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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华尔兹是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1924年6月8日生于密执安州安阿伯，1948年毕业于奥比多林学院，1951—1952年入伍服兵役。1950年和195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分别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53—195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助理教授，1957—1966年转至斯沃斯摩尔学院任教，先后晋升为副教授和正教授，1966—1971年在布兰戴斯大学任教并从事研究，1971年起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同时兼任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委员、全美政治学学会理事等职，还是颇有影响的理论刊物《世界政治》的编委。1994年退休，是伯克莱分校政治学系终身荣誉教授，1997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90年代曾在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讲授国际关系理论，受到师生的欢迎。其主要著作有：《人、国家与战争》（1959）、《对外政策和民主政治》（1967）、《国际政治的冲突》（1971）、《国际政治理论》（1979）、《使用武力》（1983）和《核武器的扩散：一场辩论》（1995）等。华尔兹还撰写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如《政治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1959）、《康德、自由主义和战争》（1962）、《两极世界的稳定》（1964）、《和平政治学》（1967）、《国家相互依存的神话》（1970）、《国际关系理论》（1975）、《相互依存的理论与实践》（1979）、《和平、稳定与均势》（1988）、《现实主义思想与新现实主义理论》（1990）、《新世界秩序》（1993）、《国际政治的新结构》（1993）、《国际政治不是对外政策》（1996）和《评估理论》（1997）。但是，集中体现华尔兹传统主义观点的是《人、国家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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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兹于1959年出版的《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人、国家与国家系统——关于战争根源的理论》基础上写成的，这是一部关于国际冲突——战争的理论性相当强的专著。作者围绕“战争的主要根源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关于战争根源的三个概念：人的本性和行为；国家内部结构问题；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华尔兹进而指出，当今世界上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国际冲突——战争的根源，然后有的放矢地加以医治和防止”(43)。他提出的医治药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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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冲突和战争与人的本性密切有关，战争源于人的自私、愚蠢和误导的冲动。华尔兹认为，只有改变人的私念、恶性和权欲，才能避免战争，所以，“恶是根源，爱是药方。”(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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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了解战争与和平的关键。华尔兹认为：“国家的弊病导致了国家之间的战争。”他进而指出：为什么有的国家要打仗？因为战争可以为它们提供增加税收、维持官僚制度和控制民众的借口。他的结论是：“和平与战争分别是好的国家和坏的国家的产物。”(45)因此，要防止战争就必须从改造国家着手，在这方面，他认为马列主义关于改造私有制、变革国家制度的思想是可取的。华尔兹还特地引用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语录：“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毛泽东）“必须清除坏的国家，好的国家才能生存于和平之中。”（刘少奇）(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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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性恶，国家坏，固然会导致战争，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即使好的人和国家，有时也会动武。因此，一定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战争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没有可以防止它的东西。至今世界上尚无一种能防止武力和战争的跨国权威组织，这是人类的悲剧。华尔兹还敏锐地触及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兵戒相见的可能性。他预见到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华尔兹主张成立世界政府，而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应尽力维持均势，因为权势不均对强国和弱国都是危险的，只有维持均势，各国的安全才有保障。“无政府状态是根源，世界政府是药方。”(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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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兹的上述三个概念各有侧重，但紧密相连，这三个概念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国际关系的完整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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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中基本上还是运用现实主义的观点，但在分析结论时却明显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拾起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派的有用武器，对科学行为主义应战，这表明了传统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当然，由于受到阶级立场的局限，尽管华尔兹崇敬马列主义，但仍不可能对战争的本质、根源（历史的、阶级和社会的）作出客观的分析，他的基本观点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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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现实主义学派又经历了传统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发展。