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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沃尔弗斯的丰富经历是其他学者不可比的。在成为美国知名学者之前，他在瑞士曾当过律师，在军队服役过，做过政治讲师。到美国后，他不仅是学者，而且成为美国政府的智囊人物。他研究范围广泛，不仅涉及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还涉及法律学和经济学。他在美欧大陆之间来往频繁，他的阅历和对美欧文化的透彻理解为他研究国际关系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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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沃尔弗斯和美国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家的区别还在于他不仅对纯学术理论感兴趣，而且与外交决策者和政治家保持密切的联系。然而，人们对此并没有非议，相反认为他的贵族气质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使他一直不只是安心于做学问，而且希望当决策参谋。由此，他不仅同美国的学术界和政界，而且和瑞士和德国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们一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在二次大战期间沃尔弗斯曾担任过马歇尔将军顾问办公室、战略服务办公室、国家战争学院、国际分析研究院、陆军部和美国国防部的顾问。二次大战之后，他仍然和美国白宫权力中心有经常的联系，1960年起还兼任美国国务院顾问。他最大的希望是自己的理论能影响外交决策，他的目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特别是在战后美国对德国政策问题上，可以明显看出沃尔弗斯思想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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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沃尔弗斯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并不是特别鲜明。虽然他对斯巴克曼特别敬仰，称之为他所尊敬的朋友和同事，然而，在权力政治的理论观点上，他既同意斯巴克曼的权力政治理论，但又不愿意在权力问题上表现得那样赤裸裸和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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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作为学者的多面性不仅表现在他的政治观点上，而且表现在他的思想方法上。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学家，而且是一个哲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是这样评价沃尔弗斯的：“从他细心地评阅、衡量不同理论概念和假设合法性并讨论国际关系的模式来看，他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又是一个好的科学家，在实践中竭力弄清事实使它成为概念的准确性和假设合法性的最终标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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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欧洲的政治思想和美国的政治思想在沃尔弗斯身上都留有明显的烙印，这是他多样性格的又一表现。在美国，大多数从欧洲来的学者，是将欧洲传统政治思想去适用于美国的国情，但沃尔弗斯不是如此。他尝试着将欧洲思想和美国思想结合起来。他的著作经常反映出欧洲传统思想和美国传统思想的争论和融洽。这使得沃尔弗斯成为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位现实主义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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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的代表作是1962年出版的《争斗与合作——国际政治文集》，该书收集了16篇文章，分别论述16个问题。尼布尔在为该书写的序里称沃尔弗斯为“受人尊敬的政治哲学领域的先驱者和带头人”，认为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决非纯学术性，它们触及到当代对外关系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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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在以下四方面“创造性地推进了”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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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国际政治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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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认为，研究国际关系，最重要的是认定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按照现实主义理论，民族国家固然是最核心的角色，但不应视为唯一的角色。如果仍坚持国家为唯一的角色，就会忽略作为个体的人的作用。他主张采取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个人作为国际政治的角色。这种新的研究视角有两层含义：一是将个人置于国际舞台的中心地位；二是强调个人的组合角色，特别是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与国家并存(48)。沃尔弗斯指出：“如果不深入到个人角色的研究，就无法理解任何以国家名义所作出的决定和所采取的行动。”(49)关于国家角色和个人角色的两种研究方法应该互补。能做到这样，才算是真正提出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论，因为它帮助人们弄清楚当代国际政治现实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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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国家目标与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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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认为，国家一般拥有三类目标：（1）持有目标和环境目标。持有目标包括国家独立、生存和领土完整；环境目标指超越国境的外部条件。（2）直接目标和间接目标。前者与国家利益有关，直接服务于国家；后者与作为个体的公民的利益有关，只是间接服务于国家。（3）意识形态目标。旨在向海外扩展政治民主。沃尔弗斯强调，利益与目标的结合是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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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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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认为一国对外政策基本目标是自延（self-extention）、自保（self-preservation）和自制（self-abnegation）。自延意指要求改变现状，以获取更大的权利和更多的价值利益；自保则指维持和维护现有的价值利益分配，即保持现状，特别是民族独立、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自制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接受国际法、国际和平、集体安全利益的制约。