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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是被西方过度污名化了的国家。它在体制上的摸索和创新，尚未被充分严肃地对待和讨论。伊朗的创新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创新，然而因其什叶派属性，很难在逊尼派世界被复制。伊朗的制度设计吸纳了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多重因素，使激进世俗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无法实质地挑战它。伊朗基于什叶派的体制创新及其成效，对逊尼派而言也是一种根本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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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不只是个恐怖组织，它在意识形态上提出的挑战以及能吸引包括很多非穆斯林在内的人从世界不同地区前来加入，本身就值得研究。它的领土诉求和社会治理的理念，也需要注意。宗教极端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挑战，既不新鲜也不会轻易消亡。美国入侵伊拉克（及其对相关责任的罔顾）和“阿拉伯之春”给中东地区带来的危机，为IS崛起提供了适宜的土壤。IS目前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极端主义威胁的消失。极端主义具有影响力的原因很多，包括意识形态灌输、国家失败、专制主义、西方化、经济与社会不公等等。极端主义存在的最大理由，就是它那饱满状态的宗教理想和总难以让人满意的复杂现实之间的距离，而这个距离是始终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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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以来，穆斯林社会经历的变革，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穆斯林精英对自身的现代变革有很多认真的探索。世俗主义的很多模式已经失败或正在遭遇挑战，伊斯兰主义上升并普遍化为日常政治的一部分。这说明，一方面，穆斯林社会在积极探索其现代道路，另一方面，他们的探索具有伊斯兰特色。在今天的穆斯林社会，那些没有任何伊斯兰色彩的政治方案越来越难以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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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既是伊斯兰主义实践的顶点，又是对伊斯兰主义的某种检验。埃及的穆兄会和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都在革命后获得了巨大支持。不过，穆兄会很快就被埃及军方推翻，并被宣布为恐怖组织。复兴运动党在突尼斯的支持率也出现了下滑，2014年，该党失去多数地位，2016年，该党通过新的政纲，提出要弱化宗教色彩，成为“公民政党”，走“政教分离”之路。在2019年的大选中，复兴运动党在突尼斯议会的217个席位中获得52席，再次成为议会的最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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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和突尼斯的这些情况是不是说明伊斯兰主义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失败了呢？埃及的情况颇类似于1980—1997年的土耳其，就是军方干预，压制伊斯兰主义，但正发党在2002年的上台，说明伊斯兰主义在土耳其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正发党以保守民主政党的定位长期在土耳其政坛一党独大。突尼斯发生的变化说明复兴运动党也在走某种类似于土耳其（正发党）的模式，而不能说是伊斯兰主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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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IS时代”的中东，一个大致的历史判断就是，无论是穆兄会的、复兴运动党的还是IS的伊斯兰主义，它们虽然遇到了挫折，但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力并未减弱。西方模式也早已不是唯一的标准，因而，对中东穆斯林社会来说，重新寻找出路是很重要的。我们提到的重回世界历史，意思就是中东穆斯林社会的现代化仍处于未完成状态。在“后IS时代”，经济重建、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的道路和大政方针问题，再次回归现代化的普遍世界历史进程，那就是既要现代性，又不想失去伊斯兰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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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很多国家的收入长期依赖能源出口，产业畸形发展。冷战时代，中东产油国不只是获得了巨大的能源收入和利润，而且也通过石油输出国组织等机制提升了对能源的生产和交易的控制力，从而具备了对发达经济体的巨大影响力。当然，这也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长期要控制中东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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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长期是中东石油的主要进口国。在2005年，美国原油和成品油净进口处于峰值时，平均净进口量超过1 200万桶／天。2009年美国的原油日均进口总量为901.3万桶，到2013年下降为773万桶，此后，这一数值基本维持在780万桶左右。美国从欧佩克国家的原油进口呈明显的下降趋势，2009年美国从欧佩克国家的日均进口量为435.5万桶，到2018年，这一数值下降到了268.9万桶。随着“页岩革命”的发生，2010年以来，美国的原油产量迅速增加。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的数据，从2008年6月到2019年6月的11年间，美国的平均原油产量从511万桶/天增加到1 220万桶/天，增加了一倍多。2020年，美国原油产量为1 130万桶/天。2021年前五个月美国原油日均产量为1 100万桶。而美国原油出口量也从2008年的2.7万桶/天增加到2018年的234万桶/天，增加了85倍多。2021年前五个月，美国日均出口原油289.1万桶，比2020年同期减少16%。2015年12月，美国已正式解除了长达40年的原油出口禁令。2019年，美国一度在短期内成为石油净出口国，当年美国原油产量占到了全球的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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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革命”助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美国石油出口量大增也重塑了世界能源版图。早在2016年3月，就有报告指出，美国的能源独立将是全球能源格局转变、更多可再生能源得到应用、页岩油开采影响扩大的体现。在加速的转变中，可再生能源将是最大的赢家。不过，短期内美国仍将维持较大规模的石油进口，因为，美国国内产出的原油与炼油厂所需的原油在质量上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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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2017年中国的日均原油进口量为840万桶，首次超过美国的790万桶，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除了俄罗斯，沙特、伊朗、伊拉克、阿曼、阿联酋等中东国家长期是中国主要的石油进口来源国。