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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福宣言”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国提供了依据，也埋下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纠纷和冲突的祸根，对中东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购买和开垦土地。在以色列建国前，两个族群就已经发生过多次冲突。英国在1939年停止批准犹太人移民，限制犹太人购买阿拉伯人的土地，考虑建立阿拉伯国家，犹太人可以高度自治。但犹太人仍不断到来（偷渡）。二战后，犹太人移民更多。到此时，矛盾已经很难解决。英国人把问题交给了联合国。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181号决议，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一个是犹太人的国家，一个是阿拉伯人的国家。就面积来说，犹太人的国家相对大一点点，是1.5万平方千米，而阿拉伯人的国家是1.1万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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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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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宣布建国。但是，广大阿拉伯国家不同意。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就爆发了。以色列当时非常破败，人口也少，但竟然战胜了阿拉伯联军。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以极小代价取得了巨大胜利。1967年的“六日战争”是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联盟通过了对以色列的“不承认、不谈判、不和解”的原则，以色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取得了重大胜利，几乎占领了181号决议分给阿拉伯人的全部领土。1974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先是遭受埃及和叙利亚先发制人的联合打击，损失较大，而后情况发生逆转，以色列进行了有效反击，后来双方根据联合国的停火协议终战，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平局结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为了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多个伊斯兰国家采取提价、减产乃至禁运等手段，将石油作为打击对手的武器；短期内世界石油价格猛涨，触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也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危机持续了三年，对发达国家造成了严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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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中东战争影响深远，双方都意识到冲突和战争无法解决问题。1977年11月，作为阿拉伯国家领袖的埃及做出惊人之举，总统萨达特前往以色列访问（这等于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成为第一个访以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1978年，在美国的撮合下，埃及与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1979年双方正式签订了和平条约。1982年，以色列正式把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埃及的举动被其他阿拉伯国家视为背叛，阿拉伯联盟发生严重分裂，埃及一度被驱逐出阿盟。不过，《戴维营协议》最终是推动了中东和平的发展。此后，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关系开始由对抗转向对话。1994年，约旦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2020年，在美国的主持下，阿联酋和巴林与以色列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化敌为友，巴以问题再次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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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以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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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基本上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全部阿拉伯人地区。1988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可是巴勒斯坦国没有疆界，没有领土，只是形式上单方面宣布建国，相当于成立了一个流亡政府。中国以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包括联合国）都承认巴勒斯坦国。在这个意义上说，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把已经宣布成立的国家予以实体化的问题。在实体化实现之前，巴勒斯坦就只是一个有部分管辖地的、形式上的国家。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后，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1929—2004）决定与以色列进行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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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1年开始，巴以双方开始了断断续续的和平谈判，先是确定了谈判的基本原则——“土地换和平”，即以色列通过归还它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人领土，来换取与阿拉伯人的和平相处。1993年，双方达成了《奥斯陆协议》，以色列允许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两个地方实现一定的自治，一是加沙（Gaza），二是杰里科（Jericho）。1994年，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1922—1995）和外交部长佩雷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后，巴勒斯坦自治范围逐渐扩大，以军陆续从约旦河西岸包括希伯伦在内的7座主要城市撤出，将它们交由巴勒斯坦控制。1995年，主张巴以和平的以色列总理拉宾被犹太激进分子刺杀身亡，和平进程被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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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0年，巴勒斯坦人的实际控制区是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靠近埃及西奈半岛的一块飞地），总共只有2 000多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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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宾之后，以色列强硬派长期掌权。最重要的以色列强硬派是利库德集团（Likud）的领导人沙龙（Ariel Sharon，1928—2014），他做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后当选为总理。2000年，沙龙强行进入东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Masjid Aqsa），引起穆斯林的愤怒，造成了巨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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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耶路撒冷的归属、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巴以边界划定等关键问题上分歧太大，至今巴以双方仍然没有达成永久性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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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隔离与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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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以后，以色列开始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修建犹太人定居点。开始时，定居点集中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内政部统计数据显示，从1972年至2008年，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人口从1 182人增加到了28.58万人，东耶路撒冷定居点的人口已达到将近20万人。加沙地带也是以色列修建犹太人定居点的主要地区之一。犹太人定居点一般都有以色列军队保护。