳其摆脱向西方“一边倒”、谋求其地区大国地位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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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土耳其国内，它主要表现为对奥斯曼帝国极盛时代的怀念与肯定，尤其是要彰显奥斯曼帝国的胜利、伟大和荣耀，期望乃至煽动当代土耳其人以此为荣，使其在精神上恢复并达到所谓奥斯曼的水平。它包括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一些保守主义的举动，比如开放戴头巾的问题、领导人更多使用宗教话语进行政治动员，等等，而这些更加深了人们对土耳其所谓“伊斯兰化”、复兴奥斯曼帝国的印象，但目前这些举动仍局限于社会文化和价值观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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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全球性现象，即所谓新兴经济体的勃兴。土耳其也是一个重要的新兴经济体。这些新兴经济体挑战了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和国际秩序，当然，这个挑战也并非一帆风顺，目前看甚至困难重重。在土耳其国内，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版本，甚至还因为诸多分歧而难以定稿。但对一个有着丰富的帝国遗产和历史资源，又与周边龃龉不断的国家来说，土耳其的故事里最方便人们引用的就是伟大帝国的过去及相关记忆。所以，这个故事的主旋律就是对伟大帝国之过去的复兴。这样看来，圣索菲亚从博物馆被改回清真寺，也是这个主旋律的一部分。对外部来说，理解一个如此野心勃勃的土耳其，最方便的参照当然也是对过去的记忆，对阿拉伯人是如此，对希腊人是如此，对更广大的欧洲人也是如此。所以，“新奥斯曼主义”无非是贴在土耳其式伟大复兴身上的一个方便的标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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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土耳其，就需要了解其帝国遗产。帝国的遗产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类东西，而是思维上的。土耳其最近的外交和内政动向有很大的变化，至少在口头上如此：对美国摆出和解姿态；对埃及摆出和解姿态；继续推动加入欧盟；在东地中海问题上撤船并提出谈判；在国内进行司法、人权改革和经济改革。这些充分表现出土耳其的灵活性和务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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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很难预测。围绕2020年圣索菲亚问题的争议所折射出的，主要是现代土耳其民族在身份和定位上的历史性变化与矛盾性，是变化了的土耳其现实政治对历史记忆的操控，是危机四伏的政客们捞取资本的把戏，也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不断寻找素材、制造“他者”的惯常伎俩。当然，若说这些举动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土耳其意欲复兴奥斯曼帝国，则不只是高估了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者”，也大大低估了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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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对外战略中，善于使用“进两步退一步”的策略，也就是一开始积极进取，“拉满弓”，但限于自身力量，会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对手的反应，再相应有所收缩。通过这种策略，土耳其会实现自身理性的目标。在利比亚、东地中海、纳卡等问题上，土耳其这方面的策略是非常清晰的。土耳其“插一杠子”之后，别人就不能不带它玩儿了。阿富汗就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土耳其现在成了阿富汗唯一信任的第三方，美国也得认真对待土耳其。总之，土耳其的对外策略，实际上是很有经验的，不是蛮干，更不是所谓埃尔多安的“发疯”。土耳其毕竟跟西方相处多年，经验丰富，心态也不一样。从人才的角度来说，埃尔多安选用的也是比较懂西方的技术官僚，这批人还是能够摸得清对方的基本路数的。外界所谓土耳其的“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无非是其“积极的务实主义”的表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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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四部分全球化、极端主义与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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