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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法国政府角度看，这个立法的动机至少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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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为了维护所谓的世俗主义原则。法国有关方面认为，在学校等公共场合佩戴明显的宗教饰物，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过度张扬，也是在现代世俗社会有意或无意地强制传播宗教习俗，这有悖于现代文明。法国民政部长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在议会辩论时说，法国必须坚持维护世俗主义国策，保护法国固有的价值观。法国最大的中左翼政党——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也支持在学校中反对宗教意识的动议。他们说，应当尽快帮助移民融入法国世俗社会，而为了体现法国教育的非宗教性质，必须排除任何宗教的影响，尤其是穆斯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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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为了避免宗教冲突。法国的主流宗教是天主教，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十字架、《圣经》、祷告等都不得在学校出现。21世纪初，法国有500万穆斯林。作为一个具有明显宗教标志的群体，他们与宗教相关的言行也应在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天主教徒要求政府与法律一视同仁，这也就是大多数人支持该立法的重要原因。法国政府的考虑是，如果出于不良意图和动机，佩戴明显的宗教饰物，必然导致宗教间的纷争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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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观点认为，此举是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为了在2004年3月的法国地方选举中从“国民阵线”手中拉回更多选票采取的策略。从法国的主流社会舆论看，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意见支持政府的禁令，并呼吁穆斯林民众给予理解和保持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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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反对者的立场来看。了解时事的人应该不会忘记，2004年1月17日，法国首都巴黎和一些欧洲和中东国家发生了示威游行，反对法国政府计划实施的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所戴面纱和头巾的法律。当年1月31日，数千名锡克人也在巴黎市中心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法国政府准备实行的法律，因为被禁止的宗教象征饰物中包括锡克族男子的头巾。这些持反对立场的人到底如何看待宗教饰物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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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许多反对党指出，政府颁布反伊斯兰教的政策将“导致严重的后果”，破坏法国自由与民主的光辉传统，取笑于世人。他们要求法国政府慎重考虑对穆斯林采取扼制的政策，声明说这是赤裸裸的种族和信仰歧视。有的穆斯林和人权组织认为，自1789年《人权宣言》公布以来，法国就赋予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穆斯林女性有权决定自己是否戴头巾，戴头巾并没有妨碍他人，也没有影响其他人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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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西方的穆斯林妇女对头巾有一些比较集中的看法，如有人认为，妇女戴头巾显得庄重高雅。有西方穆斯林认为，戴头巾是妇女尊严和纯洁的一种象征，戴头巾的妇女更能体现出其人格高尚的一面。还有一种观点说，西方社会的妇女时常与其他女性处于竞争的状态，尤其是那些结了婚的女性，她们时常担心丈夫被其他女人吸引，而这导致西方每两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的成员与他人保持着不合法的关系。家庭成员对其家庭的不忠行为最终给家庭妇女造成的伤害是最大的，故伊斯兰教所倡导的妇女服饰在一定程度上赋予穆斯林妇女尊严和纯正的价值观，也加强和巩固了穆斯林的家庭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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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反对者与支持者之间存在两个分歧。一是民主与自由之争：支持者认为，法律之下各宗教平等，那么穆斯林就应该和天主教徒一样受到世俗法的制约；反对者认为，法国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对穆斯林戴头巾进行限制，违背了宗教自由原则。二是世俗与宗教之争：官方认为，宗教饰物在公共场合的出现是对世俗主义原则的违背；而信教人士认为，佩戴头巾在穆斯林文化和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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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双方立场之后，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立场呢？至少，我们应该问：为什么会存在这两种立场？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问题？下文就是对这些疑问的更深入探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法国最大的少数宗教派别是伊斯兰教，而且《面纱头巾法》主要涉及的也是穆斯林，因此，下面的分析是以法国穆斯林作为案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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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俗主义：《面纱头巾法》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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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官方一直强调其维护世俗主义的基本立场。所以，如果不了解法国世俗主义的特征，我们就无法对法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而这就需要回顾法国世俗政治与宗教之间在历史上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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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对天主教会发动进攻，废除了教会什一税和教士的免税特权，通过了没收全部教产的法令，规定教士由教徒选举产生，当选教士应宣誓效忠宪法，神职人员薪金由国家支付，不再向罗马教皇缴纳税金等。《人权宣言》关于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概念给宗教信仰自由定下了基调。1791年宪法正式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实际上承认了新教徒和犹太教徒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此时当然还不存在伊斯兰教问题），确立了教会财产归国家所有并永远由国家支配的原则。但是，激进的大革命一度曾使天主教下层教士和普通信徒受到过分的压抑。拿破仑执政后，分别调整了对新教徒和犹太教徒的政策，肯定了信仰自由，承认天主教为“法国大多数人的宗教”，但把它置于受国家供养、由国家管辖、听国家命令的从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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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年的《基佐法》开始推行世俗的初等教育。1850年的《法卢法》又承认天主教管理教育的权利，教会学校享有国家的津贴。1881—1886年的《费里法》建立了普遍的公立学校的国家津贴。第三共和国初期，反天主教情绪因德雷福斯事件而日趋强烈，激进共和派力主政教分离。1901年，法国颁布《宗教团体法》，规定一切宗教团体须经政府认可，否则将予以解散并没收其财产。1904年，法国又禁止教士充任教师，因而封闭了教会学校。1905年，法国通过了由白里安提出的著名的《政教分离法》，宣布共和政府不承认也不补贴任何官方宗教，要求教会应该自治自立，且不受国家干涉，该法适用于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该法规定，非宗教组织开设的学校一律奉行世俗原则，学生和教师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但不得以“炫耀”的方式表达和宣扬，不能进行传教布道，不能用自己的信仰影响他人。当时制定这个法律，是为了实现教育与宗教的分离，主要是减弱天主教对教育的影响。此后，法国以普通法律规定的集会自由原则管理宗教仪式，允许教堂自由开放。