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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沙特长期对外输出瓦哈比主义，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它们各执一词，各有各的道理，但都对地区乃至更大范围的局势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现在，伊朗说沙特处决尼米尔是“中世纪般的野蛮行为”，与“伊斯兰国”无异；沙特指责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在中东制造骚乱和推行教派主义”。其中的是是非非，又哪里容易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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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2021年初，随着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中东局势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变化包括土耳其与埃及、沙特与伊朗、卡塔尔与沙特等开始接触，力图修复或改善双边关系。实际上，早在2020年下半年，伊朗就曾经表示过希望能够缓和与沙特的关系，希望彼此能够团结。从现实来说，沙特当然也有跟伊朗改善关系的需要，沙特近些年来陷入也门这个泥潭，而伊朗对也门的什叶派胡塞武装有决定性影响力，改善与伊朗的关系，有利于沙特及早结束也门危机，实现和平。对伊朗来说，它当然也希望沙特能够支持伊核协议。2017年，沙特等多国曾以卡塔尔干涉巴林等国内政、支持恐怖主义、与伊朗过从甚密等为理由，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卡塔尔实施制裁和封锁。土耳其则因支持卡塔尔而与沙特关系紧张。2018年，记者卡舒吉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后遇害，土耳其称其死于政治谋杀，该事件令两国关系继续恶化。2020年沙特商人开始抵制土耳其商品，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断崖式下跌。2021年4月，土耳其总统发言人卡林表示，土耳其正在寻求修复与沙特的关系。这些中东地区重要国家之间关系改善迹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彼此对峙往往是两败俱伤，长远看对彼此都没有好处，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相互都打不动或无力斗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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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斩首”苏莱曼尼[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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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3日，美国对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发动空袭，击毙伊朗最高层军事将领、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美国政府称此次空袭旨在阻止苏莱曼尼策划的袭击，是美方的自卫行动。伊朗和伊拉克对美方的举动表示强烈谴责。综合分析来看，这是最近30年来美国对伊朗最沉重的打击，无疑加剧了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紧张，显示出特朗普政权不只是在经济上对伊朗实行“极限施压”的制裁，而且，只要时机合适，还将利用自身的情报、技术和军事优势，对伊朗实施“斩首”式军事打击，对伊朗高级领导层造成更大的威胁和压力，其目的都是要使伊朗现政权屈服，而不是走向“热战”，因为，与伊朗发生战争并不是特朗普政权的战略追求。美方此举不似临时行动，而是一次统筹于美国中东整体战略之下、经过充分准备和论证的“极限施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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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莱曼尼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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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曼尼1957年3月11日出生于伊朗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早年做过建筑工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他追随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并加入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两年后他被派往前线，与入侵的伊拉克军队作战。他迅速脱颖而出，并被任命为旅长，在此过程中，他展现了极高的领导和情报侦察才能。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苏莱曼尼被委任为“圣城旅”武装力量的负责人，组织大量人力和财力建立了一支新的亲伊朗部队，其影响的范围从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延伸到也门（这一范围也被称为伊朗的“什叶派新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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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苏莱曼尼晋升少将（伊朗颁授的最高军衔），被认为是伊朗军界实权人物。作为一名颇有能力的强硬派代表人物，他在伊朗内政外交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可以说甚至在鲁哈尼总统之上，仅次于哈梅内伊，这使其在政治上也颇有争议。而在伊朗，最高领袖的主要政治责任就是要平衡国内的强硬派与温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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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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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针对苏莱曼尼发动斩首式袭击，是有着充分情报和军事准备的“极限施压”行为，总体上统筹于特朗普时代美国对伊朗和中东的战略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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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这次行动是针对美国驻伊拉克机构遇袭事件的非对称报复。近年来，伊拉克成为美国与伊朗对抗的主战场。萨达姆政府倒台后，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在伊拉克新政府中的影响力显著上升。伊朗借此机会及时填补权力真空，它与美国的利益争斗愈演愈烈。2019年12月以来，伊拉克境内的多起小型冲突都有美国和伊朗博弈的影子。12月最后一周，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军”对美军基地发动火箭弹袭击，造成1名美军承包商死亡，多人受伤。美国认为是伊朗在背后授意了此次袭击，并随即空袭“人民动员军”多处设施，造成25人死亡。12月31日，伊拉克民众冲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一度造成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撤离，使馆随后宣布暂停所有公共领事活动。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策划了这一“袭击”。与此同时，美国紧急派增援部队保护驻伊拉克使馆。苏莱曼尼遇袭事件是2018年5月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以来事态发展的高潮，特朗普以“极限施压”取代了欧洲人的谈判策略。