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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689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这一时代的国际关系呈现出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令人难以把握的复杂性。世界范围的力量组合和重新组合，在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的斗争以及这些斗争的相互交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等多种手段的并用——国际关系中这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为一门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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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691 当时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们试图寻找一种能够解释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并且驾驭斗争进程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就这样应运而生了。联邦德国学者厄恩斯特—奥托·泽姆比提出1919年5月30日为国际关系学的诞生日，因为那一天，出席巴黎和会的英美代表同意在各自国家建立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机构，以推动对战争与和平的研究。巴黎和会以后最早成立的机构有英国国际事务研究会（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前身）、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以及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委员会等。同年，在英国威尔士大学首先开设了国际关系讲座课程，设立了最早的国际关系教授职称，著名教授C·K·韦伯斯特获得此殊荣。不久，以爱丁堡大学希特利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为代表的一批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专著相继问世，为这一新兴学科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至此，西方国际关系学开始从政治学的母体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19—1926年，美国陆续有40所大学建立了国际关系学的系所，到1931年为止，美国大学里所开设的国际关系课程累计达3700门。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以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心依然在欧洲，占支配地位的学派是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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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693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暴露了欧洲传统研究的缺陷和严重不足，学者们从而转向追求新的集体安全体系以防止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他们提出和平民主论和法律—道义论，认定战争是一种罪恶，应建立有效的防止大战的国际组织和机制。最初的代表人物是伍德罗·威尔逊和约翰·霍布森，他们的理想主义理论的形成几乎与国际关系理论诞生同步。到30年代，赫西·兰特伯奇影响渐隆，他的《国际社会的法律功能》成为理想主义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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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695 然而，这一“理想主义时代”并没有持续很久。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所导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了理想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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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697 20世纪30年代末，一个新的学派——现实主义学派开始向理想主义提出挑战，形成国际关系学领域里的“现实主义革命”。就在二次大战爆发的193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爱德华·卡尔教授发表了《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一书。卡尔从分析1919—1939年20年间的国际危机出发，在批评当时占优势地位的理想主义基础上，提出现实主义学派最早的三个基本观点：（1）权力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因素；（2）道德、民主和正义是相对的，是权力的产物；（3）政治不能脱离权力，政治活动是权力和道德的结合(66)。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用现实主义观点阐述国际关系理论的专著，在西方国际关系学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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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699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与英国“换了岗”。它一手拿美元，一手拿原子弹，凭借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实力，走上谋求世界霸权的道路。与美国“头号强国”的地位和“世界霸权”的目标相适应，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思潮就顺理成章地在美国受到青睐，并逐步取代了理想主义的支配地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一大批欧洲著名学者由于横遭希特勒法西斯的迫害而逃亡或移居至美国，这样，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在美国云集了强有力的国际关系学者的阵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心明显地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当谈到这一转移时，斯坦利·霍夫曼生动地评述说：“卡尔最初的努力未能在欧洲扎根，反而在美国结果了。”(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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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01 20世纪4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在美国结果”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耶鲁大学尼古拉斯·斯巴克曼的《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策略——美国与均势》（1942）和芝加哥大学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1948）。前者提出，国际关系的基本因素是“合作、协调和冲突”；国家的首要目标应是攫取权力，而不是追求理想；权力之争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68)。斯巴克曼还强调，现实主义有两个主要的理论台柱：均势论和地缘政治学。在书中，他详尽地阐述了他的“边缘地带理论”，提出假如处于世界心脏地带的强国一旦控制边缘地区就将控制世界的论断。斯巴克曼的“边缘理论”实际上是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的继续和发展。后者（《国家间政治》）被视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之作，这部巨著自问世到1980年作者逝世曾再版5次，声誉经久不衰。摩根索逝世后，从40年代起就成为他的学生和研究助手的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肯尼思·汤普逊根据老师的遗愿，经过4年的努力，于1985年修订出版了该书的第6版。摩根索在这部最重要的代表作里提出，国际政治就是权力之争，国家利益只有通过权力才能得以实现；他及时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论战作了比卡尔更加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首次提出以“权力”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六项原则，把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学推向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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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03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些学者提出，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概念不精确，且绝对化，他们开始寻求一种新的科学研究方法，以反映“后工业化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于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异军突起，一个新的学派——科学行为主义向现实主义的支配地位提出挑战，学术界称之为“行为主义革命”。此间，另一批学者接受挑战，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观点和原则，坚持历史、哲学、伦理、法律的传统研究分析方法，主张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主权政治实体之间无政府状态下的各种关系。