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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过程。吉登斯指出，全球化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但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全球化实际上是空间和时间的转变，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总的说来，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进程，它受到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的合力推动……它不仅仅是当前政策的背景：从总体上讲，全球化正在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组织发生巨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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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济的全球化是否一定导致文化和价值的全球化呢？对于这一个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质疑。有人认为，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失败，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强力推行某种特定的文化、信仰、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的作为的失败，是在世界范围内强力推行和制造一种“同质化”的时间和高度“同质化”的空间的“全球化”行为的失败，是强力制造统一的“现代世界历史”行为的失败，这是“总体性的现代性方案”失败的一个方面。同时，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对这类“现代性”方案的坚持，却并没有因为这些失败而告终。因为，今天正是资本主义要建立统一的国际分工体系，正是全球资本主义在一如既往地推行这个“未完成的方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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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化陷阱》[5]这本书，作者运用大量的实证材料证明，目前人们所倡导和信奉的全球化理念，只不过是一个以经济一体化为表象的政治陷阱。作者认为，全球化是由于人们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这个陷阱的设计者就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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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内有学者认为：“所谓统一的世界市场，似乎并没有真正彻底突破现代人类多元文化之间的心理阈限和民族信仰的封锁线，而给予全球化理论以深厚可靠的文化支持……全球化可能（但不必然）不只是一个经济陷阱和政治陷阱，而且还可能是一个文化陷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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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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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化的强弱，主要取决于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强弱。全球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把资本主义文化推广到全球，引起商品化、市场化，对弱势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二是全球化激起了文化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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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张形成了对各弱势文化群体的强大冲击。不仅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文化冲击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而且，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主要表现在美国文化对其他地区本土文化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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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资本主义文化扩散的实质是什么呢？汤林森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的重点是“消费的行为过程与经验的‘商品化’”。“即使是捍卫资本主义体系的人也都同意，作为一个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文化‘目标’就是消费。”[7]同时，笔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市场主义的原则，即由于市场机制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市场原则扩展到了所有的社会和政治领域，使市场价值侵入了原本由非市场价值主宰的领域，如人际关系、政治、法律、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和医学等领域。也就是说，市场价值颠覆了社会价值。所以，资本主义文化的扩散，实质上就是消费主义文化与市场主义的扩张，这将使所有的文化体验都卷入商品化与市场化的旋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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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上，全球化带来的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的冲击。但是，以同一化为原则的全球化，在现实中却激起了一种寻求特殊性、地域性和差异性的现象，甚至引发了文化乃至文明间的冲突。弱势文化可能采取的态度一般会有如下几种：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现代化会引起传统社会的文化反应，而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引起了一场文化和宗教复兴运动，如“印度化”，东亚的“亚洲化”、“斯拉夫化”、“伊斯兰化”，等等。尤其是宗教文化复兴直接表现为对宗教价值观的肯定，以至于有人指出，世界的非世俗化是20世纪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趋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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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认为：“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激起本土化与文化和宗教复兴的原因至少有如下两个。第一，全球化过程中，经过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后发国家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经济、政治实力，大多都出现了本土化倾向，因为，“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这些国家的自信心、自负感，并使它们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还会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它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8]第二，人不同于一般的动物，不会仅仅满足于吃饱喝足，相反，一旦生理需要得到了满足，其他“高级需要”便会随之而来。人是社会性动物，需要相互交流，需要得到同类的爱和承认，也需要去关心和爱别人。人还需要认同，需要过有组织的团体生活，并且在这种集体生活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活于传统村落中的人（大多为青年人）离开原来的生活区域进城打工，没有了精神的慰藉。当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这种精神需求就更加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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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需要正是宗教满足的。信仰、交往、安全和正义是人类正当的、合理的需要，也是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它们的需要将日益强烈。这些需要只能被满足，不能被消除。本土文化和宗教的复兴是有其社会学意义上的合理性的。在国际政治尤其是中东和平进程中，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和强大的以色列，穆斯林社会以其传统的宗教价值为号召，掀起了伊斯兰复兴运动，运用非常规手段力图改变不合理的地区与国际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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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球化会引起文明冲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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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首次阐述“文明的冲突”观点是在1993年夏，当时，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他的文章《文明的冲突？》