当然，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并没有对现实主义作根本的修正，但是，也没有因循守旧，而是有所创新的。华尔兹本人就经历了从传统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的转变。他的早期著作《人、国家与战争》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而后期（20世纪70年代末）的《国际政治理论》则是新现实主义的最早的一部代表作。所以，西方学者称华尔兹的成就“不同凡响”。这两部著作至今仍是美国大学里国际关系专业的最重要的教学参考书。关于华尔兹在新现实主义时期的学术研究和成果，下一章将作进一步的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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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斯坦利·霍夫曼（19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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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霍夫曼是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1928年11月27日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1948年毕业于法国巴黎政治研究学院，1952年在哈佛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又取得博士学位，1955年加入美国国籍。从1956年起（除了1966和1967年在斯坦福大学外）一直在哈佛大学任教，现任哈佛大学西欧研究中心主任，同时兼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理事、美国艺术科学学院院士。霍夫曼治学严谨、功底深厚、博学多产，其主要著作有：《当代国际关系理论》（1960）、《战争状态》（1965）、《格利弗麻烦——国际关系与国际体系》（1968）、《国际秩序的条件》（1968）、《衰落，还是复苏》（1974）、《支配地位，还是世界秩序——冷战以来的美国对外政策》（1978）、《跨越国界的责任》（1981）、《生活在核时代》（与约瑟夫·奈等人合著，1983）、《此路不通》（1984）和《两面神和智慧神：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文论选》（1987）、《罗索论国际关系》（合编，1991）、《冷战之后：国际制度与欧洲的国家战略》（合编，1993）、《人道干预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编著，1996）、《政治思想和政治思想家》（合编，1998）。他还在美国、法国、英国等国报刊上或选集里发表了大量的国际政治论文和书评，影响较大的有：《国际组织和国际体系》（1970）、《评均势》（1973）、《美国的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理论》（1977）、《不幸的选择》（1980）、《八十年代的西欧与美国的关系》（1984）、《雷蒙·阿隆与国际关系理论》（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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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霍夫曼曾是美国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沃尔弗斯和法国现实主义大师阿隆的学生，他对阿隆的理论特别推崇，受其很大影响。他曾自称是阿隆的“忠实信徒”。“理论是通向客观的必由之路。”霍夫曼经常援引的这句雷蒙·阿隆的警句格言，显示了作者在理论研究道路上的探索精神和求实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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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的成名之作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一部较早系统介绍和评述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文选，入选内容均为精品佳作，尤其是霍夫曼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发展、理论和流派所作的精辟总结，使这本书成为传统主义的代表作，至今仍然有较大的影响。当问及所有他的著作中哪本书写得最好，他的回答是1978年的《支配地位，还是世界秩序》，因为该书较全面地从传统的历史观分析了世界秩序问题。他还提到1987年的《两面神和智慧神》，这本书收集了霍夫曼自1962年到1987年25年中撰写的20篇代表性文章，出版前他对这些文章均作了修改。这本文选是霍夫曼25年学术探索的结晶。他运用历史、政治、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对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及其发展作了精辟的分析，并在世界秩序、相互依存、国际体系、道义哲学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用学术大手笔概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三组内容：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权力与秩序。(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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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霍夫曼的著作较系统地阐述了传统主义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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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为“世界政治中充斥着经常的纷争和冲突”，由于缺乏制止这种冲突的国际权威机构，诉诸武力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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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关系应“面对这一充斥着纷争和冲突的现实”，寻求克服世界无政府状态的有效途径，而迄今为止能找到的最有效途径是“世界秩序理论”。