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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为健全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可确保和平。1928年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便是该学派在制定反战法规方面所作的一次努力，公约规定缔约国不得以战争推行国家对外政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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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该学派提出三个重要假设：其一，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战争的有利可图使一些人的良知误入歧途，一旦唤醒良知，消除误解，世界便可得到拯救。其二，主权国家之间的根本利益是和谐的，尤其在和平问题上更应如此。结束秘密外交，实现外交决策的民主进程，建立作为各国协商解决分歧的论坛和场所的国际组织，将有助消除战争的起因。其三，国家主权不应是无限的，依靠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均势体系不能确保和平，因此，必须以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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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约翰·克劳特曾把威尔逊理想主义概括为四个原则：（1）美国无意攫取别国领土；（2）美国外交的主要手段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3）美国不承认任何通过暴力而掌权的外国政府；（4）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将恪守信用，尊重道义(17)。威尔逊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对美国安全的三个潜在威胁”。他竭力想把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为此，美国不仅向拉美和欧洲各地派兵，而且在1919年派兵到西伯利亚，妄图与其他列强一起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和美国的所作所为表明，威尔逊理想主义不过是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价值观来处理国际关系，以建立有利于美国的世界秩序罢了。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深远。“无论如何，威尔逊在思想上的胜利比任何其他的政治成就更根深蒂固，因为每当美国面临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使命之际，它总是殊途同归地回到威尔逊的观念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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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尔弗雷德·齐默恩（1879—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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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默恩是欧洲早期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国联的积极筹划者。从1930年到1944年，齐默恩担任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希腊共同体》（1918）、《第三英帝国》（1926）、《民主的前景》（1929）、《中立与集体安全》（1936）和《国联与法权》（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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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坚持认为人的本性并没有什么善恶之分，也并不是本性好战，人性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开化和教育不足，而要想使人类接受道德和改造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在《中立和集体安全》一书中是这样写的，人类之所以会发生战争“不是因为人类是恶的，不能被教育好，没有国际社会的意识，而是因为他们——让我们诚实地讲，并且说‘我们’——是保守的并且是智慧有限的人类”(19)。在有关人性的观点上，齐默恩首先对人类本身作了肯定。他坚决反对和他们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和尼布尔等人把战争的根源归结于人的天性、是人性恶的观点；其次，他认为人的本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正是这种愚昧和无知，往往使人类不能避免战争；最后，他坚信人类通过受教育是可以避免战争的，但是，对人类进行改造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人类的改造非常困难，人类的愚昧和无知的结果就是战争的产生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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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齐默恩甚至提出在国际上建立一个国际借阅图书馆的建议。通过提高人们的素质，在国际社会上形成正确的公众舆论，而不是让一些统治者们的舆论宣传和摆布愚弄公众。他号召所有的学者都承担对公众教育的义务，并参加到国际事务的讨论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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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国际体系能够被改造成一种完全和平的和正义的世界秩序。而觉醒的民主主义意识将会产生巨大影响，并会使国际主义有越来越多的呼应。总之，他认为公众的觉醒是改造国际社会和建立一种正义的国际秩序的基础。他相信所有为之奋斗的和平努力和启蒙工作最终都会奏效。理想主义者有责任去消除愚昧和偏见，为世界的和平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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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他的影响下，一些社会力量参加到了教育民众的行列中。其中最有名的是，英国工业企业家和自由派议员大卫·戴维斯。他专门出资在威尔士大学设立了英国第一个国际关系教授职位，从事法律和政治、道德和经济以及和国联相关的问题的研究和教学，齐默恩正是这一以威尔逊命名的第一个教授职位的获得者。齐默恩在英国影响了许多人。他对于他所从事的工作充满热情。他说他所强调的世界人民之间的理解和交往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类行为标准问题，而是世界观问题。政治在这个概念上，也就成了一种“理想事业”。总之，齐默恩认为人类避免战争的公式是这样的：提高广大人民的教育水平造成具有影响力的公众舆论压力形成一种热爱和平的国际主义精神人类避免战争。而所有这些思想的根源就是对人性的肯定、希望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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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强调必须用新的方法来避免战争。在《国联与法权》一书中，齐默恩对过去用均势避免战争的手段进行了批判。他对国际联盟大加肯定，认为以前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和产生战争的根源在国际联盟出现之后就会消失。他相信，今后维护世界和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国际联盟。齐默恩与吉尔伯特·默里和洛斯·迪金森一起积极创立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为国联的组建四处奔波。直到1935年日本侵略中国和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之后，齐默恩仍然相信国际联盟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是世界走出无政府状态的希望。齐默恩坚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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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是可以改造的，所以人类总是在不断进步。