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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为“世界政治中充斥着经常的纷争和冲突”，由于缺乏制止这种冲突的国际权威机构，诉诸武力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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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关系应“面对这一充斥着纷争和冲突的现实”，寻求克服世界无政府状态的有效途径，而迄今为止能找到的最有效途径是“世界秩序理论”。该理论反对诉诸武力，主张扩大经济合作，发展多边关系，目标是建立温和型国际体系，手段是加强国际组织在维护和平方面的作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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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张用“历史”和“现实”的方法分析均势，认为从过去的五强均势（英、法、俄、普、奥匈）到今天的五角均势（美、苏、中、日、西欧）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均势法则，局限于欧洲，呈现为简单均势；今天的均势法则是复合均势，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呈现为相互依存的格局，并带有核对峙、核威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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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调伦理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超越国界的责任》就是关于伦理问题的专著，他认为伦理道义应以“安全生存”和“相互依存”为原则，以符合“国家利益”为目标，国际关系中的伦理问题与维护人权、世界秩序密切相关，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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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上述基本观点的核心是三个问题：均势、秩序和伦理。霍夫曼认为，当代的“复合的均势”，用阿隆的话来说，是一种“战略-外交行为的模式”，呈现为五角枝形吊灯的形态（a pentagonal chandelier），其特点是：（1）由美苏中日西欧组成五角均势；（2）均势不仅在全球范围展开，而且表现为核竞赛和核对峙，亦称“核恐怖均势”。而形成多极均势的条件有：（1）必须同时存在5—6个主要行为者；（2）必须存在一个中心平衡的机制；（3）在主要行动者中必须有共同的语言和行为的准则可寻；（4）必须存在国际等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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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在《支配地位，还是世界秩序》中提出了世界秩序的三个不可分割的定义要素：（1）世界秩序是国家间关系处于和睦状态的一种理想化的模式；（2）世界秩序是国家间友好共处的重要条件和有规章的程序，它能提供制止暴力、防止动乱的有效手段；（3）世界秩序是指合理解决争端和冲突、开展国际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一种有序的状态。霍夫曼强调，世界秩序不同于联合国体制，它还不是现实，它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它需要众多国际关系角色的长期努力；世界秩序也不同于世界政府，它应是通向世界政府的过渡状态。霍夫曼认为，尤其重要的是既不要视世界秩序为维持世界现状，也不要把它与世界革命等同起来，世界秩序是“世界政治深刻的、渐进的，但是有限度的变革过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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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伦理问题，E·H·卡尔根据霍布斯关于国家的“人格化”概念，曾经引出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国家只有在被赋予‘人格’的前提下才彼此具有道德上的权利和义务……正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构成了国际伦理的主要内容”(52)。可见，国际关系伦理学的核心内容是政治伦理和社会道义的普遍原则（权利、义务、责任、信仰、习惯、准则、规范、价值标准等）在国际关系中的具体运用，在对外关系中尤为强调道德原则应与国内政治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一致，其目标为自由、平等、正义、友好、合作与和平。霍夫曼的《超越国界的责任》一书正是论述国际关系伦理学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强调，国际关系伦理学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对充斥着邪恶和争斗的现实世界进行改造，实现人类的完善和社会的正义。国际关系伦理学是“用道德伦理的手段”克服无政府状态、反对强权政治的“一种政治艺术”，其基本内容有三：（1）在国与国关系上，对武力实行道义的限制和制止。提倡平等交往、国际礼让、信守诺言、尊重主权、反对武力，强调“正当的目的，适当的手段和必要的自制”。（2）在对外政策的目标上，突出维护人权的原则。（3）在国际社会里建立平等公正的世界秩序，以伦理和道义的力量结束世界上的“行为无节制”、“局势不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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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越国界的责任》中，霍夫曼有一段十分典型的自述，特录以备考：“我关注的不仅是‘应该如何’，而是‘如何才能做到应该如何’，我的朋友和过去的同事迈克尔·沃尔泽在《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一书里说，他的理想主义的思路是以‘应该如何’到‘现状如何’，而我的思路恰恰相反，是从‘现状如何’到‘应该如何’。我这是在使政治学逐步升级。我希望我们能在中途相遇。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主张社会改革。我相信社会必善，但我不是革命者。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革命是邪恶的，甚至这种邪恶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常常在发生，有时是有益于社会的。然而，我崇尚和追求通过较少受到损害和毁坏的途径来建立一个更加美好完善的社会。”(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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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的理论倾向是鲜明的，他从不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即使对摩根索的理论也不全盘接受。例如，他对“国家利益”、“均势”等概念都作了重要的修正，补充了诸如相互依存等新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新现实主义的重要依据。他对科学行为主义进行了唇枪舌战，在指出科学行为主义确实存在的不足之处的同时 ，他断言卡普兰的“系统理论”是国家关系研究偏离正确方向的“一次失误”，多伊奇的“沟通理论”是肤浅的量变理论。在吸取理想主义的有益成分和继承政治现实主义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霍夫曼进一步阐述了传统主义的基本思想，不断开拓新的理论和方法。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对科学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斯坦利·霍夫曼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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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四节 几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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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介评的基础上，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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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第二次论战历时不长，但影响不小，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说，这场论战的“第一枪”是赫德利·布尔打响的，他率先对卡普兰的体系论提出质疑，形成“布尔—卡普兰之争”，从而引发持续十年之久的传统与科学的论战(54)。乔治·里斯卡称这场论战的十年（1955—1965）是“英雄的十年”（“heroic decade”）(55)。诺尔和罗斯诺则称这场论战为“一场新的大论战”（“a new great decade”）。