这一学派被称之为传统主义学派。两派之争在学术界形成一种“现实主义与科学的两枝范式”(69)，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空气异常活跃起来，其主要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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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05 第一，研究范围扩大，宏观分析加强，先后出现了若干研究热点，如军事战略理论（尤其是威慑理论）、体系理论、世界秩序理论、互相依存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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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07 第二，研究重点逐步转向核时代的外交、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新技术革命形势下的全球问题。于是，从赖特的《国际关系研究》开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一举冲破仅局限于权力政治、冲突和主权国家问题的单一旧模式，转向全面研究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冲突与合作、国家利益与全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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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09 第三，自然科学神速地渗透到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以数学原理、心理分析、电脑运用和模拟分析尤为突出。随之出现了不少反映科学行为主义特征的新的研究方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博弈论和决策论的新模式、沟通论、影响论、数学模拟法和心理分析法等。这一特点使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具有较强渗透力和吸引力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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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11 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科学行为主义和传统主义的争论仍在继续，但锐气大减，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现实主义或后行为主义阶段。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20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学的新的理论对峙已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形成。(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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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13 新现实主义理论始于1979年问世的《国际政治理论》。该书作者肯尼思·华尔兹是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国际政治学教授，60年代他曾以《人、国家与战争》一书蜚声西方学术界。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提出新的“结构分析模式”及其结构分析的“三要素”，即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取决于构成体系的原则，就国际政治而言，亦即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取决于国际社会不同单位的功能；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取决于单位之间实力的分配。华尔兹教授的结构分析理论因而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它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区别国际政治体系及其互动的组成部分，即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它立论的核心是，只有结构的变革才能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戴维·鲍德温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认为，华尔兹提出的“体系层次”和“单位层次”是一个突破，奠定了“新现实主义”的基石，就如汉斯·摩根索在50年代提出的权力与利益理论为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一样(71)。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法尔兹格拉夫也指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体系结构和单位结构，从而提供了全面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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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15 新现实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现实主义的“修补”和发展，它是一种“扬弃”而不是“摒除”，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化和开拓”。新现实主义功不可抹。它在新形势下努力克服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局限性，将权力与道义、秩序与霸权、冲突与合作、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研究，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拓展。然而，和第一、二次论战演变的情况一样。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新现实主义的发展，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也同时出现了。“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理论触发了一场新论战，这次论战从80年代初起一直支配着国际关系理论领域。”(73)批评者认为，新现实主义仍然坚持“以国家为中心”，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中，国际组织的作用极其有限；新现实主义相互依存的作用，其体系结构分析也有所偏颇。批评者主张国际关系理论应超越民族国家，注重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注重经济、环境和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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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17 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来看，80年代起形成的第三次论战是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对从冷战结束到冷战后时期国际关系深刻变化所作的理论探索。麦克尔·伯恩克斯认为，探求一种更好的理论的过程构成了第三次论战，这是国际关系领域迄今出现的“最生动、最丰富、最激动人心和最有发展前景的一次论战。”开始时，争论的一方是新现实主义，已不言而喻，但另一方是什么学派，尚不清楚。1986年，罗伯特·基欧汉主编了一本书，收录了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的若干章节和新现实主义的赞同者与批评者的文章。基欧汉在书的前言说，希望此书使人们更意识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和生命力。书名题为《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其中的批评者是什么学派，仍不得而知。1987年，保罗·维奥蒂和马克·考比出版《国际关系理论》，取的副标题是“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和全球主义”，该书叙述的重点是与现实主义有区别的学派，而没能明确提出与新现实主义对峙的学派。与此同时，查尔斯·克格莱在《伦理学与国际事务》杂志上发表题为《新理想主义：一个实际问题》的论文，批评新现实主义忽视国际关系中的伦理道义因素，提出自由主义——理想主义观点的重要性。然而，到1988年，约瑟夫·奈在《世界政治》杂志上撰文才首次使用“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至此，第三次论战的两个对峙学派的名称才“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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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19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关系理论呈现出活跃的景象。特别是一批北美、西欧、北欧的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他们给第三次论战带来了新的理论思路。于是，除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外，还出现了相对主义、后实证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或建构主义等研究理论和方法，有人总称之“批判理论”(74)，并将其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相提并论。在对两个主流学派进行评析和批评的过程中，“批判理论”把第三次论战再次推向深入。可以不夸张地说，自1979华尔兹提出结构现实主义之后，如果80年代是第三次论战的形成期的话，那么，90年代就是第三次论战的深入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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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21 这期间，由于受到欧洲、北美流行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和解释学（hermeneutics）等思潮的影响，在第三次论战中出现了两场交锋：理性主义对反思主义（rationalism vs．