伊朗自2019年夏季以来回以“极限抵抗”：袭击波斯湾油轮、沙特石油设施和美国在伊拉克境内的目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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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希望以情报能力和军事科技能力支撑的“后现代战争”对反美力量进行威慑。2020年1月3日，苏莱曼尼正是在巴格达机场与“人民动员军”高层接洽时被炸死的。本次空袭美国仅使用了2~3枚无人机载火箭弹，打击目标准确锁定于苏莱曼尼的车队，“开战即终战”，并未对机场其他设施和无关人员造成伤害。与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在中东的历次军事行动相比，本次袭击显示了美国在军事无人机、卫星定位、精确制导方面的优势，揭开了未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后现代战争”的一角，其特征是不针对敌国人民，不以整体军队为对手，依靠先进技术和情报系统支撑，以“斩首”目标领导人或轰炸其他战略标的为目标。苏莱曼尼亡于旦夕之间，警示也震慑着伊朗的指挥者、决策者，他们不得不慎重考虑如何开展报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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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希望通过击杀苏莱曼尼来遏制什叶派联盟的崛起。考虑到苏莱曼尼在伊朗军事体系中的极端重要性，美军的目的绝不仅是报复和威慑那样简单。在后“9·11”时代，苏莱曼尼及其领导的“圣城旅”在中东多国积蓄力量，暗中助力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亲伊朗的什叶派势力上升。苏莱曼尼早已成为美国在中东的眼中钉。美国此次空袭得手，沉重打击了伊朗境外军事活动的指挥力量，震慑了中东地区多个亲伊朗民间武装，一定程度上会使所谓“什叶派新月带”的发展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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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做了充分准备与铺垫。回顾2019年的美国与伊朗关系，打击伊朗高层将领不是临时决定，而是有着完善的美国国内反恐法律作为铺垫。2019年4月，美国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下属的“圣城旅”认定为“恐怖组织”，这是美方首次正式把一国的国家武装力量列为“恐怖组织”并施加制裁。因此，美国对苏莱曼尼的行动适用于美国的反恐法律，特朗普以所谓治外法权为法律依据开展行动，在美国国内的制度层面阻力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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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件的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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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苏莱曼尼的暗杀行动极大触怒了伊朗国内的强硬派，也使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的坚定分子更加团结。但伊朗不愿意同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因为那将给予美国打击伊朗更多的借口，伊朗难以应对美国的军事优势，美国也并不寻求与伊朗进行正面的战争。伊朗短期内的最优选择是充分利用国际舆论，为抗衡美国极限施压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伊朗也可能选择诸多方式实施有限度的报复。伊朗还进一步降低了履行核协议相关条款的力度，在核问题上做文章。但整体上，对伊朗来说，它其实是选择了最明智的方式，一方面在国内表现悲情，另一方面就是耐心等待美国大选的结果。拜登上台后，美对伊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奥巴马时代，主要表现就是双方重新致力于伊核谈判，伊朗偶尔也会释放某种和解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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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视的是，苏莱曼尼在伊朗国内也有争议。一是他作为实权派军事领导人，对政治兴趣很大，对哈梅内伊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谓“功高盖主”，此前哈梅内伊已经调整了国内军事领导布局；二是苏莱曼尼的政治活动和影响力，让伊朗的部分职业军官感到不安；三是苏莱曼尼所代表的激进主义势力，让伊朗国内的温和派也备感压力。因此，苏莱曼尼之“斩首”，使得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和激进派受挫，也部分地改变了伊朗国内的政治格局与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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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曼尼事件预示了未来国家间冲突的新形式，即以“后现代战争”的方式“斩首”关键人物，从而代替全面战争。美国军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精准打击和“斩首”行动不再是纸上谈兵，“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变得简单易行（至少对军事强国来说）。在传统战争中，将国家、民众与领导人割裂开来进行打击几乎是不可实现的，战争优势方通常需要战胜敌国的国家机器后，才能推翻敌对领导人的政权。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地面部队自南向北攻入巴格达，直至捕获萨达姆之后，美国才正式宣布推翻了萨达姆政府。在不远的将来，当定点清除和“斩首”行动在技术上更加纯熟后，军事强国的优势将更加明显，弱势一方的防卫能力可能会更加脆弱，国际秩序将面临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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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董建中、王大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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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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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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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毓海：《我们是否要接受一个同质化世界？》，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8月号，第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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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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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万俊人：《全球化的另一面》，《读书》，200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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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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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第8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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