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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对道德的标准的区分，不仅表现在对道德的标准和道德的期盼之间的区别上，而且也表现在人的道德标准和国家的道德标准的区别上。卡尔认为，国家的道德标准是低于个人的道德标准的。这是因为，第一，关于国家的道德标准问题。个人总是希望国家或者个人团体比个人的行为能够更加慷慨，但是，这种道德的行为往往要根据国家的情况而定。国家的利他行为与国家的富裕等因素有关。因此，这就决定了国家的行为不是道德约束的结果，而是国家情况的结果。第二，卡尔同意国家的行为会比个人的行为更加无道德的观点。这个观点的出发点，是其从个人的行为上看是无道德的行为，在国际的行为中往往是有道德的行为。人的自私自利是无道德的，但是，一旦人的自私行为表现为爱国主义的行为，爱自己国家的行为就是道德的行为。第三，卡尔指出，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一个权力机构可以评判道德行为，这就是决定了道德在国家的行为中没有很强的约束力。第四，卡尔认为任何道德的存在都是依托在一个行为体当中的。但是，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这样的行为体。当一些原则在一些国家看起来是平等和正义的，在其他国家看来又不是平等和正义的。因此，道德价值标准很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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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卡尔对于国际政治中的公众舆论和国际法的作用也采取一种轻视的态度。他认为权力是最重要的。在论述前者时，卡尔否认公众舆论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他对于意识形态的看法是，它不过是国家政策的外衣，而且他直截了当地认为，理想主义所提倡的国际主义不过是为了在国际政治中获取权力的方法。关于国际法的作用，卡尔认为，政治是道德和权力的交汇地。在社会生活中，法律有助于社会稳定和延续，但是，真正能够保证社会稳定的力量是权力而不是法律。总之，在道德、公众舆论、法律和权力之间，卡尔认为，权力是一切政治的基础。然而，卡尔并没有完全抛弃理想主义的理念，他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他指出，政治的魅力和悲剧都在于它具有无法相容的两面性——理想与现实，道德与权力，而健全的政治思想必须建立在理想和现实的结合之上。难怪乎后来有人把他的理念称为是权力的乌托邦，视卡尔为“乌托邦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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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卡尔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时，多尔蒂和法尔兹格拉夫指出，至今卡尔对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所作的辩证分析依然是适时的。有的学者认为，卡尔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辩证地提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关系，他在辩证关系的运用上反映了马克思思想的巨大影响，有人甚至把卡尔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者”。确实，卡尔常常引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并认为马克思是“现代现实主义”最早的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对马克思主义始终怀有特殊的推崇之情。然而，卡尔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匈牙利的乔治·卢卡奇（Geory Lukacs）、德国的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意大利的安托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卡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盛行时，卡尔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成分被忽视了。卡尔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异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来了个“西化”。这一过去鲜为人知的历史考证为研究卡尔理论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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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892—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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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是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和基督教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于1892年1月21日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芮特城的一个宗教世家。1910年入密苏里圣路易斯伊登神学院，1913年转入耶鲁大学神学院，1914年获神学学士学位，1915年获耶鲁大学硕士学位，1930年获伊登神学院神学博士学位，同年担任纽约协和神学院“道奇讲座”应用基督教教授。1935年任《激进的宗教》主编，1941年任《基督教与危机》主编并参与创建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协会，1944年任纽约自由党副主席，1960年从纽约协和神学院退休。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一生是对美国的宗教和政治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生。乔治·凯南曾经说过，尼布尔是“我们众人之父”(37)。在对他的思想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他的思想的宏伟和精深感到赞叹。他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在40多年的时间里，他写的论文数高达1500篇，著作20多本，几乎平均不到两年出一本专著。