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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哲学涉及到权力与道义、权威与秩序、正义与平等，西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除一部分行为主义和机制主义学者之外）几乎都从古典哲学吸取营养，这成了威尔逊、卡尔、尼布尔、摩根索等同代人和后继人的一个共同特点。行为主义和机制主义忽视国际关系哲学的作用，因此，国际关系哲学就成了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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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汤姆逊提及托克维尔曾批评美国人缺乏哲学思维。但这一情况已逐步改变，到20世纪，国际关系哲学开始在美国“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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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大批欧洲哲学思想家移民至美国，对国际关系哲学在美国的“复苏”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时新成立的纽约社会研究学院成了这些移民学者的“艺术之家”。事实证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比任何别的学科都更多地受益于这一移民学者现象。芝加哥大学是最早接受欧洲学者传统的政治哲学方法的地方，在那里诞生了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当时，在美国还出现了两个分支学派。一个分支学派为政治哲学，代表人物是卢·斯特劳斯、哈纳·阿伦特、汉斯·琼纳斯和艾力克·沃吉林；另一分支学派叫比较政治，代表人物有卡尔·弗里德利奇、法朗兹和辛克蒙·纽曼、奥托·克奇海默和韦尔德马·古里安。他们大多是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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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哲学与权力论结合。主张权力是永恒的现实的现实主义学者也同时主张政治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尼布尔为沃尔弗斯的《争斗与合作》一书作序，称沃尔弗斯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用哲学思维检验和评估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概念、命题的有效价值。对尼布尔和沃尔弗斯来说，哲学在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化过程中，哲学实现了与政治和权力的结合，使国际关系理论得以深入到当代全球重大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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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从自身的经验来认识国际关系哲学思想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如果国际关系理论能扎根于古典哲学的土壤，就会得到迅速的成长。汤姆逊指出，哲学方法的一个优势，是它相对来说能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使国际关系理论免于陷入瞬间即逝、昙花一现的时髦理论的误区，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一个研究权力与道义、和平与秩序、稳定与变革这些重大课题的坚实基础。因此，哲学方法帮助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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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四节 “国际关系理论大师”——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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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肯尼思·汤姆逊出版了反映国际关系理论历史沿革的专著《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思想家与世界危机》。作者引用著名科学家爱默生的名言：“看一条大鱼从水面蹦跳出来要比抓一串小鱼精彩得多。”依此，他写道，这是一本“关于具有宏伟博大思想的大师的书”(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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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向读者介绍了本世纪18位占有重要学术地位、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产生过历史影响的大师，他们是：赫伯特·巴特菲尔德（1900—1979）、莱茵霍尔德·尼布尔（1892—1971）、约翰·默里（1904—1967）、马丁·怀特（1913—1972）、爱德华·卡尔（1892—？）、汉斯·摩根索（1904—1980）、尼古拉斯·斯巴克曼（1893—1943）、阿诺德·沃尔弗斯（1892—1968）、约翰·赫兹（1908— ）、卡尔·多伊奇（1912—1992）、华尔特·李普曼（1889—1974）、乔治·凯南（1904— ）、路易斯·霍尔第二（1910— ）、雷蒙·阿隆（1905—？）、昆西·赖特（1890—1970）、戴维·米特雷尼（1888—1977）、查尔斯·维斯切（1884—1973）和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这18位大师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提出了系统的论述，对国际关系理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汤姆逊说，他是在摩根索的鼓励下动笔写作此书的，1980年完稿时，这18位大师中还有7位活着，但到1994年他发表此书的续篇《国际思想之父》时，只剩下约翰·赫兹、乔治·凯南和路易斯·霍尔第二三人了，卡尔、摩根索、阿隆和多伊奇4位最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相继去世。代表现实主义顶峰的摩根索是在此书出版的当年1980年与世长辞的，多伊奇则在12年后，即1992年也溘然而逝。汤姆逊写到此时，感慨万千，字里行间颇为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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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思想大师》从规范思想、欧美权力与政治的概念、冷战冲突分析和世界秩序理论四个方面，通过18位大师的“水面蹦跳”，系统地评析了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生动地展现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产生到形成、从形成到成熟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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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前，国际关系理论散见于历史学（外交与战略）、法学（国际法及其实践）、哲学（人性与正义）和政治学（国家学说、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理论是“学术上的后来者”(65)，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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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这一时代的国际关系呈现出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令人难以把握的复杂性。世界范围的力量组合和重新组合，在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的斗争以及这些斗争的相互交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等多种手段的并用——国际关系中这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为一门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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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们试图寻找一种能够解释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并且驾驭斗争进程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就这样应运而生了。联邦德国学者厄恩斯特—奥托·泽姆比提出1919年5月30日为国际关系学的诞生日，因为那一天，出席巴黎和会的英美代表同意在各自国家建立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机构，以推动对战争与和平的研究。巴黎和会以后最早成立的机构有英国国际事务研究会（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前身）、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以及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委员会等。同年，在英国威尔士大学首先开设了国际关系讲座课程，设立了最早的国际关系教授职称，著名教授C·K·韦伯斯特获得此殊荣。不久，以爱丁堡大学希特利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为代表的一批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专著相继问世，为这一新兴学科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至此，西方国际关系学开始从政治学的母体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19—1926年，美国陆续有40所大学建立了国际关系学的系所，到1931年为止，美国大学里所开设的国际关系课程累计达3700门。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以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心依然在欧洲，占支配地位的学派是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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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暴露了欧洲传统研究的缺陷和严重不足，学者们从而转向追求新的集体安全体系以防止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他们提出和平民主论和法律—道义论，认定战争是一种罪恶，应建立有效的防止大战的国际组织和机制。最初的代表人物是伍德罗·威尔逊和约翰·霍布森，他们的理想主义理论的形成几乎与国际关系理论诞生同步。