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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罗伯特·利珀认为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首席学科”，国际关系理论是该学科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关于有组织的大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与政治学相比，国际关系理论重点涉及到三要素（无政府状态、秩序和限制）和三关系（无政府与秩序、冲突与合作、限制与发展）。(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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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定义各有不同的侧重：有的强调国家之间的权力之争；有的突出国际关系的行为者；有的着重提及国际关系的大范围——主权国家所处的世界体系；有的则说明国际关系的内涵——国家间合作与冲突的相互关系。它们涉及到国际关系行为者（个人、群体、国家、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也涉及到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与利益、冲突与合作、无序与有序等重要关系，其不同侧重与不同理论渊源、不同学派观点、不同研究方法有关。如果把这些典型的表达综合起来，我们即可大致上勾勒出西方学者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定义：国际关系是指处于世界体系内各主权国家和其他独立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集团、国家、跨国公司、区域共同体、国际组织等之间的关系和多维性关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则是描述、解释、研究、估价和预测这些关系的现状与发展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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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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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提及国际关系理论与政治学的关系。斯坦利·霍夫曼说：“政治学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养育之母。”国际关系理论是从政治学的母体中孕育生长起来的。汉斯·摩根索在《政治学的困境》中有这样一句概述性的话：“国际政治学的任务就是把政治学的一般原则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中，并根据国际政治的独特性质对这些原则重新加以表述、修正和规定。”这说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学的发展密切有关，是将政治学关于国家学说的一般原理扩充和延伸到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范畴。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也自然就是国家和国际社会及其之间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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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5年，英国学者艾尔弗雷德·齐姆恩就指出，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从自然科学伸展到道义哲学，涉及历史、政治、经济、地理、人口、外交、国际法、伦理学、宗教和科技等领域(48)。弗利德里克·邓列举了五方面研究内容：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组织、外交史和地缘政治。查尔斯·麦克兰德则强调国际关系理论是跨学科的，它不受拘束地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领域吸收原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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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具体研究内容，较为全面的阐述当推昆西·赖特的16个核心内容和卡尔·多伊奇的12个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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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西·赖特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的4大类16个核心内容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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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特认为，国际关系心理学和地缘学应摆在中心地位，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人（心理学）和有形世界（地缘学）的科学。英国学者斯蒂夫·史密斯在评论昆西·赖特提出的核心内容时说：“1955年赖特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列举了十几方面的实际的和理论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最近，其他有关分支学科，如比较政治学、区域研究、福利、社会选择、博弈理论等，也先后进入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范畴。”(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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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多伊奇在《国际关系分析》中提出的12个基本问题是：国家与世界，跨国过程与国际相互依存，战争与和平，力量与弱点，国际政治与国际社会，世界人口与粮食、资源以及环境，繁荣与贫困，自由与压迫，感觉与错觉，活力与淡漠，革命与稳定，同一性与变革性(50)。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的1968年版本中多伊奇只列举了10个问题，上述的“跨国过程与国际相互依存”和“世界人口与粮食、资源以及环境”两个问题是该书1978年版本所增加的，这反映国际关系研究视野的扩大——从单一的国家行为者到多元的国际行为者，从国家问题到全球问题，标志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研究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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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版《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多尔蒂和法尔兹格拉夫指出，国际关系理论历来存在两大分类：一是全面的总体理论，或宏观取向理论，它涉及的国际关系现象范围广泛，如从摩根索到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权力理论，从华尔兹到G·金德曼的新结构现实主义，从卡普顿到罗斯克兰斯的体系理论，从沃勒斯坦到克里斯托弗·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二是局部的或微观取向理论，它涉及局部范围的现象和问题，如斯巴克曼的边缘环境理论，多伊奇的沟通理论，戴维·米特雷尼、恩厄斯特·哈斯和约瑟夫·奈的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伯纳德·布罗迪和罗伯特·杰维斯的理性威慑理论，托马斯·谢林和阿纳托尔·拉普波特的理性选择理论，理查德·斯奈德和格雷厄姆·艾列森的决策论等(51)。如此两大分类自然会引起争论。有的学者对第一大类有兴趣，有的则倾向于第二大类，有的处于两者之间，有的甚至对这两大分类持反对态度。在这过程中，有两种思路值得注意：一些学者（如霍夫曼等）主张先着手构建整体理论框架，然后局部或微观理论便可从总框架里分离出来。另外一些学者（如戴维·辛格等）则提出应先检验、强化局部或微观理论，然后再提到更高层次，构建抽象的整体理论。有争论未必是坏事，争论催生新的理论思考。无论是先总体后局部，还是先局部后整体，双方均能找到理论的汇合点，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注入新内容，增添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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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其研究对象和内容概括为10个方面：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军事战略、外交政策、国际伦理、国际教育、国际关系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心理学。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前者是国际关系中最核心的因素，后者是最活跃的因素，而其余的则从属于或派生于这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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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多伊奇曾说过：“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如果人类文明在未来30年横遭扼杀的话，那么，凶手不是饥荒，也不是瘟疫，而将是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我们能够战胜饥荒和瘟疫，却无法对付我们自己铸造的武器威力和我们作为民族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国际关系太重要了，以至不能疏忽它；然而，国际关系又太复杂了，以至难以一下子掌握它。”