(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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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评论家斯蒂夫·史密斯认为，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出现过“三次浪潮”：理想主义阶段（20—30年代），呈现为“进步学说”；现实主义传统（30—40年代），表现为“保守理论”；行为主义革命（50—60年代），反映社会科学进步(57)。第二次论战是推进这“三浪”的巨大冲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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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之争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论战的继续。但和第一次论战相比，传统主义学派与科学行为主义学派之间并不像理想主义学派与现实主义学派之间那样在立论基点和研究结论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两者之间主要是研究方法和途径的差异。有的学者因此称传统主义学派与科学行为主义学派的论战仅仅是“方法之争”，是一场“虚假的战争”。双方的区别不是“一筐水果与一筐鸡蛋的区别”，而只是“一筐苹果与一筐桔子的区别”。稍作分析可见，这一看法并非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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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科学行为主义的主要贡献是为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方法论的革命”。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强调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主张在研究中不仅运用政治和历史的传统方法，而且运用应用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理念上是科学取向，以“数据、计量、实证、精确”为特征，不断开拓研究方法的深度和广度，使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沟通论、控制论、博弈论、决策论、层次分析、体系分析等）应运而生，“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58)它在方法论上的变革推动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科学行为主义者的积极倡导和不断创新使美国国际关系学在60年代至70年代出现了一个研究方法纷繁多样、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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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学行为主义理论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远远没有达到像现实主义传统理论那样的成熟程度。有的学者在借用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和模型学等手段和方法时，故弄玄虚，越搞越使国际关系理论数理化，难怪批评者指出，科学行为主义学派要把国际关系理论变成只有少数人才懂得的学术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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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传统主义学派与科学行为主义学派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首先，科学行为主义注重国际关系的数量变化，把国际关系的一切活动看成是一个个参数和变量的总和，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正趋于计量化；传统主义则注重国际关系的质量变化，把国际关系看成是一个历史进程，坚持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反对计量化。其次，在具体方法上，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强调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着重于行为经验的实证研究；传统主义学派则强调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以及相互内在联系的研究，称之为“事例分析”，着重于历史与现实的规范研究，认为法律、哲学、历史、伦理学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础。传统主义学派对科学行为主义学派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1）科学行为主义过于局限实证范围，未能更好地把握事物本质；（2）科学行为主义将理论研究降格为臆造的“模式”，致使所提出的“分析理论”无法最终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理论；（3）科学行为主义过分地强调计量化，往往忽视国际关系不同现象之间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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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第二次论战中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英美研究方法的比较。斯蒂夫·史密斯所作的英美国际关系分析十点比较便是一典型的实例：（1）英国强调传统分析，美国强调比较分析；（2）英国强调规范方法，美国强调实证方法；（3）英国注重历史分析，美国注重科学分析；（4）英国注重国际关系中的独特性和行为的个人特点，美国注重国际关系中的普遍性和行为的一般规律；（5）英国认为“本能”、“直感”和“想象”大于“前提”、“推断”和“理论”，美国反之；（6）英国侧重国际关系中的行为程序，美国并不侧重；（7）英国重视个人、伟人和精英集团的作用，美国不如英国那样重视；（8）英国不怎么重视社会科学方法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美国极为重视；（9）英国的政府决策机构与学术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密切，美国的政府决策机构与研究机构和思想库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10）英国学术界视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为“艺术”，美国学术界视之为“科学”(59)。近几年，以上十方面的比较内容已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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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同第一次论战（现实主义学派取代理想主义学派并占据支配地位）不同，第二次论战的任何一方（传统主义学派或科学行为主义学派）结果都没有能够取代对方，而是获得了“双赢”。学术界普遍认为，不是科学行为主义赢了传统主义，也不是传统主义赢了科学行为主义(60)。两派通过各自的努力，均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攀登上了一定的学术高地，两派相互渗透，互为补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不久以后，在这次论战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新现实主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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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lause Knorr and James Rosenau,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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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rend Lijphart, “Karl Deutsch and the New Paradig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Quarterly, March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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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avid Easton,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SA—Past and Present” , in David Easton and Corinne Schelling (eds. ), Divided Knowledge, Sage Publications, 1991, 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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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书，第4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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