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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6日：阿富汗国家安全局发表声明说，IS阿富汗分支头目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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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9日：叙利亚政府军发表声明，宣布已完全消灭叙南部的IS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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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9日：伊拉克军方发起打击IS残余武装的行动，共打死12名武装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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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7日：美军针对IS头目巴格达迪展开特殊抓捕行动，将其击毙；随后，巴格达迪被海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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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4—25日：伊拉克反恐部队在伊北部对IS残余分子发起清剿行动，打死39名武装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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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伊拉克军方发表声明说，逮捕了IS武装行动总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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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1日：伊拉克抓获了曾为巴格达迪副手的IS高级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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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IS善于利用或者说善于挑动本地不安定的局面。IS正是利用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乱局才得以立足，并在那里开疆拓土。在2011年后的“阿拉伯之春”背景下，反阿萨德政权的反对派势力迅速在叙利亚出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能力，IS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伊拉克，情况更是如此。IS领导人早就定下了策略，要通过挑动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冲突，达到趁火打劫、浑水摸鱼的目的。伊拉克的形势，是由原来萨达姆时代逊尼派主导的政府转变为什叶派主导的政府，这造成原本得势的逊尼派中上层人物甚至整个伊拉克的逊尼派被排斥和被剥夺各种经济和政治利益，这也是IS能够利用的条件。尤其是，教派冲突愈演愈烈，对IS非常有利。IS不仅利用了这一条件，还主动去挑拨、制造混乱，使得逊尼派越来越激进化，而推动激进化是用很残忍、恐怖的方式进行的。这些方式对“伊斯兰国”来说，是一种理智的策略，比如说，将什叶派作为他们头号的敌人，滥杀无辜，目的就是想使得掌权的什叶派报复逊尼派，结果就会引起逊尼派的反抗。所以，在我们看来是非理性的、残忍的杀戮（其残暴性甚至连“基地”组织都看不下去了），实际上是有一个冷酷的战略考虑的，也就是有利于他们利用混乱的局势发展和壮大自身。通过屠杀和袭击什叶派，以逊尼派为主的IS加剧了伊拉克本已趋于恶化的教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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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的时间线索还可以发现，随着IS控制的地盘日益减少，它发动了更多的恐怖袭击。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打击IS的行动可谓捷报频传，IS控制的领土迅速缩小。在反恐形势看似大好的情况下，土耳其、伊拉克、孟加拉国、沙特等国先后发生了多次恐怖袭击，导致数百人丧生。这些恐怖袭击，有的是IS很快发表声明表示负责，而那些IS没有宣称负责的，也被当事国指控为IS所为。针对当时的这种情况，存在两种解读。一种观点认为，恰恰是在反恐战斗捷报频传的情况下，IS选择了外围突破与报复，它越是搞自杀式的恐怖袭击，越是证明了其面临的惨败状况。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将这两者作为因果关系来看，需要看到IS本身的特点与复杂性，它一方面是一个与“基地”组织有着很多相似性的恐怖组织，另一方面也有其独特性，突出表现为领土诉求以及在被其占领的土地上的“治理”行为。这些特点决定了它既要侵占与捍卫领土，又要实施恐怖袭击，两者并行不悖，所以，恐怖袭击的频发只是“伊斯兰国”获取政治资本的一种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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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利斯特尤其强调了IS 内部的治理问题，IS占领一个地区后会进行管理，比如，IS除了招募战士，还招募专家，如工程师、军官、教法学家等，来到其地盘搞建设。笔者曾经在一个访谈中提到，如果能够给予它一个固定的疆域，并形成“治理”，它就有可能国家化、理性化。当然，这种治理是基于伊斯兰教法的，即建立一个以他们理解的伊斯兰教法为根本法律的所谓“理想社会”。在全世界的穆斯林中，世俗生活是主流，也是趋势，但在叙利亚、伊拉克当年混乱、动荡的特殊条件下，IS在一个时段内能够通过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比如说面包、更便宜的房子，当地人暂时就会接受它，这是查尔斯·利斯特提供的一个重要观察。所以说，IS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恐怖组织，它还有过领土野心，是渴望取代民族国家的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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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勒斯坦姑娘达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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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娜·兰道（Elaine Landau）在《自杀式炸弹引爆者》[6]一书中，讲了很多不同的自杀式袭击的案例，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女性自杀式袭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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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20多岁的穆斯林女性来说，未婚是她们所承受的传统社会压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压力结合其他的因素，会诱发一系列的个人问题（individual crisis），也是其成为自杀式袭击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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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里面暗含了某些穆斯林传统社会的顽固问题，即对于当代的年轻女性来说，她们仍然要面临传统社会对于女性之附属性地位的要求。