至此，法国完全实现了政教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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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法国人提到自己的世俗主义时，往往忽视了200多年来世俗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法国的世俗化不是和平的牧歌，它是法国人民艰难达成的妥协。需要注意的是，1905年通过的法律，就其本身而论，基本目的不是支持法国的宗教自由，而是要在公共领域把天主教和其他少数宗教派别置于同等地位，借此削弱其影响。这个法律实际上意味着，宗教信仰被限制在私人领域。1905年后的数十年中，主要宗教——天主教与犹太教——已经与世俗政治达成了不稳定的和平。这就是法国社会的世俗主义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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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世俗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国家对宗教的控制和监护。法国现代历史表明，宗教是在世俗政治权力的不断打压、排挤、限制之下渐渐退出政治舞台的。世俗政治对宗教具有绝对权威，世俗政治对宗教的干预是有历史延续性的。这就是法国颁行《面纱头巾法》的深层历史原因。横向比较来看，与法国有相似的世俗主义模式的是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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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考察了美国之后，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这一影响广泛的名著。他曾经做过一个对比：“在法国，我看到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几乎总是背道而驰的；而在美国，我却发现两者是紧密配合，共同统治着一个国家的。”在此书出版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这个问题似乎仍然相当尖锐。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是一个宗教与自由民主相辅相成的国家。同样是政教分离，但美国社会基本上是宗教不干涉政治，政治也不干涉宗教。托克维尔看到，在美国，教士没有公职，不参与国家管理，立法机构也没有他们的代表。托克维尔赞赏这样的政教关系，并断言美国模式将渐渐在全球普及。然而，托氏的预言没有实现。在作为现代民主制度发源地的法国，宗教自由与民主政治之间仍然存在着紧张关系。从全球来看，即使是在美国，宗教的影响力也并未减弱，宗教团体以不同形式对政治发挥影响，并有加强之趋势。这或许是新世纪重要的全球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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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个少数族群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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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对法国头巾法的抗议，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是一个少数群体与主流社会的关系问题。在民主社会中，宗教成了少数族群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与寻求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与政治权力相比，宗教团体属于“弱势群体”，无论从种族、身世还是情感等方面来看，宗教成为实用的工具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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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初，据估计，法国6 000万人口中有500万穆斯林，伊斯兰教显然已经是法国仅次于天主教的第二大宗教。[2]但是，对大多数法国原住民而言，接受这一现实却非常不易。在法国，关于伊斯兰教的争论也很多，但是，它们自始至终是把穆斯林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看待的。有人还经常这样问：穆斯林能适应法国社会吗？显然，这个疑问的背后有一个预设，即伊斯兰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本质上是不相容的，穆斯林被看作一个“危险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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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现代穆斯林移民大多来自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法国前殖民地。早期北非移民的困境在于对法国殖民主义的记忆。那个时期，即使是被给予法国国籍的北非人，也并不被看作法国人，除非他们首先宣布放弃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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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是穆斯林移民法国的高峰，他们的到来打破了法国社会的平静。按照西方学者的看法：“它（伊斯兰教）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上引起了新的混乱，并导致宗教自由与政治宽容之间新的论战。”1989年的“伊斯兰教头巾”事件就是这一论争的例证。可以说，20世纪后半期，伊斯兰教的到来激发了长期以来在世俗政治表面下酝酿着的古老的宗教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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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法国主流社会与穆斯林少数派之间的关系，就是世俗主义与新的外来宗教之间的关系。借助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概念，在法国这个世俗主义已经占据绝对主导的“场域”，主流社会也形成了其特定的“惯习”，那就是遵循世俗主义的要求，按照世俗主义的原则行事。作为少数派别的穆斯林要想真正融入法国社会，要过的第一关就是世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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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裔穆斯林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在文化与社会层面都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根据民族、年龄、性别和社会背景，以不同的方式信仰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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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代北非移民而言，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是一致的。例如，定居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他们不但按照阿尔及利亚风俗行事，还强调伊斯兰教在阿历史上的特殊意义。一般而言，来自北非的穆斯林一方面认同自己的宗教，另一方面无法忘记在对抗法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伊斯兰教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这两方面紧密相连。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法国永久地定居下来。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不乐意获得法国国籍，认为这么做就是对自己祖国反殖民运动的背叛。即使到了今天，年纪比较大的北非穆斯林仍怀抱着回归祖国的希望。对他们而言，对伊斯兰教的持久认同是防止被同化的重要保证。因此，他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履行伊斯兰教的教义。这些人自然是反对强制性的世俗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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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来在法国出生的青年穆斯林来说，他们的宗教信仰又是什么状况呢？限于篇幅，这里只做一个简单的概括。青年穆斯林已经不再像其父辈一样对家乡有什么感情，他们在法国接受世俗教育，认同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甚至还经常批评北非国家的某些做法。因此，他们也不被阿拉伯世界认同。法国的一些穆斯林青年开始认真地信仰伊斯兰教，但是，他们的信仰已经与父辈的做法非常不同，他们认为自己信的是“真正的伊斯兰教”。他们从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那里获得帮助，并向他们请教。但他们这么做纯属个人选择。对他们而言，伊斯兰教只是提供了一个归宿，此外，他们还通过这种形式的团结和皈依，表达他们对社会不公的抗议。这些人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的数量却在逐渐增加。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政治认同：在认同自己是法国人的同时，又不重视自己的法国国籍。例如，他们认同法国的价值观，但是对法国殖民主义的历史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人倾向于把政府的立法看作对个人选择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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