国际联盟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如果强国把安全仍然寄托在均势上面，就会忽视人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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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联盟是人类将要走出无政府状态的表现，是均势时代将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将要开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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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齐默恩在他的一生中为国际联盟建立做出了不倦的努力。齐默恩的上述思想观点令人敬慕，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没有能够避免碰壁和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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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约翰·默里（1904—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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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默里1904年生于美国纽约，父亲是位律师，父母信天主教。默里年轻的时候曾想将来做医生，但是，由于受家庭的影响，他最后选择了神学职业，成为美国著名的神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默里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在教会学校上学。1938年，他在罗马格里历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从那以后，他一直在美国马里兰州吾德斯特克大学任教授直至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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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以前，默里在宗教界并没有名气。到40年代后，他的才华才充分显现出来。他在他作为编辑的《神学研究》和《教会观察》两本刊物上不断发表文章，观点非常激进，以至于罗马天主教会要取消这两本杂志的出版许可证。默里认为，在美国社会，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已经实现合作，他呼吁教皇不应当仅仅承认美国社会多教派存在的事实，同时应当承认这种体系自身的优越性。他还认为，美国传统对罗马天主教传统是有价值的。默里的观点受到了罗马天主教极端保守派的严厉批判，面对对他的攻击，默里声明，现在不是要罗马天主教和美国的民主和谐一致，而是要谈美国的民主是否能和罗马天主教和谐一致。然而，不管怎样，默里的具有民主气息的宗教观点在保守的罗马天主教派中，显然是进步的。在基督新教中占优势的美国社会，他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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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影响的神学家有两人，一人是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另一人则是约翰·默里。然而，他们的思想截然不同。尼布尔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而默里则是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默里和尼布尔的关系，他们共同的和不同的，他们构成的讨论和辩论是美国宗教和政治思想史中最丰富的对话之一。”(20)尼布尔对默里的评价是：“默里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用罗马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和美国的民主传统同时进行思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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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里的民主思想和政治理论主义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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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权力的观点。默里认为，道德必须要监督权力的运用，并且权力在道德的指导下使用。他说，“权力只有在道德原则下使用，或禁止使用，或限制使用，或者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根据目的来确定也许要使用，或者必须使用。”(22)从默里对权力使用和道德的关系说明中，人们可以看出他在权力和道德之间没有划绝对的分界线。他并不像有些理想主义者那样绝对反对权力，他警告人们处理权力问题用简单的思维方式是危险的。他认为，道德的法律，从罗马天主教的思想来说，就是自然的法律。这是他和其他理想主义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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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正义战争的问题。默里对人类的文明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在核武器时代，他企图用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去研究核时代正义战争的问题，研究人类的生死命运问题。默里认为，传统正义战争具有三个功能：（1）声讨战争的罪恶；（2）使罪恶受到限制；（3）尽可能地发扬人道主义。默里认为，在核时代，正义战争的假设仍然是合理的。防卫的战争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道德的、正义的。判断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标准有两条：一是看这场战争是不是给人类带来了更多更大的灾难；二是看权力的使用是不是有限的，是不是为了法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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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自然法的观点。默里认为，道德的标准是来自于自然法的标准。与其他理想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反对用简单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国际关系问题。他既反对过于简单的和平主义观点，也反对过于极端的现实主义观点。在道德问题上，他反对道德模棱两可主义。他指出，这种模棱两可主义对思想建议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他呼吁人们在判断事物时，不要极端，而要遵循自然法。由此，在战争问题上，他反对三种极端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是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认为战争是灾难和完全不道德的；第二种认为，敌人都是可恶的，必须要消除；第三种是，联合国应当宣布一切战争都是非法的。他坚持认为，即便核战争在道德上也并不一定完全不道德，世界上存在着比人死亡更罪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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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默里在战争问题上的核心思想是，战争与和平在人类生活中没有绝对区别，国家道德和权力的使用总是交叉在一起的，一切应当自然地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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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的一天，默里突然因心脏病发作，离开了这个他一生为之祈祷的世界，这位“高大而文静、彬彬有礼而充满智慧”的国际政治思想家给人们留下的著作有：《外交政策和自由社会》（1958）、《核武器的道德困境》（1959）、《道德和当代战争》（1959）、《我们信奉这些真理：关于美国主张的天主教思考》（1960）、《上帝的问题：昨天和今天》（1964）、《自由和人类》（1965）、《宗教自由问题》（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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