到30年代，赫西·兰特伯奇影响渐隆，他的《国际社会的法律功能》成为理想主义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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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理想主义时代”并没有持续很久。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所导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了理想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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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末，一个新的学派——现实主义学派开始向理想主义提出挑战，形成国际关系学领域里的“现实主义革命”。就在二次大战爆发的193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爱德华·卡尔教授发表了《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一书。卡尔从分析1919—1939年20年间的国际危机出发，在批评当时占优势地位的理想主义基础上，提出现实主义学派最早的三个基本观点：（1）权力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因素；（2）道德、民主和正义是相对的，是权力的产物；（3）政治不能脱离权力，政治活动是权力和道德的结合(66)。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用现实主义观点阐述国际关系理论的专著，在西方国际关系学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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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与英国“换了岗”。它一手拿美元，一手拿原子弹，凭借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实力，走上谋求世界霸权的道路。与美国“头号强国”的地位和“世界霸权”的目标相适应，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思潮就顺理成章地在美国受到青睐，并逐步取代了理想主义的支配地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一大批欧洲著名学者由于横遭希特勒法西斯的迫害而逃亡或移居至美国，这样，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在美国云集了强有力的国际关系学者的阵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心明显地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当谈到这一转移时，斯坦利·霍夫曼生动地评述说：“卡尔最初的努力未能在欧洲扎根，反而在美国结果了。”(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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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在美国结果”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耶鲁大学尼古拉斯·斯巴克曼的《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策略——美国与均势》（1942）和芝加哥大学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1948）。前者提出，国际关系的基本因素是“合作、协调和冲突”；国家的首要目标应是攫取权力，而不是追求理想；权力之争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68)。斯巴克曼还强调，现实主义有两个主要的理论台柱：均势论和地缘政治学。在书中，他详尽地阐述了他的“边缘地带理论”，提出假如处于世界心脏地带的强国一旦控制边缘地区就将控制世界的论断。斯巴克曼的“边缘理论”实际上是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的继续和发展。后者（《国家间政治》）被视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之作，这部巨著自问世到1980年作者逝世曾再版5次，声誉经久不衰。摩根索逝世后，从40年代起就成为他的学生和研究助手的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肯尼思·汤普逊根据老师的遗愿，经过4年的努力，于1985年修订出版了该书的第6版。摩根索在这部最重要的代表作里提出，国际政治就是权力之争，国家利益只有通过权力才能得以实现；他及时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论战作了比卡尔更加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首次提出以“权力”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六项原则，把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学推向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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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些学者提出，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概念不精确，且绝对化，他们开始寻求一种新的科学研究方法，以反映“后工业化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于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异军突起，一个新的学派——科学行为主义向现实主义的支配地位提出挑战，学术界称之为“行为主义革命”。此间，另一批学者接受挑战，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观点和原则，坚持历史、哲学、伦理、法律的传统研究分析方法，主张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主权政治实体之间无政府状态下的各种关系。这一学派被称之为传统主义学派。两派之争在学术界形成一种“现实主义与科学的两枝范式”(69)，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空气异常活跃起来，其主要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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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研究范围扩大，宏观分析加强，先后出现了若干研究热点，如军事战略理论（尤其是威慑理论）、体系理论、世界秩序理论、互相依存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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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研究重点逐步转向核时代的外交、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新技术革命形势下的全球问题。于是，从赖特的《国际关系研究》开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一举冲破仅局限于权力政治、冲突和主权国家问题的单一旧模式，转向全面研究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冲突与合作、国家利益与全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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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自然科学神速地渗透到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以数学原理、心理分析、电脑运用和模拟分析尤为突出。随之出现了不少反映科学行为主义特征的新的研究方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博弈论和决策论的新模式、沟通论、影响论、数学模拟法和心理分析法等。这一特点使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具有较强渗透力和吸引力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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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科学行为主义和传统主义的争论仍在继续，但锐气大减，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现实主义或后行为主义阶段。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20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学的新的理论对峙已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形成。(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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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现实主义理论始于1979年问世的《国际政治理论》。该书作者肯尼思·华尔兹是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国际政治学教授，60年代他曾以《人、国家与战争》一书蜚声西方学术界。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提出新的“结构分析模式”及其结构分析的“三要素”，即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取决于构成体系的原则，就国际政治而言，亦即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取决于国际社会不同单位的功能；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取决于单位之间实力的分配。华尔兹教授的结构分析理论因而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它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区别国际政治体系及其互动的组成部分，即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它立论的核心是，只有结构的变革才能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戴维·鲍德温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认为，华尔兹提出的“体系层次”和“单位层次”是一个突破，奠定了“新现实主义”的基石，就如汉斯·摩根索在50年代提出的权力与利益理论为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一样(71)。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法尔兹格拉夫也指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体系结构和单位结构，从而提供了全面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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