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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试图改变体系是有利可图的,这一体系是稳定的(也就是处于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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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预期的得益大于预期的损失,一国将试图改变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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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国通过领土、政治、经济扩张谋求改变国际体系,直到认为进一步改变体系的边际成本等于或大于边际收益时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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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进一步改变体系及继续扩张的成本与收益持平时,维持现状的经济成本要比支持现状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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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国际体系的不均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体系就发生变化,标志将形成力量重新分配的均衡。(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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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是从均衡状态发展到不均衡(失衡)状态,然后是随之而来的紧张局面的缓解,最后又回到均衡状态。历史将一直在这样的周期变化中推进,直到人类学会创造一种和平转变机制为止。均衡不等于均势,只要没有任何一国认为改变现状是有利可图的,这时的国际体系就是均衡稳定的。吉尔平认为,霸权体系是最稳定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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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第二阶段的论述中,吉尔平分析了不同因素对体系变化的作用,如交通、通讯以及经济和军事技术等环境因素,国际体系内部的因素及体系内单位的因素。在第三阶段的论述中,吉尔平将前帝国周期与现代的霸权周期作了比较。第四阶段是霸权开始衰落的阶段。当一个社会到达它扩张的极限时就遇到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困难,最终导致霸权实力的衰退。吉尔平的这一观点是与华尔兹的体系层次分析一致的。他认为:“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分布在一定时期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导致国家间关系的巨变最终导致国际自身性质的变化。”(50)在对第五阶段的论述中,吉尔平认为,当新的均衡形成时衰落停止,然而在建立新均衡时需要行为体作出痛苦的选择,一是限制对外承诺;二是进行防御性战争;三是侵略性扩张以减少成本。在这三项选择中,只有第一项是和平形式的,其他两项都是战争形式。吉尔平强调从古至今,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力量重新分配之间的不均衡的重要手段是战争,我们称它为霸权战。霸权战标志前一霸权周期的终结和下一个霸权周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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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平认为霸权体系是一种等级体系,霸权周期的更替期是混乱的无政府时期。前一个霸权周期结束导致体系的变化,体系内力量重新分配,最后达到新的等级体系的形成。吉尔平认为,仅仅用体系方式解释国际政治的诸现象是不够的,应将体系与行为体、整体与部分有机结合才能构筑一种能充分解释国际政治的理论。他把自己与华尔兹作了比较,认为“华尔兹从国际体系及其结构特征开始去解释单个国家的行为,而我的《战争与世界政治变化》……从单个国家行为体开始去谋求解释国际的形成和变化”(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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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864年以来的历史,吉尔平与华尔兹有不同的解释。华尔兹强调均势,认为均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而吉尔平强调霸权,均势是霸权体系过渡时期的现象。另外,华尔兹和吉尔平对单位及体系结构的作用也有不同的解释,华尔兹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体系与结构层面上,无政府国际体系最能说明战争的原因;吉尔平认为在于国家本身,战争趋向的国家是战争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没有战争的国家就没有战争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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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许多现实主义者一样,吉尔平只强调分析解释战争根源却没有提出如何防止避免战争的办法,这应是21世纪人类应该研究的一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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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戴维·鲍德温(19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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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鲍德温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专长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和美国对外政策。他于1958年毕业于印第安那大学,所学专业是经济学。1958—1959年在密执安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最后于196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65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的教学生涯包括:1965—1985年在达特默思学院任教20年,从助教授晋升为教授;1985年起转至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任教授至今。期间,1987年后还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所长达10多年。他发表的著作主要有:《经济发展和美国对外政策》(1966)、《对外援助和美国对外政策》(1966)、《加拿大—美国关系:相互依存的政治和经济》(1967,主编)、《相互依存世界中的美国》(1976,主编)、《经济治国方策》(1985)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当前的论战》(1993)等。此外,他还在《世界政治》、《国际问题研究季刊》、《国际组织》、《美国政治学评论》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论文,如《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1968)、《国际援助和国际政治》(1969)、《外援、干预和影响》(1969)、《关于威胁》(1971)、《权力的代价》(1971)、《经济权力》(1974)、《权力与社会变革》(1978)、《权力分析与世界政治——新旧趋势比较》(1979)和《相互依存与权力——一种概念分析》(1980)等。鲍德温还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政治学学会、国际政治学学会、国际问题研究学会、英国国际问题研究学会成员,他曾担任过国际问题研究学会主席等学术职务,同时还兼任过《国际组织》、《国际事务杂志》、《国际问题研究季刊》的编者或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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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在国际关系领域所作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主要表现为权力分析和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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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权力分析。鲍德温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曾撰写了不少关于权力分析的文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权力分析与世界政治》,此文详细地评价了英美各家学派关于权力分析的观点,包括哈罗德·拉斯韦尔、阿伯拉罕·卡普兰、赫伯特·西蒙、詹姆斯·马奇、罗伯特·达尔、杰克·内格尔和杰弗雷·哈特等。