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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哈马斯与以色列国防军之间的战争，是不对称战争。以色列技术水平高，哈马斯的火箭弹便宜且落后。高科技的参与、精准打击等预示了未来战争的残酷性和非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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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59年，法塔赫成立于科威特。1965年，法塔赫开始武装反对以色列占领。法塔赫主张在整个“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民主国家”。法塔赫在巴勒斯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1969年，阿拉法特当选为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局势的发展，法塔赫的立场逐渐趋于温和、务实，主张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并在“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基础上和平解决阿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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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据伊朗法斯通讯社的报道，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已经开始合作开发新的网络战武器，用于监视并破坏伊朗的核项目。法斯通讯社还透露，据与沙特特勤局关系密切的可靠“线人”的情报，2013年11月24日，沙特间谍主管沙特王子班达尔·本·苏丹和以色列摩萨德主管塔米尔·帕尔多在维也纳会谈，商议“双方在针对伊朗核项目的情报和破坏行动方面的合作事宜”。“此次会谈上提出的议案之一是开发出一款比Stuxnet蠕虫病毒更具破坏力的恶意软件，以监视并破坏伊朗核项目。”仅一周前，阿拉伯媒体曾报道，班达尔王子在特拉维夫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讨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内塔尼亚胡呼吁美国和法国政府反对同伊朗的协议。他认为，伊朗的核项目直接威胁到了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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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秦彦洋博士为本节查阅了相关资料，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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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结语从世界历史看“后IS时代”的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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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伊斯兰国”作为一个有疆土诉求的极端主义实体在形式上走向覆亡，关于“后IS时代”的讨论越来越多。其实，这个话题从未停止。人们关注的首先是安全，比如，数万参加恐怖组织的人员可能回流本国；还关注过去数年的动荡给当地带来的破坏，以及即将开展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重建。在本书的结语部分，作为一个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者，我想从世界历史尤其是百年中东史的视角，回溯和讨论一些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世界史”，既是过程，也是方法和视角。“后IS时代”的中东，在实践上，是重回世界历史进程，在认识上，也需要回到世界史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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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所引发的挑战遮蔽了对一些历史性问题的讨论。IS是一个短期内带来巨大冲击的现象，在传播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它自会受到最密集的关注。但问题是，这类突发事件被连续报道吸引了人们的视线，而那些更重要、更根本性的问题则被忽视了。在所谓“后IS时代”，我们还需要回到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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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识“后IS时代”的中东，我们必须把关注的重点从突发性恐怖主义活动转移到更为重要的问题上来，也就是转移到中东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转型与发展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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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降，西方崛起带来的挑战是普遍的与全球性的。穆斯林社会也不断出现多种主动探索自身历史命运的思潮与实践，其所留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必须被认真反思。中东社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变迁，必须在尊重中东人民主体性的前提下来阐释和理解。简言之，这些变化首先要在“价值无涉”的意义上被承认为一个史实，然后才能在世界史的过程与视野中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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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中东地区动荡不断。“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在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影响下，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这样的局势延续至今。这不只是阿拉伯人的分裂，也是部落和教派意义上的碎片化。因而，阿拉伯诸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基础薄弱，主张阿拉伯统一的泛阿拉伯主义，也已在20世纪就失败了。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局面，与其所处的连接东西方之重要地缘位置，亦不无关系。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现代工业社会所必需的丰富化石能源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又使当地经常处在世界冲突的前沿，难以摆脱外来势力的操控与影响，从英、法到美、苏，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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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面对西方崛起之挑战起，围绕如何实现复兴与富强，穆斯林精英们也提出过很多方案，大致有两种思潮：一是西方化的世俗主义；二是不同形式的伊斯兰主义。19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的变革就是不彻底的西方化，后来的凯末尔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等也都是走西化的世俗主义道路，坚持国家对宗教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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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主义大致可分两种：一是现代主义的，如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青年土耳其党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阿富汗尼（Sayyid Jamal al-Din al-Afghani，1838/1839—1897）与 阿 卜 杜（Muhammad Abduh，1849—1905）师徒等；二是传统主义的，如瓦哈比主义、苏丹马赫迪起义等。到20世纪，穆斯林兄弟会、霍梅尼的伊朗也是走现代主义道路的，沙特长期是传统主义的。伊斯兰现代主义的特征是，追求现代社会的物质进步，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力主接轨、吸收、改造和创新，但在文化上坚持伊斯兰价值观。瓦哈比主义则将落后的根源归于偏离了伊斯兰的正道，认为宗教被外来势力破坏，主张搞伊斯兰净化运动，摆脱异文化的影响。此外，还有极端主义，如“基地”组织、IS等，此为极端型伊斯兰主义，不被大部分穆斯林接纳，在伊斯兰主义的光谱中处于边缘，但因其极端行动而更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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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现代主义影响更大。其典型代表是穆斯林兄弟会，它最早出现在埃及，在中东各国，如摩洛哥、突尼斯、叙利亚、卡塔尔等很有影响，土耳其的正发党也是穆兄会式的。