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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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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极端主义源于一种对宗教文本的原教旨式的、不考虑具体情境的、拘于字面意思的理解。它往往被不恰当地等同于原教旨主义，不过两者的确有很多共性。其实，原教旨主义在各种思想流派中都存在，现代原教旨主义运动指的是，“起源于美国新教团体、后来贯穿整个20世纪的那些运动，以及后来首先是在伊斯兰，随后在犹太民族中出现的那些运动”。原教旨主义者的共同特征是：现实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自认是某种教条的代言人，他们的很多宣传看起来常常是引经据典的，他们谴责的是同为信徒的大多数人竟然已经遗忘了根本性的信仰之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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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革新的乌托邦宗派主义”，原教旨主义建立在更早的宗教传统和历史经验之上（尽管是“各自的异端传统”），它的主张看起来与当代现实脱节，甚至似乎带有某种复古、反现代、反启蒙的特点。历史已经发展到人民主权的时代，可是，这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反而是人的僭越，是人的悖逆，是不合他们所谓的宗教法度的，是需要被批判或者被清理的。但原教旨主义仍然是“彻头彻尾的现代运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带有强烈雅各宾倾向的现代运动”，这主要体现为，“挪用了在所谓的大革命中形成的现代性政治规划的一个重要成分——雅各宾极权主义的、参与式的（participatory）、后来演变为极权主义的成分。……以某种尽管是悖论的方式，原教旨主义团体和体制同最极端世俗的、左派雅各宾运动和体制共同享有某些最重要的特征”。原教旨主义运动并不一定都诉诸暴力，有时只是一种主张，一种批判，但也有个别人主张运用暴力（或者说发动“圣战”）来清理这个他们不认可的、不符合其教义的世界。现代的大多数原教旨主义运动，“高度强调有意识的道德选择的重要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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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认为，伊斯兰主义不等于极端主义，更不等于恐怖主义，但是其重要源头之一。西方有学者认为，毛杜迪[7]是一切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源头，这是对毛杜迪的误解。实际上，毛杜迪是十分提倡“创制”的。他提出了神权民主的概念，对伊朗的霍梅尼影响很大。当前，关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极端主义的形成，教派冲突、大国博弈、“主义”之争当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其根本原因在于该地区的政治边缘化、贫穷、政治压迫、文盲和各类宗教教育不健全等。尤其是普通穆斯林无法进入世俗学校的情况，更影响了广大穆斯林的世界观。正统的宗教学校本身不极端，但是问题在于，它很难接受多元知识。丁隆指出，萨拉菲主义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具有极强的排他性。萨拉菲主义视“圣战”为宗教功修。在“圣战”全球化的趋势之外，还有另一个本土化趋势，即“就地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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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背后有某种精神的支撑，这是确定无疑的。对于精神在战争中的作用，克劳塞维茨说：“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自由与繁荣诚然美好，但沉迷于自由带来的享受，而丧失了捍卫自由和安全的精神与政治意志，那“刀”也就不再锋利了。欧洲、北非、中东共享的是一个地中海世界的传统，它们之间的纠葛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穆斯林进入欧洲与十字军东侵，既是历史上发生的事实，更是不断被记载、书写、重构和唤醒的记忆，而现在，欧洲人关注的焦点则集中在移民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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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极端主义并不是与某一个族群或特定教派相关联的现象，而是对当下秩序的一种挑战。历史地看，极端主义也可谓是贯穿人类所谓“轴心文明”历史的一种独特现象。“伊斯兰国”，作为一个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是既有秩序的不满者和破坏者，但不足以颠覆既有的社会和世界秩序，也不可能提供一套新的秩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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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年11月16日，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借此机会，笔者召集并主持了首届“历史与社会”学术论坛，主题是“极端主义与世界秩序”。本文初稿写于2015年11月，是笔者对当时多名参会学者观点的综述，收入本书时又进行了修订和进一步发凡。相关报道参见董雨、周哲：《极端主义是现代性文明与传统文明间的冲突》，“澎湃·思想”，2014年11月23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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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刘北成、刘小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4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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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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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ttps://www.ruhr-uni-bochum.de/gna/Quellensammlung/13/13_freedomandfearatwar_2001.htm（获取于2021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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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1923—2010），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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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原教旨主义运动的论述，参见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第285、287、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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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杜迪（Sayyid Abul Ala Al-Mawdudi，1903—1979），巴基斯坦著名伊斯兰学者、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要理论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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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十三章极端主义的政治—社会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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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S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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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年，中东局势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伊斯兰国”（IS）的出现、挑战及覆灭，如何认识IS，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智识层面的挑战。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个表面上看是恐怖组织，但又不只是一个恐怖组织的事物？在这一部分，借助于查尔斯·利斯特（Charles R.Lister）的《“伊斯兰国”简论》[1]这本书，笔者希望能够较为深入地阐明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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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伊斯兰国”是在2014年后才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但是，如果不了解它的简短历史，包括其领导者经过几次战略转变，是不足以理解它的存在的。查尔斯·利斯特将“伊斯兰国”的缘起与发展追溯到1999年，也就是从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从约旦被释放开始。扎卡维辗转到了阿富汗投奔“基地”组织，又在“9· 11”后回到伊拉克，借助于伊拉克乱局逐渐坐大。根据《“伊斯兰国”简论》以及相关的报道，笔者试将IS发展的时间线索梳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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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1990年：“基地”组织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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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扎卡维从约旦被释放（因持有武器和加入恐怖组织而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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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扎卡维在阿富汗得到“基地”组织支持，建立“沙姆战士”（Jund al-Sham），很快更名为“统一与圣战组织”（Jama’at al-Tawhid wa’al-Jihad），主要成员为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当年12月，“统一与圣战组织”策划袭击安曼拉迪松饭店及其他旅游景点，引发国际关注。被约旦挫败后，该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到“9·11”后美国入侵阿富汗之后恢复活动，并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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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扎卡维逃往伊朗，受到阿富汗武装组织在当地成员的支持；不久，扎卡维的核心骨干转移到了伊拉克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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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此时“统一与圣战组织”在库尔德地区建立了基地，亦成为美国空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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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统一与圣战组织”策划了三起恐怖袭击——汽车炸弹袭击约旦驻巴格达使馆，造成17人死亡；袭击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造成22人死亡；袭击什叶派圣地纳杰夫的伊玛目阿里清真寺，造成95人死亡。“统一与圣战组织”借恐怖袭击表达了其意图：破坏美国占领，引发伊拉克教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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