从欧佩克国家进口的原油占2017年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56%，这一数值在2012年是67%。现在，中国进口原油的一半来自中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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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油价格的角度来说，2008—2014年，国际油价处于高位，每桶均价在100美元左右。从2015年开始，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至今国际油价平均维持在60多美元一桶。尤其是2020年，受新冠肺炎国际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油价下跌幅度很大，一度跌破10美元，当年平均价为41.96美元。近些年来，由于原油价格持续低迷，很多能源公司面临诸多财务困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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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价格在低位徘徊将不可避免地对产油国产生重大影响。随着美国的“页岩革命”以及新能源的推广，随着各国对全球气候变暖和节能减排的更加重视，人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将逐渐减少。[2]短时段内，一些特殊的地缘政治事件或全球性经济变动，还是可能继续推高油价，但是，长期看，低油价将成为常态。而对高度依赖化石能源出口的中东国家（以及其他国家）来说，它们不仅要面对严重的财政收支困难，其国内政治—社会关系和外交都可能不得不转型。整体来看，在此趋势下，从中长期来说，中东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地位还将继续下降，但因中东地区处于欧、亚、非三洲的要冲，宗教问题、民族矛盾突出，人口增长快且相对年轻化，其将面临的治理危机及溢出效应，或许才是未来中东问题之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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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冷战后，影响“大中东”地区格局的域内力量，主要来自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这一北部板块，这里曾经是冷战时代两极格局下阻挡苏联南下的地带。冷战后，从地区性大国博弈的角度来说，土耳其和伊朗各自构成一极。尤其是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等曾经的阿拉伯强国相继衰落之后，阿拉伯世界陷入碎片化与重重危机，阿拉伯民族所主导的中间板块阿拉伯半岛以及南部板块北非，都处于下降状态，而作为中东的北方板块，土耳其和伊朗长期居于优势地位，尤其是土耳其的角色格外引人注目，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历史上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非帝国竞争的时代。因此，一些阿拉伯国家要么与土耳其走近（如卡塔尔），要么与伊朗走近（如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另一方面，从“9·11”事件到“伊斯兰国”的崛起，搅动“大中东”地区的极端主义力量、冲突性力量主要是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这里是中东的不稳定之弧，其向东延伸到中亚、南亚和中国西部边疆地区，而向西则延伸到阿拉伯半岛和北非地区，并辐射到欧洲。冷战后，中东地区北部板块的重要性和上升势态，也可以从近些年来巴以冲突日益被边缘化的现实中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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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近年来，伴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持续的战略收缩、俄罗斯深陷乌克兰危机以及IS的覆灭，土耳其东南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的紧张局势趋缓，拜登上台后，美国与伊朗也重新坐回了谈判桌，埃及、阿联酋与土耳其缓和了关系，沙特与伊朗的关系也有缓和的迹象，更不必说多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改善了关系，巴勒斯坦当局与以色列也开始加强互动。当前，中东地区的焦点在红海地区，而不是在北部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一带。从更大范围来看，可以说，红海就是“印太”（Indo-Pacific）的西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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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世纪初，投资者还乐观地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化石燃料储备只会变得更具价值，尤其是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的飙升，全球油价在2008年一度升至每桶140美元以上，石油公司股价也迎来大幅度上涨，传统能源企业经历了一轮大幅度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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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2021年“两会”上，“碳达峰”“碳中和”首次被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碳达峰”是指我国承诺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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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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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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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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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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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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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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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路易斯：《中东：自基督教兴起至二十世纪末》，郑之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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