(52)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恐怕没有任何别的学者像多伊奇阐述得如此言简意赅，如此富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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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170293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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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节 “国际关系理论之父”——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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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霍夫曼在谈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时说：“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既年轻又古老的学科。”(53)说“年轻”，是指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步形成的，至今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说“古老”，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古希腊时代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历史学、政治学、哲学和国家学说。有人还提出，第一个系统叙述国际关系的是公元前4世纪一位印度政论家考底耶，他的《政府与政治的艺术》一书用历史实证方法最早阐述关于国家和均势的理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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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历史的长河中，一些主要学科领域，如政治学、历史学、哲学、国际法学、地理学等又在不同程度上对国际关系学的形成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到15、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的出现、中世纪神权一统天下局面的崩溃和生产领域的国际关系的形成，古代的国家间的关系被近代的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者的具有有机整体联系的国际关系所取代。理论是时代的产物，时代需要新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雏形便在这些领域中逐步地形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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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汉斯·摩根索的学生、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肯尼思·汤姆逊出版《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一书，该书全面系统地展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渊源。汤姆逊在前言里写道：“这是一本关于伟大思想家的书。”(55)该书介绍的16位国际思想理论家为：柏拉图（427—347 B．C．）、亚里士多德（384—322 B．C．）、奥古斯丁（354—430）、阿奎那（1225—1274）、马基雅弗利（1469—1527）、格劳秀斯（1583—1645）、霍布斯（1588—1679）、洛克（1632—1704）、亚当·斯密（1723—1790）、大卫·休谟（1711—1776）、孟德斯鸠（1689—1755）、卢梭（1712—1778）、埃德蒙·伯克（1729—1797）、康德（1724—1804）、黑格尔（1770—1831）和马克思（1818—1883）。汤姆逊强调，该书并不意在提出关于这些伟大的政治思想家的全面的权威的分析，而是重点介绍他们的思想对当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回顾这些思想理论先驱者如何为后来者留下了“关于人、政治、社会”的理论基础，如何为当今的国际理论大师们提供“支撑的坚实的肩膀”。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汤因比就曾说过，任何历史学家或思想家都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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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性是明显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思想源于奥古斯丁，约翰·默里的灵感来自阿奎那，阿诺德·沃尔弗斯的思想与霍布斯和洛克的理论一脉相承，马基雅弗利、格劳秀斯和康德的学说对马丁·怀特产生过决定性影响，摩根索曾多年讲授古典政治理论，他从亚里士多德、韦伯和霍布斯的思想吸取了现实主义的理论营养。在《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的代后记里，两作者从政治学领域、哲学领域、地理学领域、世界史领域和国际法领域五个方面分别阐述了柏拉图、马基雅弗利、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马汉和麦金德的思想理论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57)。王逸舟在《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里列举了十个方面：中世纪晚期对修昔底德的重新发现；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及其思想影响；博丹的现代主权理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卢梭的启示；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克劳塞维茨的国际冲突思想；黑格尔的历史及国家理论；马克思的批判理论；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58)。他提及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及其历史经典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对《国际思想之父》的重要补遗。王逸舟的十点评述更全面地勾勒了国际关系理论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变轨迹，把这些伟大先驱者的思想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一节就不再对这些内容加以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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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仅就国际关系理论渊源的两个重要关系，即传统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和古典哲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作一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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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母体。柏拉图的“三篇”（《国家篇》、《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阿奎那的《论真理》、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和《对话》、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则总论》、康德的《政治权利原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政治理论经典著作均对国际关系理论和流派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肯尼思·汤姆逊在书中提出三个观点：传统政治理论与国家概念密切相关；传统政治理论与国际思想之间存在区别；政治理论涉及到的权威、自由、秩序、正义、政治团结等反映在多元政治制度里的问题也出现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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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观点引出了若干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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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存在“国际理论”。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著名国际关系教授马丁·怀特于1966年写了一篇论文：《为什么不存在国际理论？》起初，论文题目是《为什么不存在国际理论的体系？》因此，其本意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太分散，太零乱，找不到现存的、完整的探索国家间关系的国际理论。另外，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大于政治理论，存在着更多的“未知数”。当然，没有理由认为怀特是在否定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他是以更严格的界定来审视国际关系理论。怀特强调国际政治与政治理论不是同属一个范畴，但他并没有否认传统政治学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然而，这篇论文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和持久的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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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和论辩给了国际关系领域发展以推动。怀特的这篇论文引发的这场争议帮助不少学者开拓了思路。有人就说，“应是关系国际化，而不是理论国际化”。（It’s the relations that are international；it is not theory that is international．）所以说不存在国际理论，要研究的是国际关系的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而不是国际理论（international theory）(59)。这恐怕也道出了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学术名称产生的一部分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