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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种认识论：本质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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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与现代化”已经被讨论了很久，有很多相关著作出版，但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不是一个有效的提问方式，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是个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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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关于伊斯兰（主义）大致存在两个认识路径。本质主义的路径，是指自觉或不自觉地预设其讨论的对象是同质的。在关于伊斯兰世界的研究中，这一路径的最典型代表被认为是伯纳德·刘易斯。他的很多言论被人批评，人们说他的观点背后预设了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伊斯兰文明/世界。批判本质主义认识路径的人很多，代表人物是爱德华·萨义德，他在《报道伊斯兰》中直截了当地提到了两个人，第一个就是伯纳德·刘易斯，第二个是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派普斯系刘易斯的学生辈，他曾提出著名的论断：“没有温和的伊斯兰主义。”也因此，对他的批评和威胁不计其数，不过，他从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过任何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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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质主义相对的是多元主义，这也是目前看起来较多人坚持的立场。当然这里其实还涉及西方的所谓“政治正确”的问题。多元主义认为，不存在所谓同质化的伊斯兰世界。萨义德实际上是支持多元主义立场的。专门对“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做过剖析的是日本学者羽田正，其代表作《“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辨析了“伊斯兰世界”作为一个概念形成的整个过程和原因。他提出了从世界史教育——当然是日本的世界史教育——的角度来反思这个问题。这本书的观点也类似于萨义德的批判，即恰恰是西方的东方学/东方主义造就了一个均质化的伊斯兰世界的概念。但是羽田正更进一步指出，不能只怪西方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Islamic Fundamentalists）也同样愿意使用这一概念，他们共同促成了对伊斯兰世界均质化、本质主义的理解。提出“伊斯兰恐惧症”的约翰·L.埃斯波西托（John L.Esposito）更是强调要避免对穆斯林社会做僵化和简单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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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伊斯兰恐惧症”：西方右翼势力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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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恐惧症”的一个代表当数加拿大学者马克·斯坦恩（Mark Steyn，著名畅销书作家、政治评论员）。他的书《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认为：以传统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已经没落，拯救西方的重任落在了美国身上。这本书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指出，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其高福利的民主制度已经不堪重负，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其人口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导致了严重的老龄化，出现了内生动力不足和经济增长乏力。所以，这不可避免地需要外来移民的支撑。问题在于，这里的移民主要就是穆斯林。马克·斯坦恩指出：“穆斯林移民的到来和增加，因为文化和信仰的差异，改变欧洲的人口结构。尤其是他们可以利用人口优势，在某一些方面利用民主制度的设计和途径，改变欧洲的政治版图，由此产生了欧洲伊斯兰化和欧洲人逃离欧洲的现象。”这是本书的一个背景。作者担忧的是：“不久的将来，西方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传统的西方文明终将败于伊斯兰文明之手。”马克·斯坦恩的书很受特朗普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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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2008年的时候，梵蒂冈就注意到，穆斯林的人口数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天主教徒。梵蒂冈的代表说：“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不再是最多，穆斯林超越了我们。众所周知，穆斯林家庭继续生育许多孩子，而基督教家庭生育的子女越来越少。”这是他们忧虑的重要方面，其实这也是伯纳德·刘易斯所深深担忧的——随着穆斯林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数量的迅速增加，再加上难民的涌入，欧洲的未来似乎已经岌岌可危了。不能否认，持类似观点的人确实很多。还有很多人因为所谓“政治正确”，而不能公开表达这种忧虑。他们会将这种感受、想法和心理寄托在一些所谓右翼政治力量的身上，从法国的勒庞到美国的特朗普，更不用说德国的所谓“新纳粹”，都在扮演这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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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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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伊斯兰恐惧症”提出的这些问题，该如何看待？目前来看，大致存在如下的质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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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统计数据获得的方式方法有疑问。比如，如何统计全世界的穆斯林人数？梵蒂冈的所谓天主教徒的人数，是在自己的教区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的，但穆斯林人口数据的获得没有这么“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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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伊斯兰恐惧症”的预设进行了批评，这个预设也就是存在一个统一的、均质化的伊斯兰社会，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是理想意义上的穆斯林。多元主义对此的批判是这样的：对个体的穆斯林来说，他的年龄、性别、种族、肤色，这些身份（identity）不见得比他是一个穆斯林更为次要，而本质主义的认知使得外界只将他视为一个穆斯林，从而使他作为一个平面化的、僵化的形象被呈现，好像他只是作为一个理想意义上的宗教信徒活着，在方方面面都是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的恪守者。多元主义认为这样的预设过于简化了。在今天这个以世俗主义为主要底色的世界上，个人对宗教和作为信徒的身份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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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对世俗化理论的重新反思。西方对过去的世俗化理论早已没有那么乐观了，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彼得·伯格，他提出了世界的“非世俗化”问题，修正了过去那种认为随着现代化、理性化的发展，人的宗教情结必将淡化的世俗化理论。这个非世俗化的趋势，在东西方不同社会都能找到很多例证。这个理论上的变化，对于理解所谓伊斯兰教复兴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在探讨所谓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复兴问题时，通常会出现所谓土耳其的世俗体制将被颠覆，土耳其将被重新伊斯兰化的担忧，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土耳其只是在从法国模式的积极世俗主义向美国模式的消极世俗主义转变，而不是要放弃世俗主义。实际上，无论是在伊拉克还是在叙利亚，除了在IS一度盘踞的地方，世俗主义的底色并没有消退，以往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并没有被逆转。