他的代表著作包括：《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1932）、《对时代终结的反思》（1934）、《超越悲剧》（1937）、《基督教与强权政治》（1940）、《人性与命运》（1941—1943）、《光明的孩子与黑暗的孩子》（1944）、《信任与历史》（1949）和《基督教现实主义与政治问题》（195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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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的思想除了他的宏伟和精深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不断变化和自我完善，因此，当研究他的思想的时候，你会经常发现尼布尔在反对尼布尔。尼布尔思想变化的过程和美国的历史以及他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是一个充满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但是，战后，他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促使尼布尔从理想主义变为现实主义的经历主要是在1915—1928年间。此时，他在美国底特律贝瑟尔福音教会任牧师，他在布道中对人们所宣传的信仰被欧洲的战争所破灭，他还亲眼目睹了汽车城中的工人失业和遭受压迫的悲惨情景。这些事件对尼布尔思想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自传中是这样写的：“在我的布道过程中，我发现简单的理想主义和古典的信仰在此升华，这是一种与个人的生活危机完全脱离的理论，也是和这个工业城市复杂社会情况相脱离的理论。”(38)在此之后，他开始在理论上对宗教中的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同时，提出了他自己的基督教现实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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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尼布尔自己的话说，他不能被称作是神学家，因为他的许多时间不是在从事纯粹的宗教活动，而是用在理论探索上，为他的思想进行辩护，因此，他对神学理论的研究和与此相关哲学和政治学上的研究是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上的影响是他的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延续。其影响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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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的原罪说。在西方有个寓言：在古时，一位国王接到他的大臣的关于丰收的报告，报告说，今年丰收了，但是，谁吃了丰收的粮食，谁就会变疯。结果国王还是决定，既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我们只好吃粮食，但是，我们要知道自己都是发疯了的人。这个故事的内含就是尼布尔在他著名的1939年英国爱丁堡大学主持的吉福德讲座时开头所说的第一句话：“人一直是他自己最苦恼的问题。人是怎样看待他自己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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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认为，对人性的解释可以各种各样，如理智的、浪漫的、新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自然主义、理想主义的。但所有这些对人性的不同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没有看到人总是过高地估价自己，对人是有罪的这一点从来认识不清。尼布尔指出这是当代在人性看法上的流行病。在研究中，他对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必须坚持用基督教的人的原罪说去分析人的问题。他始终强调，只有基督教的理论才能够真正解释人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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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指出，人具有两面性：一是他具有超越自我的精神能力；二是他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罪恶。人自我超越的精神能力决定了他既是一个有理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无理智的人。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人既可以是善良的创造者，同时也可以是罪孽的制造者。人在这个永恒的宇宙中，一直在寻求自身存在的意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人又成了超越宇宙的人。人生存于宇宙，但是，人并不因此认为自己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从属于宇宙的关系，因此，人最伟大的成就和最坏的罪孽都同出一源：人对于他在世界上应有的位置从来不清楚；他生活在宇宙中，但是又超出了宇宙。而事实上，人是自由的，但也是受约束的；人的能力是无限的，但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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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在分析人的罪恶的时候再三强调，人的罪恶不是由于他的无知造成的，而是“源于彼此之间的猜疑和嫉恨。人具有生存的意志，这种意志往往表现为政治上追求权力的愿望，国家权力正是这一愿望和意志的延伸”(39)。在人的自我超越和罪恶之间的关系上，人的自我超越的种种努力并没有使人能摆脱罪恶，而是使人越陷越深。他把人的罪恶分为骄傲和纵欲两种形式。他指出骄傲之罪是万恶之源。他认为，人总是盲目地、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并且为了自身的安全总是超过自己的自然禀赋极限去扩大自己的权力。一旦人的某些欲望获得了满足，人便会产生骄傲的心理。人的骄傲可以有几种，包括权力的骄傲、知识的骄傲和自我德行的骄傲。对权力的骄傲使人试图去获得自我满足，同时保证自己的安全。