reflectivism）和建构主义对解构主义（constructivism vs．deconstructivism）。这两场交锋的结果，使后现代主义，即建构主义占了上风。笔者最近几年在美访问期间，见到斯坦利·霍夫曼、詹姆斯·罗斯诺和罗伯特·杰维斯时，他们均提及，研究第三次论战，除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外，还应注重建构主义。日本独协大学的星野昭吉教授也专门提到，从90年代起，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正逐步相互靠近，而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或建构主义与其形成了新的论争。该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有亚历山大·温特、约翰·拉吉、埃蒙纳特·艾德莱、麦克尔·巴纳特和彼得·卡特赞斯坦恩，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耶鲁大学的亚历山大·温特。温特在1992年《国际组织》春季号上发表的关于强权政治的社会建构的论文中，最早提出建构主义的理论主张。他指出，建构主义虽反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性主义核心，但却认同它们的科学方法。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客观唯心主义，它认为，对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最终起作用的不是物质本身，而是物质是怎样得到表现的。新现实主义所说的国际体系的结构最终是由赋予这些结构以实际内容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结构”决定的。这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结构不是某一个人、团体、国家的主观臆断，而是举世公认的一种社会事实。由此，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的后果与权力物质基础的分布无关，倒是与赋予这些基础以实际内容的主观建构出来的意义有关。由此，均势不再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威胁均衡（balance of threat），即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阻止政治家发动战争，而是政治家认为实际存在的东西起到了这一作用。也就是说，无政府状态是否导致国家采取自助行为，即安全困境是否使国家间趋向于对抗，要看国家对无政府状态持何种态度，要看国家间的姿态和意图怎样。无政府状态脱离了国家赋予它的意义就无任何实质内容可言。而强权政治只是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可能，它不是无政府状态的本质属性，因此原则上转变强权政治的可能性并未被排除。(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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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23 目前，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仍在继续发展。第三次论战已使国际关系理论呈现出“成熟”的迹象。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以更冷静更客观的态度来审视这场论战及其两个主要学派之间的关系。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均强调，虽然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不应将其夸大。多尔蒂和法尔兹格拉夫说：“新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要帮助人们懂得国际关系的话，它们就必须寻求共同之处。”(76)基欧汉认为两者可以寻求到汇合点。他承认，他的自由制度主义观点是同样多地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借鉴过来的。约瑟夫·奈则强调，这场论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国际关系史上代表传统理论的两个主要流派之争的再现。现实主义一直占有支配地位，自由主义突出国内社会、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的影响……然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分歧被过分强调了。事实上，这两种理论及方法可以互补”(77)。约瑟夫·奈还指出，新现实主义者强调连续性，新自由主义者则强调变革性。谁对谁错？双方既对又错。面临21世纪的世界是充满着继承和变革的世界，所以，国际关系理论的任务应该是使两者实现互补和综合。“这两派理论对我们理解变化中世界的国际政治都是有用的和必需的。”(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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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25 50多年前，现实主义学派鼻祖之一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把理想主义者比为“光明的孩子”（children of light），把现实主义者比作“黑暗的孩子”（children of darkness）。这两类“孩子”的“后代”——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如今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的作用，应该取长补短，为发展面向新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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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27 在追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沿革时，我们发现一个非常难得的巧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恰好经历了80年，产生了四个带“九”的里程碑：1919年国际关系理论诞生，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的学科；1939年爱德华·卡尔发表《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标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阶段——现实主义学派的开端；1979年肯尼思·华尔兹出版《国际政治理论》，第三次论战从此揭开了序幕；1999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面临新世纪的到来，正处在一个重要的世纪之交的历史发展时期。80年的历史可分为前20年（1919—1939），中间40年（1939—1979）和后20年（1979—1999）。前20年是形成期，中间40年是成长成熟期，后20年是发展期。汤姆逊的《国际思想大师》写至1980年，虽然涵盖的是1919年至1979年60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沿革，但也为后20年（1979—1999）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框架和思路。至此，我们不妨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和沿革作以下归纳：一部美国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包含着两次“革命”（现实主义革命和行为主义革命），三次论战（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和六个主要学派（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本书的以下各章将逐一加以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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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29 (1) Theodore Conloumbis and James Wolfe,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wer and Justice, Prentice Hall, Inc. , 1981,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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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31 (2) James Dougherty and Robert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gman, 1997, 4th Edi．,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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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33 (3) 同上书，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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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35 (4) Robert Lieber,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Winthrop Publishers, 1972,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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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1737 (5) 同(2)，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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