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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来，法国在中东、西非和北非取得了大量殖民地，法国在这些地区，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这三个国家大力发展殖民文化教育，并构建宗主国和殖民地紧密的文化联系。二战以后，法国迎来了“辉煌30年”的经济增长，并采取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而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在独立后迎来了无法为其经济所消化的人口增长。因此，这些地区的年轻人开始大规模移民法国，在法国的大城市构建自己的移民社群，比较典型的是巴黎的黎巴嫩人、西非黑人社区、马赛的阿尔及利亚人社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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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移民与法国当地人自然有争抢资源的冲突，并且他们的出生率比当地人要高。这造成了“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并且，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法国经济不振，年轻人失业问题严重，移民中有严重的暴力犯罪问题。移民和本地人的冲突加剧。典型例子是巴黎因黎巴嫩人和西非黑人的偷盗而被称为“巴黎斯坦”，而阿尔及利亚足球队冲进世界杯后，马赛发生了阿尔及利亚人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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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伊斯兰主义的发展，美国学者皮特·曼达威尔（Peter Mandaville）很重视从全球性因素与地方性因素之间的互动这个视角来解释问题。全球化不光是加强了物质和人力的流动，而且还形成了以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为基础的世界格局，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流动，往往都会具有全球性意义。在中东地区发生的事件，对于法国的穆斯林来说，在物质时间上是同步的，在理念时间上却是不同构的，在空间上更是异质的。反过来，在法国发生的事件也是如此。这里就容易出现时空的扭曲和冲突，表现为内部冲突以及内外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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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警惕“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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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恐怖袭击所引发的舆论冲击，往往会强化既有的偏见。这种偏见笔者称之为对穆斯林或伊斯兰教的“选择性报道”。用爱德华·萨义德的双关性术语就是“遮蔽伊斯兰”（covering Islam）。它造成的后果就是对广大伊斯兰世界存在的更为广泛的、非暴力的、和平的、建设性的诉求和运动的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不久前，一个穆斯林朋友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全世界共同的敌人，它们不只是某个宗教或某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个普遍性的问题，只不过，有着穆斯林背景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尤其引人注目。在他看来，能够最终战胜这种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力量是存在于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只有那些爱好和平、尊重生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更为广大的温和穆斯林，才是极端主义的最大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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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国“9·11”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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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的G20峰会上，世界上的重要国家似乎已经因为2015年11月13日晚上法国发生的“空前的”恐怖袭击，而改变了对IS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决心在共识的基础上发动对IS的进一步打击。与此同时，作为对巴黎恐怖袭击的一种报复性反应，法国出动了更多军事力量，打击在叙利亚的IS的重要目标，借此在这个民众悲愤的时刻彰显某种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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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恐怖主义是对全人类的共同挑战这个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当时说：“这是针对全人类和共同价值观的袭击。”这句话应该是真诚的。在美国的“9·11”事件发生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是这么说的：“他们恨的是这里展现的有目共睹的事实——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而他们的政府却是自封的。他们仇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投票自由、结社自由、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应该说，小布什的这种认识（恐怖分子痛恨民主、自由）在西方世界很有典型性。这应该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最好注脚——现代文明与某种全盘否定其合法性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有人认为这就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较量。这是一种精致化的“文明冲突论”，细究应该是“三观不合”——这里姑且将极端主义亦视为一种特殊观念的表达。当然，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庸俗化、简单化释读，说世界上存在的几个文明圈之间，必定会发生文明的冲突，这倒是更容易理解，也更有利于“挑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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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发生的“空前的”恐怖袭击，让人震惊和痛心。