该理论反对诉诸武力，主张扩大经济合作，发展多边关系，目标是建立温和型国际体系，手段是加强国际组织在维护和平方面的作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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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张用“历史”和“现实”的方法分析均势，认为从过去的五强均势（英、法、俄、普、奥匈）到今天的五角均势（美、苏、中、日、西欧）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均势法则，局限于欧洲，呈现为简单均势；今天的均势法则是复合均势，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呈现为相互依存的格局，并带有核对峙、核威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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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调伦理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超越国界的责任》就是关于伦理问题的专著，他认为伦理道义应以“安全生存”和“相互依存”为原则，以符合“国家利益”为目标，国际关系中的伦理问题与维护人权、世界秩序密切相关，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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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上述基本观点的核心是三个问题：均势、秩序和伦理。霍夫曼认为，当代的“复合的均势”，用阿隆的话来说，是一种“战略-外交行为的模式”，呈现为五角枝形吊灯的形态（a pentagonal chandelier），其特点是：（1）由美苏中日西欧组成五角均势；（2）均势不仅在全球范围展开，而且表现为核竞赛和核对峙，亦称“核恐怖均势”。而形成多极均势的条件有：（1）必须同时存在5—6个主要行为者；（2）必须存在一个中心平衡的机制；（3）在主要行动者中必须有共同的语言和行为的准则可寻；（4）必须存在国际等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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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在《支配地位，还是世界秩序》中提出了世界秩序的三个不可分割的定义要素：（1）世界秩序是国家间关系处于和睦状态的一种理想化的模式；（2）世界秩序是国家间友好共处的重要条件和有规章的程序，它能提供制止暴力、防止动乱的有效手段；（3）世界秩序是指合理解决争端和冲突、开展国际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一种有序的状态。霍夫曼强调，世界秩序不同于联合国体制，它还不是现实，它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它需要众多国际关系角色的长期努力；世界秩序也不同于世界政府，它应是通向世界政府的过渡状态。霍夫曼认为，尤其重要的是既不要视世界秩序为维持世界现状，也不要把它与世界革命等同起来，世界秩序是“世界政治深刻的、渐进的，但是有限度的变革过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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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伦理问题，E·H·卡尔根据霍布斯关于国家的“人格化”概念，曾经引出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国家只有在被赋予‘人格’的前提下才彼此具有道德上的权利和义务……正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构成了国际伦理的主要内容”(52)。可见，国际关系伦理学的核心内容是政治伦理和社会道义的普遍原则（权利、义务、责任、信仰、习惯、准则、规范、价值标准等）在国际关系中的具体运用，在对外关系中尤为强调道德原则应与国内政治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一致，其目标为自由、平等、正义、友好、合作与和平。霍夫曼的《超越国界的责任》一书正是论述国际关系伦理学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强调，国际关系伦理学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对充斥着邪恶和争斗的现实世界进行改造，实现人类的完善和社会的正义。国际关系伦理学是“用道德伦理的手段”克服无政府状态、反对强权政治的“一种政治艺术”，其基本内容有三：（1）在国与国关系上，对武力实行道义的限制和制止。提倡平等交往、国际礼让、信守诺言、尊重主权、反对武力，强调“正当的目的，适当的手段和必要的自制”。（2）在对外政策的目标上，突出维护人权的原则。（3）在国际社会里建立平等公正的世界秩序，以伦理和道义的力量结束世界上的“行为无节制”、“局势不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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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越国界的责任》中，霍夫曼有一段十分典型的自述，特录以备考：“我关注的不仅是‘应该如何’，而是‘如何才能做到应该如何’，我的朋友和过去的同事迈克尔·沃尔泽在《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一书里说，他的理想主义的思路是以‘应该如何’到‘现状如何’，而我的思路恰恰相反，是从‘现状如何’到‘应该如何’。我这是在使政治学逐步升级。我希望我们能在中途相遇。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主张社会改革。我相信社会必善，但我不是革命者。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革命是邪恶的，甚至这种邪恶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常常在发生，有时是有益于社会的。然而，我崇尚和追求通过较少受到损害和毁坏的途径来建立一个更加美好完善的社会。”(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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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的理论倾向是鲜明的，他从不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即使对摩根索的理论也不全盘接受。例如，他对“国家利益”、“均势”等概念都作了重要的修正，补充了诸如相互依存等新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新现实主义的重要依据。他对科学行为主义进行了唇枪舌战，在指出科学行为主义确实存在的不足之处的同时 ，他断言卡普兰的“系统理论”是国家关系研究偏离正确方向的“一次失误”，多伊奇的“沟通理论”是肤浅的量变理论。在吸取理想主义的有益成分和继承政治现实主义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霍夫曼进一步阐述了传统主义的基本思想，不断开拓新的理论和方法。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对科学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斯坦利·霍夫曼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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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四节 几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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