犹太人定居点当然威胁到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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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以强硬闻名的沙龙实施了一项“单边行动计划”，就是主动拆除加沙地带的定居点，将以色列人全部撤出，结束了对加沙地带38年的占领，另外，以色列也从约旦河西岸的4个地方撤出，这些地方只保留了一些大型犹太人定居点。乍一看，以色列的这一举动令人费解，在没有遭遇什么挫败的情况下，它为什么会主动撤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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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这主要是因为以色列出现了一种担忧，简单说，就是在人口统计学上，大面积的实际控制区也造成了一个负担，以色列实际上控制了大量的阿拉伯人口，而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人口增长迅速。以色列担心，假以时日，以色列的人口中，阿拉伯人将超过犹太人，以色列非常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南非。根据统计，在2005年以色列撤离加沙地带之前，在以色列控制的土地上约有1 050万人口，其中51%为犹太人，49%为阿拉伯人。而考虑到巴勒斯坦人的出生率高于犹太人，以色列人口的结构不久后将发生改变。这才是沙龙提出并实施单边行动计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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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同样的原因，以色列还采取了另外一项措施，就是修建隔离墙，把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分离开来。2002年6月，以色列决定沿“绿线”（即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的实际控制线）修建一段长约600千米的“安全隔离墙”，隔离墙将约旦河西岸大约10%的巴勒斯坦领土圈入以色列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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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哈马斯全面控制加沙地带。以色列与哈马斯是死敌。为打击哈马斯，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了全面封锁。其方式是在加沙地带外围修建10米高的厚重水泥墙，每隔十几米就建一座岗楼，隔离墙以外300米是安全隔离区，凡闯入者就会被无情射杀。对加沙地带靠地中海一侧，以色列仅允许当地渔民在距海岸线3千米的范围内捕鱼，相比于国际标准，这一范围非常小，以军舰可以对越线的渔船开火。以色列的封锁造成加沙地带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将加沙地带形容为一所巨大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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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自的“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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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问题为什么难解？关键是，巴以问题已经成为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也成为以色列内部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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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Palestin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即法塔赫）[12]实际上承认了1947年的联合国决议。1987年，亚辛（Ahmed Yassin，1937—2004）创立了伊斯兰抵抗运动（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即哈马斯），它不承认联合国决议，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以及以色列建国的权利，要让以色列从地球上消失，认为阿拉伯人应该在地中海东岸一直到约旦河西岸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推行伊斯兰教法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哈马斯代表了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强硬的一派。亚辛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以色列人只能够听得懂人肉炸弹。同情巴勒斯坦的人特别是很多穆斯林往往认为哈马斯是反以英雄，亲以色列的西方人士往往认为哈马斯是恐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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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哈马斯在以色列实施的“定点清除”中遭到重创。此后，哈马斯在表示不放弃武装斗争的同时，开始参与政治。2006年1月，哈马斯在选举中一举击败主导巴政坛将近半个世纪的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哈马斯单独组建的政府遭到以色列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抵制，陷入危机。尽管哈马斯与法塔赫曾短暂联合组阁，但彼此的分歧和冲突不断。尤其是哈马斯一直保持着准军事力量，并经常与法塔赫领导的安全部队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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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哈马斯夺取了加沙控制权。民族联合政府被解散，阿巴斯领导法塔赫在约旦河西岸组建了过渡政府。法塔赫对加沙基本没有了控制力和影响力。此后，双方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哈马斯和法塔赫的政治理想不同，美国、以色列等又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带，有360多平方千米，人口有200多万。哈马斯有自己独立的军事民兵组织，在外部深受伊朗的支持和影响。不过，哈马斯与法塔赫拥有反对以色列吞并的共同目标，因此，双方10多年来也多次接触，寻求和解，只是，因为政治理想和政治利益的分歧，在政治上彼此仍然是竞争对手。所以，今天的巴以问题不是巴以两方的冲突，而是哈马斯、法塔赫和以色列三方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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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巴以冲突前，以色列两年内搞了四次大选，内塔尼亚胡组阁失败，还面临腐败案指控。无论是内塔尼亚胡个人，还是右翼的利库德集团，在政治上都非常有危机感。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拉宾被刺杀以来，凡是想在以色列政界有所作为，能被以色列老百姓所接受的政党和政治人物，只能在巴以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以色列除了用技术手段确保自身的安全、扩大定居点、加强对阿拉伯人的控制之外，在相关问题上越来越强硬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巴以问题对双方来说，既是国际问题，又是内政问题，还是涉及双方情感的历史、民族和宗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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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21年巴以冲突的升级，除了警民冲突、房产纠纷，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其他因素：首先是双方的内政，利库德集团，尤其是内塔尼亚胡个人和政党问题重重，他们急于摆脱政治危机，而在以色列的强硬民意之下，在巴以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对巴勒斯坦人采取强硬态度，就是内塔尼亚胡在政治上得分的一个便捷方式，虽然内塔尼亚胡后来还是没有成功组阁。2021年，巴勒斯坦本来也要选举，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逻辑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哈马斯为了摆脱困局，方式之一就是刺激以色列对其进行更多的打击，换取在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中的更多支持。不过，巴勒斯坦大选最终被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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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21年，中东地区正在出现多个和解迹象：沙特和伊朗表达了缓和关系的态度，土耳其和埃及，沙特和卡塔尔也在进行和解。普遍的看法是，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巴以问题已经不再是阿拉伯国家重点关心的问题，也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了。“阿拉伯之春”后，阿拉伯国家各有各的麻烦，巴以问题在中东格局里已经被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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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处决尼米尔：沙特与伊朗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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