但除了谈论恐怖主义的威胁有多大，讨论恐怖主义出现的普遍原因以及探讨法国的少数族裔问题之外，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在谴责、惊慌和恐惧之余，我们如何能够相对冷静地、在一个更为宏大和深远的现实与思想背景下思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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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洲的价值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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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恐怖袭击不久前，当代法国政治哲学家伊夫—夏尔·扎卡（Yves-Charles Zarka）教授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场公开演讲，他谈到了欧洲的三个危机：经济危机、新型恐怖主义的威胁与难民危机。他说的新型恐怖主义其实就是针对2015年初的《查理周刊》事件，他的发现是恐怖主义在法国已经“内化”，也就是说，不再只有外来的恐怖分子对法国乃至欧洲造成威胁；更严重的是，不管出身哪个社群的年轻人，都可能通过社交媒体被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洗脑”，从而既在欧洲内部搞恐怖主义，又会到叙利亚、伊拉克去参加IS的“圣战”。扎卡教授认为，这才是欧洲正在面临的新型恐怖主义威胁。据一些消息来看，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仍然符合扎卡教授的所谓内化说，是外来的IS成员与法国境内的恐怖分子合作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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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卡教授关于新型恐怖主义的定义，倒是没有引起我太大的兴趣，更为重要的其实是他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他认为新型恐怖主义与欧洲的文化衰落有密切的关系：欧洲在近代以来为全世界提供了“普世价值”（启蒙、自由、平等、进步、民主、博爱等等），然而，现在的欧洲却受困于文化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相对主义使得欧洲失去了捍卫“普世价值”的意志，进而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意志。我对扎卡教授的话的理解是，多元主义使欧洲人丧失了其原本坚持的目标和意志，陷入某种虚无主义的状态里了。这个状态，对欧洲的年轻人而言，最终就是生命和生活意义的丧失；一个不再能够为自己的青年提供价值的欧洲，自然容易成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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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卡教授的政治哲学论述，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也可以解释法国社会年轻人的虚无主义。但从社会现实层面来说，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政治意志丧失，显然不只是欧洲一地的问题，尤其是他对年轻人状态的说法更不是欧洲仅有的。世界还全球性地进入“小清新”的时代，青年们越来越趋向于这个样子。无论老一辈接受与否，问题也只能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前瞻性地、精致地、技术性地应对与克服，慨叹什么欧洲价值的丧失与衰落，更多像是今不如昔式的怀旧，或者是老气横秋的愤世嫉俗。一次“空前的”暴恐袭击是否能够唤回人们对传统欧洲价值的重新拥抱，唤回业已沦丧了的政治意志，真的很难说。说欧洲走向文化多元主义是一种倒退，更是很难让人接受，毕竟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是对之前的那个普世主义、进步主义时代的超越，是与后现代和后工业社会阶段相对应的。二战之后的欧洲，相对于以前被说成是衰落的；但从实际历史进程看，它所经历的是一个逐渐走向科耶夫所谓的“普遍均质国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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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欧盟理想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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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发生的暴恐事件加上欧洲当下的难民危机，集中突显了欧洲面临的挑战，有人自然会由此联想到欧洲的衰落。当然，欧洲的衰落已经是一个世界历史的常识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葬送了欧洲自近代以来的优势地位，成就了两个新的“帝国”——美国和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与美国绑在一起，防务主要依靠美国主导的北约。欧洲也是在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援助下实现了经济复兴。同时，欧洲开启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以法、德和解为基础开始形成欧共体，进而发展为现在的欧盟（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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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俄裔法国哲学家科耶夫向戴高乐政府提交了一份“法国国是纲要”。[5]其中，科耶夫深入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局势，他指出，世界已经开始进入由加盟国家构成的“帝国”的时代，英美同盟（潜在的成员还有同样信奉新教的德国）、苏联就是这样的帝国，在此局面下，作为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将何去何从？科耶夫提出了由法国牵头，拉上西班牙、意大利共建“拉丁帝国”的构想，并预想将这些国家在非洲的殖民地纳入其框架，进而期待能够吸引拉丁美洲的国家。一个以法国为首的拉丁帝国，对于确保法国的政治和文化延续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新拉丁帝国将保持由法国主导的合理的军事力量，但它不会强大到与美、苏集团对抗，只足以自保。一般认为，欧洲共同体的思想就是从科耶夫这里滥觞的。所不同的是，解除了武装的德国没有加入英美集团，而是成为欧洲共同体（欧盟）的支柱之一，法、德和解也被传为佳话。科耶夫的帝国论确实有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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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左翼政治哲学家，科耶夫还提出了著名的“普遍均质国家”这一概念。