很明显，现实主义学派更重视“三自”中的自延和自保目标，认为自制是国际政治中乌托邦的表现，亦称为“理想主义自制”，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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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关于均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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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把均势界定为“对手之间分配的均衡状态”，与霸权或统治完全不同，是分析世界政治的有用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四个新因素影响均势的走向：（1）美国占据世界政治的领导地位，为了维护东西方的大国均衡，美国制定遏制的威慑的对外目标；（2）战后“两极”体系的出现，对均势格局形成冲击；（3）意识形态因素成为世界大国争斗的主要内容，均势也受意识形态和宣传舆论的影响；（4）核武器的出现导致“恐怖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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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斯还列举了四种关于均势理论，他认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政治和美国对外政策：第一种理论视均势为“理想的权力分配”，有利于世界和平；第二种理论认为，均势是“多种国家体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一种固有的规律”，就像古典经济学中论述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一样；第三种理论强调均势的自保性质，追求的只是“权力之间的平衡”；第四种理论则认为，均势概念已经过时，没有任何组织（包括联合国）能使国家间权力保持平衡，因此，美国应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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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尼古拉斯·斯巴克曼（1893—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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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斯巴克曼出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后移居美国。他一生短暂，影响却遍及美国学术界。他于1920年移居美国，在1921年一年中，就获得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23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社会学和政治学讲师。1925年，调至耶鲁大学任教，10年之后，任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和耶鲁大学国际政治研究学院主任，直至1940年。斯巴克曼最初的兴趣是在社会学，但随之把后半生的精力转到国际关系研究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国际政治中的美国战略》（1942）和《和平地理学》（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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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克曼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影响主要在现实主义思想和方法论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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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主义思想方面，斯巴克曼强调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他认为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赢得和维持权力地位。斯巴克曼的批评者说他的理论是极端的强权政治，而他却不屑一顾，回答说：“权力有一个坏名声，使用权力也经常会受到指责……现在有一种倾向，特别是某些自由主义者或自称为理想主义者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应排斥权力的主题，除非在非道德问题上。”但是，“脱离权力的政治观念和理想几乎很少能实现其价值。”(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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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国内存在已久的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争论，斯巴克曼认为，这两种政治观点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事实相反，这两种观点以及它们引出的外交政策从来就是不断交织在一起的，它们之间不存在绝对的不是黑就是白的关系。为了说明他的观点，在《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一书中，斯巴克曼举了孤立主义的例子。他指出，孤立主义既是一种感情，也是一种国家战略。从感情上讲，孤立主义者们希望在他们这块远离欧洲争吵和战争的大陆从此能再不用卷入欧洲事务和欧洲烦恼。从战略上讲，美国所奉行的孤立主义是有它的原则的。在孤立主义政策中，人们往往只看到美国不愿意卷入英法争端、不愿意加入国联。但是，人们没有看到，美国战略意图是在欧亚保持秩序和均势，把西半球作为它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美国最重要的利益所在。斯巴克曼认为，盲目地坚持孤立主义或者反对孤立主义的人都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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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克曼还认为，地缘政治和均势是支撑国际关系理论的两根支柱，为此，他提出国际关系“边缘地带理论”（rim theory）。学术界称该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麦金德地缘政治中“心脏地带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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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自然地引出斯巴克曼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论问题。他在研究过程中特别重视地缘因素。他认为，地缘因素是一个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强调，一国的地理位置，以及这种位置和其他权力中心的关系决定了这个国家的重要问题。在说明地缘政治这种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时，他说：“有些学者歪曲地缘政治学。事实上，这是一种分析方法，是一组统计数据得出的合适的名称，在作出外交政策明智的决定过程中，它是不可缺少的。”(51)正是用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斯巴克曼对国际问题和国家安全做了透彻的分析，并使他由此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产生影响。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斯巴克曼认为他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和德国法西斯主义者讲的地缘政治完全不同。希特勒用地缘政治为其侵略政策服务，但他的地缘政治研究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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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斯巴克曼的历史研究方法也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特别重视过去历史对今天的借鉴意义和今天的事件对未来的影响。关于前者，他认为，新的世界秩序不管怎样发生变化都不会摆脱过去的权力模式。关于后者，他表现出惊人的预见性，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预测中国将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军事强国。他还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盟国对德国开战，是为了消灭德国法西斯，但战后并不会对德国完全解除武装。他的这一预见最后得到了验证。尽管他的预见完全是从美国的安全利益出发的，但对他的“先见之明”，人们不得不表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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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汉斯·摩根索（1904—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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