。他在该文中提出：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该文一出，舆论大哗，触动了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的神经。一时间，新奇、愤怒、恐惧和困惑此起彼伏。正是基于这篇文章所引起的争论，亨廷顿才写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旨在对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更充分、深刻和详尽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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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这本书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毕竟，文明的冲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这还要看到冷战结束这一时代背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近半个世纪的两霸权互相制衡这一世界格局的结束，这至少产生了两个影响：一、对美国而言，突然失去对手让其无所适从，急需重新找到靶子，为自己维持世界霸权找借口；二、原先两极格局下所掩盖着的矛盾突然爆发出来，民族冲突、反美情绪日益高涨。这一切都需要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架构来解释。“文明冲突论”正切合了国际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对美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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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少人对亨氏的理论存在很大的误解，如有人这么说：“亨廷顿是主张文明冲突的。”但亨氏恰恰是在提醒人们避免文明冲突，绝非主张文明冲突。亨廷顿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人们对他的误解，他曾总结说：“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为了避免发生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提出了三个原则：避免原则——“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的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9]共同调解原则——核心国家要通过谈判来遏制或制止不同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共同性原则——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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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后，亨廷顿的理论再次引领世界思潮，他的书长期在各大学的图书借阅榜上名列前茅。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全球化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的西方文化取代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应是一个在承认特殊性基础上寻求共性的过程。它的实现不仅有赖于科技发展为人类提供的更为有效的交流途径，更有赖于全球不平等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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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边缘化的巴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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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中旬，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与以色列国防军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1]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以及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据报道，引发这次冲突的一个重要导火索，是在东耶路撒冷的某个区，一些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争夺房产所有权，法院判决房产归犹太人，强行让巴勒斯坦人搬出去；另一个导火索是，斋月期间，以色列警察不让穆斯林进入清真寺，引发了激烈的警民冲突。其实，东耶路撒冷问题，首先是主权问题。按照联合国决议，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但实际控制权在以色列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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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提到中东局势，最重要的就是巴以问题，也就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与以色列的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但实际上，目前看，如此激烈的巴以冲突，也并未引发多大的影响，作为中东地区核心问题的巴以问题，已经被边缘化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一部分将简要分析巴以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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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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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只有2万多平方千米，却承载着历史上最深重的宗教、族群和政治恩怨。犹太民族非常古老，他们很早就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他们信仰的犹太教有3 000年的历史。阿拉伯人也是历史悠久的民族。7世纪初阿拉伯穆斯林崛起后，耶路撒冷在7世纪中叶就被穆斯林控制了，之后虽然有过短暂的十字军王国，但直到20世纪初，耶路撒冷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伊斯兰帝国的控制之下。犹太人说他们是巴勒斯坦最早的主人；而穆斯林对此的观点是，犹太人的主体早在近2 000年前就离开了，1 000多年来是阿拉伯人住在这里。这两个主张很难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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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城。宗教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在奥斯曼帝国，犹太人没有遭到迫害，反而是欧洲有长期反犹排犹的传统。在15世纪，犹太人宁愿移民到奥斯曼帝国。当时影响比较大的犹太人定居地不在巴勒斯坦，而是马其顿的萨洛尼卡和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在奥斯曼帝国时代，萨洛尼卡成为一个犹太人口超过半数的港口城市，而且很繁荣。犹太人纷纷往奥斯曼帝国移民，但没有出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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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犹太复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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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造成问题并引发冲突的，是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也译作锡安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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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在19世纪出现，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对犹太人而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单从思想上接受起来也不容易。一部分犹太人认为，面对不断被迫害的局面，要想有所改变，就要建立自己的国家，保护犹太人的安全。犹太复国主义者考虑建立犹太国家的时候，并不是必须选择巴勒斯坦，他们也曾经考虑过阿根廷或非洲等地。还有另外一部分人持相反的主张，这是犹太人中长期流行的观念，即认为犹太人在全世界的大流散和遭受的苦难，是上帝对他们作为上帝选民的考验，犹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就是要接受这种命运，就是要安于流放，等待救赎，如果人为地去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相当于“僭越”，违反了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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