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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节 “国际关系理论之父”——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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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霍夫曼在谈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时说：“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既年轻又古老的学科。”(53)说“年轻”，是指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步形成的，至今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说“古老”，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古希腊时代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历史学、政治学、哲学和国家学说。有人还提出，第一个系统叙述国际关系的是公元前4世纪一位印度政论家考底耶，他的《政府与政治的艺术》一书用历史实证方法最早阐述关于国家和均势的理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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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历史的长河中，一些主要学科领域，如政治学、历史学、哲学、国际法学、地理学等又在不同程度上对国际关系学的形成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到15、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的出现、中世纪神权一统天下局面的崩溃和生产领域的国际关系的形成，古代的国家间的关系被近代的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者的具有有机整体联系的国际关系所取代。理论是时代的产物，时代需要新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雏形便在这些领域中逐步地形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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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汉斯·摩根索的学生、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肯尼思·汤姆逊出版《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一书，该书全面系统地展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渊源。汤姆逊在前言里写道：“这是一本关于伟大思想家的书。”(55)该书介绍的16位国际思想理论家为：柏拉图（427—347 B．C．）、亚里士多德（384—322 B．C．）、奥古斯丁（354—430）、阿奎那（1225—1274）、马基雅弗利（1469—1527）、格劳秀斯（1583—1645）、霍布斯（1588—1679）、洛克（1632—1704）、亚当·斯密（1723—1790）、大卫·休谟（1711—1776）、孟德斯鸠（1689—1755）、卢梭（1712—1778）、埃德蒙·伯克（1729—1797）、康德（1724—1804）、黑格尔（1770—1831）和马克思（1818—1883）。汤姆逊强调，该书并不意在提出关于这些伟大的政治思想家的全面的权威的分析，而是重点介绍他们的思想对当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回顾这些思想理论先驱者如何为后来者留下了“关于人、政治、社会”的理论基础，如何为当今的国际理论大师们提供“支撑的坚实的肩膀”。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汤因比就曾说过，任何历史学家或思想家都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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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性是明显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思想源于奥古斯丁，约翰·默里的灵感来自阿奎那，阿诺德·沃尔弗斯的思想与霍布斯和洛克的理论一脉相承，马基雅弗利、格劳秀斯和康德的学说对马丁·怀特产生过决定性影响，摩根索曾多年讲授古典政治理论，他从亚里士多德、韦伯和霍布斯的思想吸取了现实主义的理论营养。在《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的代后记里，两作者从政治学领域、哲学领域、地理学领域、世界史领域和国际法领域五个方面分别阐述了柏拉图、马基雅弗利、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马汉和麦金德的思想理论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57)。王逸舟在《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里列举了十个方面：中世纪晚期对修昔底德的重新发现；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及其思想影响；博丹的现代主权理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卢梭的启示；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克劳塞维茨的国际冲突思想；黑格尔的历史及国家理论；马克思的批判理论；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58)。他提及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及其历史经典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对《国际思想之父》的重要补遗。王逸舟的十点评述更全面地勾勒了国际关系理论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变轨迹，把这些伟大先驱者的思想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一节就不再对这些内容加以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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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仅就国际关系理论渊源的两个重要关系，即传统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和古典哲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作一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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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母体。柏拉图的“三篇”（《国家篇》、《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阿奎那的《论真理》、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和《对话》、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则总论》、康德的《政治权利原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政治理论经典著作均对国际关系理论和流派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肯尼思·汤姆逊在书中提出三个观点：传统政治理论与国家概念密切相关；传统政治理论与国际思想之间存在区别；政治理论涉及到的权威、自由、秩序、正义、政治团结等反映在多元政治制度里的问题也出现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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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观点引出了若干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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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存在“国际理论”。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著名国际关系教授马丁·怀特于1966年写了一篇论文：《为什么不存在国际理论？》起初，论文题目是《为什么不存在国际理论的体系？》因此，其本意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太分散，太零乱，找不到现存的、完整的探索国家间关系的国际理论。另外，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大于政治理论，存在着更多的“未知数”。当然，没有理由认为怀特是在否定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他是以更严格的界定来审视国际关系理论。怀特强调国际政治与政治理论不是同属一个范畴，但他并没有否认传统政治学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然而，这篇论文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和持久的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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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和论辩给了国际关系领域发展以推动。怀特的这篇论文引发的这场争议帮助不少学者开拓了思路。有人就说，“应是关系国际化，而不是理论国际化”。（It’s the relations that are international；it is not theory that is international．）所以说不存在国际理论，要研究的是国际关系的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而不是国际理论（international theory）(59)。这恐怕也道出了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学术名称产生的一部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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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初研究内容。怀特认为，古典政治学家是政治哲学家，而传统国际关系学家则是一批“游离不定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最初研究内容包括六个方面：国际法，特别是18世纪公共法；国际关系新概念和成立国际政府的革新思想；关于现实主义的理性主张；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思想；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回忆录、演讲稿和公函；以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古典历史学。