由于人的不安全感既可以来自于自然也可以来自于社会，因此，权力欲便表现为人对自然和他人的控制的企图。人的这种寻求安全的欲求是永远不可能满足的，因为权力使人安全，权力越大，安全越牢固；而且，人为保证安全而获取的权力越多，就越害怕失去这些权力与安全。在知识上的骄傲是指，人以自己的知识为终极真理，并且会表现得藐视一切，恃才傲物。其结果是在人类文化进步的同时，人类出现“新的虚妄”。在道德上的骄傲则是把自己的道德标准当做是绝对的标准，对其他人表现为妄自菲薄，排斥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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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人与集体。在尼布尔的著作里，他不仅对单个的人进行研究，而且对集体的人也进行研究。尼布尔说，“社会……仅仅是积累的个人的利己主义，并且是个人的利己主义变形为集体的利己主义，因此，群体的利己主义拥有加倍的力量。从这个道理上讲，没有一个群体的行动是出于纯粹的无私行动，因此，更成熟的目的和倾向是争夺权力。”(40)这样一来，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分了，只是反映为人的多少程度。个人所有的缺点国家也都会有。于是，个人会骄傲，国家也会骄傲，个人为了安全会在他所处的社会中追求权力，同样，国家为了安全，便也会在国际社会中要求有更多的权力。总之，在尼布尔看来，个人和人的群体都充满了自私和罪恶，由此使人世沦为一场悲剧。对于人的前途，他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人是无法自救的，只有信仰基督教，人才能够得到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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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冲突和权力是社会必然存在的产物。人有原罪的观点决定了社会是冲突的。尼布尔指出，科学智慧和道德教育不能解除社会冲突。企图不考虑人性，用理性和道德的方法解释社会问题必然要碰壁。一个有效的政治理论不仅要考虑到人的能力，也要考虑到人的弱点，特别是在集体环境中人的弱点。尼布尔认为，在人的关系中压制是社会和谐所必须的基础。在他看来，人类的爱是一回事，人类的权力是另一回事。而这两者是同等重要的。对于这两个问题，人们最好是用两点论，而不要用一点论，因为这样会威胁到人类爱和权力的有效性(41)。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这样批判和平主义者的：“和平主义者不懂人的本质和仁爱之间与人的罪恶之间的矛盾。他们看不出罪恶把冲突带到世界上，即使是最亲密的关系也无法摆脱冲突。他们仅仅断言‘如果’人们互相亲善，一切复杂的、有时是可怕的现实政治秩序就可绝处逢生。他们不明白这个‘如果’应该是以了解人类历史最根本问题为条件的。因为人是有罪孽的人，所以只有一方面通过某种程度的压制，另一方面通过对压制和暴政的反抗，正义才能够实现。”(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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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指出，爱是宗教的战略，而实用主义是社会的战略。正因为我们是人，不是上帝，所以人的行为中总是有罪恶的，我们没有什么能力能够逃脱自私自利和罪恶。尼布尔认为，由此出发，政治就是在罪恶中进行选择，在每一分钟，我们都是在用罪恶去制约罪恶。正因为如此，罪恶决定了政治上的成就是有限的、破碎的和不完善的。对于那种要不然就把一切想象得很理想，要不然就是失败主义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尼布尔采取的是批判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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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道德和权力政治之间的关系。如果爱是宗教的事情，而政治是现实的事情，那么，在这个社会中权力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尼布尔认为，权力政治存在于任何历史之中。权力冲突是历史的基本成分。他宣布，“所有的生命都是一种权力的表现”(43)，一切政治活动都和权力有关，一切政治斗争都是关于权力的政治斗争。这就造成一个结果，人们不得不去尊重和屈从于有权力的人。而在这里，尼布尔相信美国建国之父和联邦党人的观点：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不应当信赖，而且权力绝对不会受到有权力的人的自我限制。尼布尔进而提出，权力要受到限制，只有正义和道德才能够有效。而限制权力的办法就是均势。在均势、道德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上，尼布尔认为，从根本上讲，正义有赖于均势，一个人或集体或国家掌握了不应有的权力，如果不用可能的批判和抵抗对这种权力加以抑制，它随时都会无节制地膨胀起来。均势不同于和谐的仁爱，要略胜一筹。对于人类的罪孽来说，它是正义的基本条件。这种均势并不排斥仁爱，事实上，没有仁爱，精神的摩擦和紧张状态会令人无法忍受，但失去了均势，即使是最亲密的关系也会沦为非正义的关系，而仁爱则会成为非正义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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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对理想主义的批判。肯尼思·汤姆逊认为，尼布尔对国际政治最主要的贡献是他大胆地对当时流行的理想主义进行了批判(44)。尼布尔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当时美国思想界的两个流派：一是宗教界的社会福音派，二是学术界的杜威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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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把理想主义的思想概括为六个方面：第一，相信社会缺少公正是由于社会的无知，而这种无知会被教育和智慧所改变；第二，相信文明正在逐渐变得越来越道德；第三，个人的性格将会由公正所制约；第四，乞求兄弟友爱和善意最终是会有结果的，如果至今还没有，只要我们不断地乞求最终是会有结果的；第五，上帝创造幸福，增长的知识将会克服人的自私；第六，战争是愚昧的并且将会屈从于理智。尼布尔指出，理想主义的失败是由于他们疏忽了人的生命和人的生存之间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的悲剧。“认为一个新的社会就能免除民族利己主义和争权夺利，这是十分不现实的。乌托邦主义始终是处理国家事务的出现混乱的一个根源。”