就算是在伊朗，人们对其所谓教权国家的理解现在也更为精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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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伊斯兰恐惧症”认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或所谓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文明和文化的冲突，但其实这种冲突并没有大规模地发生，而只是局部地存在，且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并不必然是宗教间的冲突；而更为大规模的、典型的冲突是存在于所谓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因为教派、国家利益、地缘政治或极端与温和的差异而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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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政策实践的角度来说，“伊斯兰恐惧症”那耸人听闻的结论，会给人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在人们思考未来的时候。这会引发更大的恐惧心理，树立起心理屏障，阻碍本就不够充分的交流与交往，并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或许会导致出现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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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一步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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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社会，须重视各类宗教极端主义带来的挑战，不只是在人道主义、恐怖主义等方面的挑战，在思想上的挑战同样重要。之所以不能回避宗教极端主义的问题，关键就在于，不管是在古代帝国时代，还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时代，宗教极端主义作为某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纯洁化（purist）思想和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经常不断出现的。已有的研究大部分关注的是站在现代社会的角度进行的批判，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穆斯林自身批判宗教极端主义的内部视角，这种书还是很多的，可惜国内的引介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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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提出了从多学科角度研究伊斯兰教以及伊斯兰国家现代变迁的重要性。离开了对宗教本身的关注，研究往往也会流于肤浅，尽管极端主义只是个别现象，但是它的不断出现，证明了现实社会与宗教理想之间巨大的鸿沟是常在的。对于不断出现的宗教激进主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挑战，既有的学理和政策目前都难以有效地予以回应。就现实意义而言，无论是在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社会，还是穆斯林作为少数族群存在的社会，如何建立一个让世俗人士和宗教信徒能够和谐相处的基于宪制安排的新体制，是非常紧要的。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既要突破宗教极端主义的框架，又要突破某种基于激进世俗主义的价值判断——很多价值预设，难免妨碍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甚至限制了人的想象力。我们需要解放思想，在打破这些框架的基础上，从制度史与思想史结合的角度，进一步充分地研究主要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变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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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极端主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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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IS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除了地缘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和宗教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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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袭击在欧洲、中东地区频发，需要分开来看。欧美的恐怖主义泛滥与其内部政治有密切关系。从其内部看，经济上恢复乏力，人民生活水平、社会福利降低，从而引发了将外来移民视为威胁的思潮和运动。所以，袭击、暴力事件不一定就是通常所说的恐怖分子干的，也可能是极端政治派别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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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欧洲自身政治经济发展也存在很大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二战后世界历史上的第二轮全球化（相对于19世纪英国主导的第一轮而言）深入展开以来所造成的，尤其是随着新兴经济体的上升加速，这些问题不可能一朝一夕得到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二轮全球化迅速发展。第二轮全球化走到今天，其结果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和高新技术产业大发展，但制造业中产阶层萎缩，与此同时一些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新兴经济体崛起，而中东、非洲一些地带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陷入断裂或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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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民粹主义在上升，他们将矛头指向外来移民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某种保护主义颇为盛行。在某些全球化秩序的塌陷地带，则出现了政治动荡、恐怖主义和重新划分疆界或势力范围的趋势。欧洲的难民危机，是中东—非洲塌陷地区的动荡外溢的结果，已经引发欧洲的政治危机，欧洲也在大幅增加安全预算。全球性大国和日趋活跃的地区性大国，又在这些热点地区进行多层面博弈，在保护主义、全球疫情的影响下，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兴经济体也面临自己的多种内部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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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美国政治学者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提出了一个主张，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其特征是：“吉哈德对抗麦当劳世界”（Jihad vs.McWorld）。[7]在这里，“麦当劳世界”指的是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对政治进程的控制，代表的是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吉哈德”原系阿拉伯语“奋斗”的意思（现通常被翻译为“圣战”），作者借用这个词指代以特定的传统或传统价值为基础的宗教或部落原教旨主义，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正统论以及神权政治等。巴伯认为，这两股力量针锋相对，但又奇怪地纠缠在一起，正在撕裂世界，瓦解民主制及其所依赖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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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与技术的全球化击穿了民族国家的疆界，造成了一种“多孔化”的局面，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控制与治理能力，而全球化又使得快餐文化冲击和瓦解传统价值，将世界上的不同人群驱赶到统一、乏味又缺少规制的市场上。这自然会激起传统力量的反应，人们急于在这个日益失去意义的世界上维护自己的身份、价值与认同，所以，种族的、宗教的、族群的或部落的归属并不会就此消失，反而带着对全球化的仇恨卷土重来，而这又不可避免地将政治撕裂为更小的单元，但小的政治单元能够通过排除掉“外来者”获得一种团结感和对身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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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在全球化时代，认同/身份政治也成了日常生活的核心问题。不只是很多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现象可以放在这个框架里进行解读，就连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欧洲的右倾化、英国人公投退出欧盟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此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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