鲍德温特别赞赏哈特关于权力的三概念:权力是对资源的控制、对行为者的控制和对事件及其结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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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认为,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分析有两个明显的弱点:一是夸大了军事实力的作用,不恰当地视军事实力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二是过分地强调了冲突的消极面,而忽视合作的积极面。鲍德温指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冲突的消极面和合作的积极面都应兼顾。当然,鲍德温的侧重是在后者。在这基础上,鲍德温提出权力多层面性质(multi-dimensional nature)。同时,他还强调权力与相互依存的关系。他认为,相互依存程度越高,现存权力的机会和代价都会随之增加。他说:“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相互依存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它与权力概念有着密切关系。”(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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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还相信,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权力经济分析被忽视了,现在是以新的思路让“权力研究方法复活的时候了”。他赞同阿尔克的提法,权力分析并不像一些批评者所说的,贫乏、虚弱、行将消失,相反,它的作用才刚刚开始。鲍德温颇有信心地指出,“虽然权力分析可能是世界政治最古老的研究方法,但它仍是今后最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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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经济分析。鲍德温说过,他试图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时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所作的努力已经有25年了。早在1969年,他就在国际问题研究学会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经济治国方策”(economic statecraft)的概念。1985年出版的《经济治国方策》则集中地反映了他关于经济分析的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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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治国方策是鲍德温经济分析的核心内容。治国方策意指“治理国家事务的艺术”。经济分析是前提。治国方策(statecraft)包含“二P”(policy政策和power权力),“二P”是落点。这里,政策的内涵重点在对外经济政策,特别是经济外交。权力概念则强调权力源于不同基础,表现为不同形式;权力不一定是零和博弈;权力应是一种理性的概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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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认为,经济治国方策有四个特点:(1)它强调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2)它对经济手段可达到的目标范围不加限制;(3)它重视政策手段的运用;(4)它有利于区别治国方策中的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54)。他特别提出,重商主义只是经济治国方策的一种形式,“贸易促进和平”,历来如此。同时,他还提醒人们注意经济治国方策的道义问题,并提出八方面衡量标志:权力、伦理、正义、秩序、技能、启蒙、友善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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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在书中要求研究经济治国方策的学生重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认为这是国际关系理论未来健康发展的关键。鲍德温把25年以来总结的这一学术经验传授给青年学者,这是值得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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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罗伯特·利珀(1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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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利珀是美国乔治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1941年9月29日生于芝加哥,1960年就读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系,1964年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获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师从于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摩根索和霍夫曼,1968年以杰出成绩获博士学位。1969年至1970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回国后先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曾任该校政治学系系主任(1975—1976年)。1982年起在乔治敦大学政治学系任教授,1990年至1996年担任系主任。他曾经在英国的牛津大学、法国的大西洋研究所,以及哈佛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威尔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当过访问学者。1988年4—5月还应邀访问复旦大学,在国际政治系作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系列讲座,受到师生们的欢迎。利珀在学术园地勤奋耕耘,著作颇丰。早期的作品主要有:《英国政治与欧洲联合》(1970)、《理论与世界政治》(1972)、《石油与中东战争》(1976)、《当代政治学:欧洲》(1976,合著);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他与肯尼思·奥伊和唐纳德·罗思查尔德合著的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四本系列编著:《国鹰处于困境:错综复杂的世界里的美国对外政策》(1979)、《国鹰重振雄风:80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1983)、《国鹰重新展翅:美国对外政策的里根时代》(1987)和《新世界的雄鹰:冷战后时代的美国大战略》(1992);1988年,利珀出版了集中反映他的新现实主义观点的代表作《不存在共同的权力——国际关系概论》,如今该书已再版了三次,成为国际关系专业学科的一部重要参考书;他的第五本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系列书《国鹰飘忽不定:世纪末的美国对外政策》(1997)问世不久,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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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珀早年以《理论与世界政治》一书初露头角。该书对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理论,如权力论、冲突论、一体化论、体系论、博弈论、沟通论等,作了深入浅出的介评。利珀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的见解。笔者1980年第一次与霍夫曼见面时,他推荐我读的第一本书不是摩根索的《国家间的政治》,也不是他主编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利珀的《理论与世界政治》。霍夫曼对我说,这本书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ABC”,可帮助初学者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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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珀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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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对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作了客观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利珀认为,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虽已不占支配地位,但其影响犹存,特别是它所阐述的政治、历史和哲学分析观点,对我们研究和认识国际关系仍有不少帮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缺陷也越来越突出了。新现实主义正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些缺陷所作的“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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