“土耳其模式”以前是历史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凯末尔主义模式，但在21世纪，已经变成了穆兄会式的正发党模式。现实的变化将日益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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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世俗主义因其外来性而在当地难以“接地气”，从而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数次与以色列之间的中东战争的失败，都促使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人不断反思与西方有关的理念和实践模式。尤其在半个多世纪前（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遭遇失败后，阿拉伯人对原有发展理念的坚持难以为继。很显然，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的胜利和成功，对阿拉伯人是极大的刺激：犹太人既坚持自身宗教和传统，又很强大；而阿拉伯人不断从外面贩卖来的各种济世方案都被证明是无效的。社会主义在阿拉伯国家及之后在苏联的实践受挫后，西方的影响日增，但对阿拉伯下层民众普惠不足。伊斯兰教一向注重平等，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基层动员能力强，因而它们很快成为对西方影响和本国政治不满者的代言人。另外，冷战以来美国支持了不同版本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去对抗苏联——尤其是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此亦伊斯兰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伊斯兰主义在中东地区实践的顶点，应该是2011年发生的所谓“阿拉伯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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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使世俗主义被重新定义了。穆兄会在埃及执政时，埃尔多安访问埃及期间强调了他理解的世俗主义，其侧重点与历史上的凯末尔主义颇为不同。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强调将国家和政治从宗教中剥离出来，最大程度上将宗教的影响在各个领域予以弱化和边缘化；埃尔多安强调的世俗主义说的是国家要平等对待不同信仰，其深意是，强调穆斯林的信仰在威权主义的世俗化模式下未获平等对待，戴头巾的权利等宗教信仰自由未被充分尊重。埃尔多安在穆兄会通过选举上台的背景下讨论世俗主义，是有这样一个历史语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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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是被西方过度污名化了的国家。它在体制上的摸索和创新，尚未被充分严肃地对待和讨论。伊朗的创新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创新，然而因其什叶派属性，很难在逊尼派世界被复制。伊朗的制度设计吸纳了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多重因素，使激进世俗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无法实质地挑战它。伊朗基于什叶派的体制创新及其成效，对逊尼派而言也是一种根本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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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不只是个恐怖组织，它在意识形态上提出的挑战以及能吸引包括很多非穆斯林在内的人从世界不同地区前来加入，本身就值得研究。它的领土诉求和社会治理的理念，也需要注意。宗教极端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挑战，既不新鲜也不会轻易消亡。美国入侵伊拉克（及其对相关责任的罔顾）和“阿拉伯之春”给中东地区带来的危机，为IS崛起提供了适宜的土壤。IS目前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极端主义威胁的消失。极端主义具有影响力的原因很多，包括意识形态灌输、国家失败、专制主义、西方化、经济与社会不公等等。极端主义存在的最大理由，就是它那饱满状态的宗教理想和总难以让人满意的复杂现实之间的距离，而这个距离是始终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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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以来，穆斯林社会经历的变革，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穆斯林精英对自身的现代变革有很多认真的探索。世俗主义的很多模式已经失败或正在遭遇挑战，伊斯兰主义上升并普遍化为日常政治的一部分。这说明，一方面，穆斯林社会在积极探索其现代道路，另一方面，他们的探索具有伊斯兰特色。在今天的穆斯林社会，那些没有任何伊斯兰色彩的政治方案越来越难以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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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既是伊斯兰主义实践的顶点，又是对伊斯兰主义的某种检验。埃及的穆兄会和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都在革命后获得了巨大支持。不过，穆兄会很快就被埃及军方推翻，并被宣布为恐怖组织。复兴运动党在突尼斯的支持率也出现了下滑，2014年，该党失去多数地位，2016年，该党通过新的政纲，提出要弱化宗教色彩，成为“公民政党”，走“政教分离”之路。在2019年的大选中，复兴运动党在突尼斯议会的217个席位中获得52席，再次成为议会的最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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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和突尼斯的这些情况是不是说明伊斯兰主义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失败了呢？埃及的情况颇类似于1980—1997年的土耳其，就是军方干预，压制伊斯兰主义，但正发党在2002年的上台，说明伊斯兰主义在土耳其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正发党以保守民主政党的定位长期在土耳其政坛一党独大。突尼斯发生的变化说明复兴运动党也在走某种类似于土耳其（正发党）的模式，而不能说是伊斯兰主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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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IS时代”的中东，一个大致的历史判断就是，无论是穆兄会的、复兴运动党的还是IS的伊斯兰主义，它们虽然遇到了挫折，但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力并未减弱。西方模式也早已不是唯一的标准，因而，对中东穆斯林社会来说，重新寻找出路是很重要的。我们提到的重回世界历史，意思就是中东穆斯林社会的现代化仍处于未完成状态。在“后IS时代”，经济重建、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的道路和大政方针问题，再次回归现代化的普遍世界历史进程，那就是既要现代性，又不想失去伊斯兰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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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很多国家的收入长期依赖能源出口，产业畸形发展。冷战时代，中东产油国不只是获得了巨大的能源收入和利润，而且也通过石油输出国组织等机制提升了对能源的生产和交易的控制力，从而具备了对发达经济体的巨大影响力。当然，这也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长期要控制中东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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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长期是中东石油的主要进口国。在2005年，美国原油和成品油净进口处于峰值时，平均净进口量超过1 200万桶／天。2009年美国的原油日均进口总量为901.3万桶，到2013年下降为773万桶，此后，这一数值基本维持在780万桶左右。美国从欧佩克国家的原油进口呈明显的下降趋势，2009年美国从欧佩克国家的日均进口量为435.5万桶，到2018年，这一数值下降到了268.9万桶。随着“页岩革命”的发生，2010年以来，美国的原油产量迅速增加。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的数据，从2008年6月到2019年6月的11年间，美国的平均原油产量从511万桶/天增加到1 220万桶/天，增加了一倍多。2020年，美国原油产量为1 130万桶/天。2021年前五个月美国原油日均产量为1 100万桶。而美国原油出口量也从2008年的2.7万桶/天增加到2018年的234万桶/天，增加了85倍多。2021年前五个月，美国日均出口原油289.1万桶，比2020年同期减少16%。2015年12月，美国已正式解除了长达40年的原油出口禁令。2019年，美国一度在短期内成为石油净出口国，当年美国原油产量占到了全球的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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