这些内容后来均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立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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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统政治理论和传统国际思想的区别。研究两者区别对认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传统政治理论强调国家发展，目标是“过上好日子”；认为革命是极端表现，是例外情况；主张社会契约、政治秩序、国家权威，政治理论是研究相对稳定的有序的国际体系；重视政治经验的作用；指出政治理论应贴近现实，特别是与政治活动有直接关系。传统国际思想则强调国际行为者的目标是生存；认为武力、暴力和革命是常见的现象，是一种规律；主张国家应学会与纷争、冲突共处，认为国家之间无社会契约，只有无政府状态，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无序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重视国际法对国际政治的反作用；指出理念先于事实，如世界政府是必需的，因此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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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统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形成。怀特20世纪50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关系时，曾提出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新主义三个传统，又称“三R”（realism，rationalism，revolutionism）。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是：赞赏冷血、不道德的人，国际政治处于“自然状态”，现实世界充斥着“暴力、罪恶和苦难”，国际关系的法则是强权政治。理性主义提倡法律、秩序、守信的人，认为国际关系唯一法则是理性法则，国际政治意指国际交往、权力均势、大国协调、国际合作；革新主义所推崇的是从事传教、解放、革命的人，认为国际社会的变革经历了中世纪宗教改革、法国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三个阶段，国际政治是国际冲突和合作的结合(60)。怀特提出的这三个国际关系理论传统与马基雅弗利、格劳秀斯和康德分别代表的政治理论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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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政治理论对后人思想学说的影响是很大的。汤姆逊认为，关于理性和正义的辩论一直持续至今日。柏拉图的理念论、阿奎那的理想论、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康德的和平论等直接影响了本世纪理想主义学派的出现，而现实主义学派则从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霍布斯关于权力与国家的政治现实主义吸取了理论精华。汤姆逊还认为，从16世纪到19世纪，从马基雅弗利到马克思，政治理论家们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有着“直接的和持久的影响”，特别是18世纪的亚当·斯密、休谟、卢梭、孟德斯鸠等建立一个合理的、科学的国际秩序的思想成为后来科学行为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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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注意不要“一刀切”，要作具体分析。如，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曾被誉为近代政治现实主义的奠基著作，其人性本恶论、理性政治论、政治道德分离说，对后来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影响尤深。但是，他的《李维史论》所反映的自由理念和共和制学说则成为后来的国际关系理想主义的理论内容之一。又如，在“自然状态”的问题上，霍布斯和洛克的观点就不一样。霍布斯把自然状态描述为一种“贫困、匮乏、肮脏和残酷”的图景，而洛克则认为自然状态的特点是“和平、善意、互助和持久”。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政治的辩论可追溯到霍布斯和洛克。“现实主义者吸取了大部分霍布斯的理论，理想主义则从洛克那里进一步确认了他们关于人和国际社会的理念。”(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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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哲学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重要渊源。在第一节里曾提及哲学与理论的关系，哲学通过思维分析的手段，深入探究“观点、概念、命题和原则”。“没有哲学，智慧会丢失于知识之中；没有哲学，知识也会湮没于信息之中。”(62)古典哲学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是深层次的。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到欧洲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特别是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再到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的批判哲学和黑格尔的由法哲学、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组成的思辨哲学），以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构成了人类思想史发展的一条主线。摩根索多次强调哲学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地位，并把这一关系概括为“国际关系哲学”。他在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会又称作“国际关系哲学毕业讨论会”。可惜的是他的这篇毕业论文未能出版。他曾建议出版一本专门介绍哲学与国际关系的著作，但也没有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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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哲学涉及到权力与道义、权威与秩序、正义与平等，西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除一部分行为主义和机制主义学者之外）几乎都从古典哲学吸取营养，这成了威尔逊、卡尔、尼布尔、摩根索等同代人和后继人的一个共同特点。行为主义和机制主义忽视国际关系哲学的作用，因此，国际关系哲学就成了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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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汤姆逊提及托克维尔曾批评美国人缺乏哲学思维。但这一情况已逐步改变，到20世纪，国际关系哲学开始在美国“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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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大批欧洲哲学思想家移民至美国，对国际关系哲学在美国的“复苏”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时新成立的纽约社会研究学院成了这些移民学者的“艺术之家”。事实证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比任何别的学科都更多地受益于这一移民学者现象。芝加哥大学是最早接受欧洲学者传统的政治哲学方法的地方，在那里诞生了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当时，在美国还出现了两个分支学派。一个分支学派为政治哲学，代表人物是卢·斯特劳斯、哈纳·阿伦特、汉斯·琼纳斯和艾力克·沃吉林；另一分支学派叫比较政治，代表人物有卡尔·弗里德利奇、法朗兹和辛克蒙·纽曼、奥托·克奇海默和韦尔德马·古里安。他们大多是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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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哲学与权力论结合。主张权力是永恒的现实的现实主义学者也同时主张政治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尼布尔为沃尔弗斯的《争斗与合作》一书作序，称沃尔弗斯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用哲学思维检验和评估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概念、命题的有效价值。对尼布尔和沃尔弗斯来说，哲学在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化过程中，哲学实现了与政治和权力的结合，使国际关系理论得以深入到当代全球重大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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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从自身的经验来认识国际关系哲学思想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如果国际关系理论能扎根于古典哲学的土壤，就会得到迅速的成长。汤姆逊指出，哲学方法的一个优势，是它相对来说能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使国际关系理论免于陷入瞬间即逝、昙花一现的时髦理论的误区，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一个研究权力与道义、和平与秩序、稳定与变革这些重大课题的坚实基础。因此，哲学方法帮助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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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四节 “国际关系理论大师”——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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