在与施特劳斯的对话中，科耶夫陈述了其历史决定论立场：暴力性的集体斗争甚至残暴的专政时期，仅仅是历史进程在其朝向乌托邦不可阻挡的迈进时必不可少的经历，科耶夫称此乌托邦为“普遍均质国家”。在普遍均质国家中，以社会实现了普遍的和解为前提，每位公民会被承认为自由和平等的，不再有进一步暴烈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在此理想状态下，人们的需求将得到普遍的满足，社会批判，尤其是哲人对社会现状的批判也将变得不再必要，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解释现实、反映现实。“人类不再行动，即不再通过浴血奋战、通过创造性劳动来否定和改变自然以及社会现状”，也就是说，历史自此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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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耶夫指出，僭政或帝国不是实现普遍均质国家的手段。他提出，要通过国家间的法律整合或一体化，由此产生某种超国家的宪政秩序，形成单一而明确的法权概念所渗透和联合的社会，才能实现他所谓的普遍均质国家。到那时，施密特意义上的政治和国家将不复存在，所有的经济、社会关系，甚至那些传统上被看作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均将由司法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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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最终的意义上，普遍均质国家的到来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欧盟的发展历程与趋势，似乎契合了科耶夫的这个预想。欧共体虽然不是拉丁帝国，但欧盟看起来就反映了走向普遍均质国家的趋势。实际上，欧共体和欧盟在不同程度上都符合科耶夫的设想。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看起来非常快。现在欧盟已经有28个成员国，还有一些国家（包括土耳其）正处于入盟谈判的过程中。欧元区的建成以及2009年《里斯本条约》取代《欧盟宪法条约》被全体成员国批准通过，曾让人们对欧洲一体化的新阶段感到兴奋和乐观，就像科耶夫对历史发展所持的乐观态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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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均质国家里，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根据科耶夫的理论，这一最终秩序的居民根本不是畜生，不是虚无主义者或者玩世不恭的自命不凡者，而是公民、工人、家庭成员，他们有着与其各自的角色相称的权利和义务，其真正人性意义上的心满意足是通过工作上的被承认和家庭中的爱而实现的。最终秩序将是超自由目标的实现，人治完全被法治取代。[6]在欧洲，这样一种个人自足的状态是存在的，对宏大叙事的关注已然被“白左”和“小清新”取代。对扎卡教授来说，这反映出了欧洲普遍的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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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这样的欧洲，暂时地也是突然地遭到了极端主义和内化的恐怖主义的挑战。虽然这个挑战不足以否定欧盟走向普遍均质国家的趋势，但确实，穆斯林问题在欧洲日益突出，伊斯兰主义在实践中利用多元主义保护自身在欧洲立足的同时，又要在欧洲的土地上坚持自身价值的普世性——穆斯林因为日常禁忌较多，所以在与欧洲主流社会的接触中出现了难以融入的问题。比如，法国共和主义的世俗主义模式对宗教实行干预性管制，穆斯林的宗教符号多次与法国的世俗主义要求发生冲突。法国世俗主义的精神内核也是普世主义的，对一切宗教一视同仁；与此同时，对穆斯林传统的尊重又符合坚持多元主义的价值。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加，穆斯林传统中所带有的多种禁忌必然与更为世俗化和开放的法国现代性相冲突。也就是说，欧洲在走向普遍均质国家的过程中，如何将异质的伊斯兰文化纳入现代的普遍均质的秩序之中，是一个后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经典现代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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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耶夫并不是完全忽视了伊斯兰世界。只是，当下这些问题在70多年前的科耶夫眼里，还不是什么挑战，他不但预想了拉丁帝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和解，而且还将非洲的原殖民地纳入拉丁帝国的框架。在当代学者看来，这至少是一种解决所谓“伊斯兰问题”的不同思路。还有人认为，这比“文明冲突论”的视角独特得多，不过，这个时代的形势要比科耶夫时代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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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科耶夫的一个思想“对手”施密特注意到了比较独特的问题。刘小枫曾提及施密特于1963年发表的《游击队理论》，认为其是对科耶夫普遍均质国家设想的一个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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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耶夫预言世界性的“普遍均质国家”终将到来，施密特却预言，经列宁和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的现代游击战不久将进入国际范围内的“恐怖与反恐怖怪圈”──如今所谓的“恐怖分子”，很可能就是后现代的游击队员。欧元在欧盟十二国流通，证明科耶夫的社会主义理想一定程度上在欧洲实现了；晚近的国际事件却证明，施密特的政治观察在世界范围应验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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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科耶夫的帝国论与普遍均质国家学说，是基于对传统民族国家能力之有限性（尤其是希特勒德国经验）的观察。然而，他的这个观察是在没有面临异质的文明（伊斯兰）因素融入欧洲社会的情况下，在没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背景下做出的。他的脑子里是大帝国竞争的问题。北约的体制对于防卫苏联包括现在的俄罗斯或许是有效的，但是面对非传统安全问题，面对异质文化存在并扎根于欧洲却难以融入的问题，人们是不能够用核武威慑或者导弹防御体系来对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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