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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欧洲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欧元区的信用一步步遭遇侵蚀，尤其是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更是让欧盟雪上加霜；英国作为“异数”不但没有加入欧元区，而且退出了欧盟；葡萄牙的经济也出了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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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西亚、北非很多欧洲前殖民地国家，欧洲内部的恐怖主义威胁和来自前殖民地的穆斯林难民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融入的问题。诚如扎卡教授所提到的，新移民带来的是另一种文化和秩序，他们不但没有融入法国的世俗体制，还与这个体制产生了冲突与深深的裂痕，这是欧洲知识分子们非常担心的事情，更不必说欧洲白人生育率的连续降低，穆斯林生育率的居高不下，再加上恐怖主义和社会冲突的威胁，这些为欧洲政治的向右转提供了更多的助力，从德国的“新纳粹”到法国的勒庞，都是这股向右转势力的代表。2015年发生在法国的恐怖屠杀，已经引发了更多的穆斯林和法国主流社会之间的冲突。如此继续下去，欧洲社会的分裂将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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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跟美国绑在一起的欧洲，在东、南两个方向都陷入了困境：东边因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较劲，双方关系陷入僵局，这也是俄罗斯后来坚决在叙利亚采取单独行动的原因；欧洲国家在南边对利比亚、叙利亚的干预，制造出更多的问题和麻烦，甚至威胁到欧洲自身的安全与稳定。欧洲难民危机与中东地区局势的关系，似乎也在提示，欧盟与美国、俄罗斯的关系也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刻。在2015年G20峰会之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连续访问了土耳其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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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在核武平衡的格局下，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气候政治、恐怖主义、全球疫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等等，都是理解当前世界格局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欧盟内部一体化进程困难重重，外部还仍然延续着冷战的大致架构。欧洲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复杂化的地中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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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挑战才有发展，古人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正适合欧盟的现实。如何重新严肃地思考加强内部团结、边界管控，提升反恐和社会治理能力，重新反思欧美关系、欧俄关系，是欧洲议事日程上的大事。当然，如果欧洲还抱着像对土耳其那样非常功利的而非战略的态度[8]处理这一切，将是十分短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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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科耶夫等：《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邱立波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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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到2021年，法国的6 500多万人口中，穆斯林的比重是7%—9%，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ies/france-population（获取于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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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据欧洲议会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从2011年到2016年，有约5 000名欧盟国家公民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其中法国人数最多，达近2 000人。但他们并非都是有穆斯林文化背景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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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梦魁：《法国的宗教饰物禁令为何引发争议》，原刊于“人民网·人民时评”，https://news.sina.com.cn/o/2004-02-13/00431786284s.shtml（获取于202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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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科耶夫等：《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邱立波编译，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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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霍斯、弗洛斯特：《普遍均质国家的合理性》，载［法］科耶夫等：《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邱立波编译，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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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小枫：《拣尽寒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72—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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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典型的表现就是，因为在难民问题上有求于土耳其，欧盟就入盟谈判临时给了土耳其一些口头上的恩惠，并许以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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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十五章全球化与中东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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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与“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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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逆全球化”被谈论得越来越多，这与冷战结束到21世纪初各界都在大谈全球化是很不一样的。曾经被认为是全球化主要推动者的美国，现在竟以筑墙和保护主义而闻名。当然，关于全球化，向来存在不同的声音，在以前，诸多领域开始欢庆所谓“全球化时代”来临时，也有人表现得很冷静，他们说：全球化是一个陷阱。而在文化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影响很大，特别是“9·11”事件后，亨廷顿的理论再次风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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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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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定义有很多。社会学从人类互动增强的角度来定义全球化，即人类集团之间的联系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加强，最后形成全球性联系的过程。政治经济学将全球化定义为英国资本中心出现之后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的关系，全球化过程不仅是经济过程，也是政治过程。有人说全球化是一种公共物品，是文化的传播。还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全球网络的金融、信息、资本乃至思想跨越国境，使市场变成了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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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问题至少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作为客观过程的全球化，二是人们对这个客观存在过程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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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人类至今赖以构建自我意识的世界几大文化模式（中国、印度、西方）大致同时确立起来，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但是，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而且没有互相影响，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肯定谈不上全球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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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一个基于空间的概念，在根本意义上，它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有人认为全球化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但是，只有到了近代和现代，全球联系才发生了真正质的改变。“在14、15世纪，现代商业制度建立起来，世俗教育的新标准和活动被引入大学，地球上曾是孤立的社会通过大海联系了起来。”[1]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二三百年，由于西方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政治革命，西方（主要是西欧）借助于先进技术，将自身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传播至整个世界。这次全球化浪潮的动力是交通成本的降低。冷战之后，全球化的动力是通信成本的降低，同时，冷战终结，军事和意识形态构架的解体，也构成了全球化发展的基本格局和环境。在这一阶段，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接触、交流和碰撞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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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化的评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等人认为，以对全球化的存在和前途的态度为标准，现有的西方全球化理论可以被划分为三大类：极端全球主义者、变革论者和怀疑论者。极端全球主义者认为全球化已经带来了新的历史时期，各种传统的制度和体制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或者已经过时，或者正在失去存在的基础，市场成为决定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力量。极端全球主义者的典型或许是《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的作者福山。变革论者多来自社会学领域，如吉登斯、贝克等人，他们把全球化当作一个社会变迁过程，认为它起源于西方，同时也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过程。怀疑论者的代表有汤普森、赫斯特、韦斯等人，他们力图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来证明全球主义者对全球化的判断犯了夸大事实和有意误导公众的错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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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过程。吉登斯指出，全球化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但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全球化实际上是空间和时间的转变，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总的说来，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进程，它受到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的合力推动……它不仅仅是当前政策的背景：从总体上讲，全球化正在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组织发生巨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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