(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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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阿诺德·沃尔弗斯（1892—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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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在1892年，诞生了三位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大师：卡尔、尼布尔和沃尔弗斯。这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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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沃尔弗斯1892年1月14日出生于瑞士圣加伦市，1912年至1924年先后就读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和苏黎世大学，获法律、经济学和政治学多种学位。1933年移居到美国，1939年加入美国国籍，先在耶鲁大学任访问学者和教授，后转至罗彻斯特大学和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任教。沃尔弗斯曾任世界和平基金主席（1953）和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华盛顿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1957）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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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的一生是多产的一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留给后人许多宝贵的著作，他从1940年起，基本上平均每3年出版一本重要学术著作。他的著作有：《两战之间的英法：从凡尔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冲突的和平战略》（1940）、《小国与和平的执行》（1943）、《美国对德国政策》（1947）、《盎格鲁——美国的外交事务传统：从托马斯·莫尔到伍德罗·威尔逊》（1959）、《冷战中的盟国政策》（1959）、《争斗与合作——国际政治文集》（1962）、《六十年代的对外政策》（1965）和《裁军世界里的美国》（1966）。二是他带出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学生，例如：罗伯特·古德（Robert C．Good）、罗杰·赫尔斯曼（Roger Hilsman）和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等人。沃尔弗斯最辉煌、学术上最有成就的时期是在美国渡过的，但是，他一直非常想念他的祖国，他逝世之后，他的骨灰葬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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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曾评论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学者”(46)。如果把他和其他欧美学者相比，他评价他自己的这个特点非常准确。他的多样化，不仅表现在他的经历、爱好上，而且还表现在他的学术方法和思想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他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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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沃尔弗斯的丰富经历是其他学者不可比的。在成为美国知名学者之前，他在瑞士曾当过律师，在军队服役过，做过政治讲师。到美国后，他不仅是学者，而且成为美国政府的智囊人物。他研究范围广泛，不仅涉及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还涉及法律学和经济学。他在美欧大陆之间来往频繁，他的阅历和对美欧文化的透彻理解为他研究国际关系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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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沃尔弗斯和美国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家的区别还在于他不仅对纯学术理论感兴趣，而且与外交决策者和政治家保持密切的联系。然而，人们对此并没有非议，相反认为他的贵族气质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使他一直不只是安心于做学问，而且希望当决策参谋。由此，他不仅同美国的学术界和政界，而且和瑞士和德国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们一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在二次大战期间沃尔弗斯曾担任过马歇尔将军顾问办公室、战略服务办公室、国家战争学院、国际分析研究院、陆军部和美国国防部的顾问。二次大战之后，他仍然和美国白宫权力中心有经常的联系，1960年起还兼任美国国务院顾问。他最大的希望是自己的理论能影响外交决策，他的目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特别是在战后美国对德国政策问题上，可以明显看出沃尔弗斯思想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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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沃尔弗斯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并不是特别鲜明。虽然他对斯巴克曼特别敬仰，称之为他所尊敬的朋友和同事，然而，在权力政治的理论观点上，他既同意斯巴克曼的权力政治理论，但又不愿意在权力问题上表现得那样赤裸裸和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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