对于那些要求自立或独立的女性而言，她们如果出身于一个保守的穆斯林家庭（这种家庭无疑是很多的），而她们又渴望享有现代社会的女性地位，那么，这个张力就是巨大的。我们可以用达琳这个例子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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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的巴勒斯坦人达琳·阿布·艾莎（Darin Abu Aisha）是一个聪明好学、成绩优异的女大学生，她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清晰的规划，她有志于研究英语文学，希望研究生毕业后能够到一所大学任教。她在学校表现突出，甚至还上过当地电视台的节目，也算是个校园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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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琳很清楚，自己的命运有两个前景：一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学业和事业的成功，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一是按照家庭的期待、父母的意愿，毕业后结婚生子，从此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终老一生。达琳显然不想走第二条路。她很清楚，如果走第二条路，那么她的个人梦想就再也不可能实现了，传统穆斯林女性的角色就是她个人梦想的终结。但是，她的这个想法，以及拒绝了所有追求者的做法，引起了父母的担忧。在婚姻和个人前途的选择问题上，家庭和社区给了达琳特别大的压力。达琳很了解自己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她知道，自己的这个选择会让家人蒙羞，会被邻人和社区笑话，这是她很痛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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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琳的姐姐说：“她总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人际关系就像是钢制模版，我们被家庭浇筑进去，不允许我们从中自己解放自己，我们的传统所设定的那些杠杠太死板了。”随着压力越来越大，达琳也感到更加伤心和痛苦。她觉得自己活着没有丝毫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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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达琳的个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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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一次个人经历将她的个人问题与自身社会的处境结合起来了。达琳和自己的一个表兄过安检的时候，碰到一个抱着生重病小孩的母亲。安检排队的人很多，安检的人不让这位母亲快速通过，要求她必须等。看着小孩子奄奄一息的样子，达琳就上去跟士兵理论，结果以色列士兵不但没有听她的话，而且还打算戏弄她，说如果她让她的表兄吻一下，就让那个妇女过去。达琳辩解说让丈夫之外的男性亲吻自己是对穆斯林女性的侮辱，但士兵们不但没当回事，而且还扯掉了她的头巾。为了能够救下那个小孩，达琳让表兄亲了自己一下。士兵们确实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但是，达琳此举震惊了所有在场的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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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难民营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了边检站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件让家庭成员都感到耻辱的事。第二天，达琳的表兄就上门提亲——也不可能再有别的男人向她提亲。在这个情况下，达琳就不得不嫁给自己的表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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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达琳心如死灰。她虽然不讨厌这个表兄，但是从未想过要嫁给他。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达琳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办法，一方面不让家庭蒙羞，另一方面也不嫁人，此外，还能反抗以色列的占领。她选择了当一个自杀式袭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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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2月27日，她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检查站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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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多个因素使得达琳成为一个自杀式袭击者。首先还是传统的家庭和社区文化对现代女性的压力，这个压力是无形的，但又是巨大的，因为，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在传统的穆斯林社区，包括难民营里面，时间长了，左邻右舍都互相认识。在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中，传统道德和伦理发挥着重要的纽带和约束作用，一个人要想做独立的、不同于传统要求的事情，是很难的。就算你自己离开了社区，但你的家还在那里，你的父母和亲戚还在那里，所以，这个压力和束缚不只是传统穆斯林社区作用于某个人的，而是会通过家庭的、邻里的以及亲属的关系，像风筝线一样牵连到个人身上，使得你即使离开了，也仍然无法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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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我们的社会中也会有人遇到这样的困境，但通常我们发现个人会选择自杀，而不是自杀式袭击；前者只是伤害自己，不涉及他人，但后者本质上是一种攻击性行为，自己当然也死掉了，但那是作为武器死掉的。从达琳的例子我们可以分析出来两个原因。首先是她对以色列士兵和以色列占领的痛恨，这种痛恨不是一般性的对异族统治的反应，而是基于自己的特殊经历。以色列士兵不只是戏弄了她，在他们看来，或许那只是个戏弄，但对达琳来说，那是一件伤害自己一生的事情，也是让家庭蒙羞的事情，所以，占领对于达琳来说就不再是抽象意义的，而是具体可感的伤害了。所以，她选择做自杀式袭击者，而且针对的对象就是以色列的边检站，这显然是一种报复行为。她没有选择只是自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仅仅自杀，只能让她摆脱一个困境，即不用嫁人，这显然无法洗刷家庭的耻辱，她死了，但因为她的缘故而使家庭在传统社区承受的耻辱，将永远陪伴她的家人，再也没有机会改变，而且可以想见，街坊邻里会怎样谈论她的家人。如果选择自杀式袭击，那么，她的所有目的就都实现了，更进一步，她可能还给家庭带来了荣耀，那就是，无论在信仰的意义上还是在民族解放的意义上，也就是无论在宗教还是在世俗的意义上，她都会成为“烈士”，“烈士”的家属自然是被人崇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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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谓“伊斯兰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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