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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新现实主义是对摩根索现实主义的修补和发展，近10年来已逐步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现实主义相比，它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更系统、更精确；开始重视国际政治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的结合；重视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的结合，其目的是“为美国对外战略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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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利珀提出了“存在现实主义”（existential realism）的新概念。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88年他出版的《不存在共同的权力》中提出的，1993年利珀发表的论文《冷战之后的存在现实主义》对这一概念进一步作了阐述。利珀自称，“存在现实主义”是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下对摩根索“权力与利益”的再思考的产物，是对现实主义权力分析的重要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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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珀的“存在现实主义”主要涉及国际关系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无政府状态（anarchy）问题、秩序（order）问题和限制（constraint）问题。(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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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政府状态问题。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截然不同。国内政治是有政府的政治。政府拥有权威，能实施法治，能及时顺利地解决内部争端和冲突。而国际关系是发生在一个不存在超国家权威机构的国际系统内，一旦国家之间出现纷争和冲突，尚无像国内政府那样的世界权威机构（联合国还不是这样的机构）来确保有关国家的安全和生存。因此，国际范围的无政府状态便构成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主要特点。这一无政府状态的直接结果是，各主权国家处于一种“自助体系”中，它们或是依靠自身实力，或是寻求结盟手段维护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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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面临着“安全困境”：为了克服无政府状态下的不安全感，国家不得不武装自己，加强防务，但这样做，又未必能增强自身的安全感，因为其邻国和对手也同样存有戒心，同样加紧备战，结果是所有国家都感到更不安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证实，不仅超级大国之间关系是这样，而且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以及第三世界之间关系也是如此，比如，英阿之间的马岛之战、两伊战争和阿以冲突等便是实例。因此，国际安全实质上是指处于“安全困境”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冷战后的安全重点转向经济安全和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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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研究必须从这一根本问题着手，然后寻求解决冲突、确保安全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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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秩序问题。克服无政府状态以确保安全的现实主义观点固然重要，但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超越这一观点，即国际关系不仅仅是研究权力、冲突和无政府状态，权力政治学已不足以提供全面了解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国际关系还必须重视世界秩序和合作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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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问题在每次重大冲突或战争后都变得越发突出，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国际秩序和合作，以防止另一次战争浩劫。结果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发展以及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当代世界秩序问题涉及这么几个方面：核时代的裁军、国际合作、经济一体化、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危机处理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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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限制问题。由于国际社会现代化的影响，国际关系经历着明显的变革：从以欧洲为中心的体系发展为全球体系，对国内社会的渗透力增强，国家对外活动的范围扩大，国际贸易、投资、技术、通讯和文化交流日益发展。这些变化置国家于一个较为稳固的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里，国家之间出现了一些自身已无法控制的新的关系。这便是要讨论的限制因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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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无政府状态问题和世界秩序问题是属于国际系统范畴的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则是在国家关系范畴内对国家活动的限制问题。这个问题异常重要，因为它牵涉到国家如何影响和限制各自社会的种种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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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问题主要是指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相互渗透、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制约。国际因素影响国内政策，国内政策也反过来影响国际环境；政治影响经济，反之，经济也影响政治。这一现象极大地制约着国家间的关系。我们更要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当今的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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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基本问题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国际关系应从研究无政府状态的现实着手，寻求要扩大合作、建立秩序的途径，而做到这一点，就须不断调节国家之间的制约关系。利珀认为，冷战后时期最突出的发展趋势是一个广袤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正在取代冷战时期的美苏全球军事对抗。但是，经济相互依存的增长不只是促进广泛的合作。无疑地，相互依存可以带来经济合作，然而，在一定条件下它也可能会导致冲突。国际范围和区域层次的经济合作、竞争和摩擦将成为冷战后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将是存在现实主义的一个核心内涵。同时，利珀还指出，存在现实主义将不可避免地遇到国际关系变化带来的种种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于经济全球化、国际机制化、全球民主化、超国家力量分散化和核武器扩散化。(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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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约瑟夫 ·奈（1937— ）和罗伯特·基欧汉（1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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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现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生于1937年，195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公共事务学学士学位，1960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64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其间曾在日内瓦国际关系高级学院、加拿大卡尔敦大学和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任客座教授。1977年至1979年任卡特政府负责科技、能源的助理国务卿。1979年回哈佛大学，任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至1993年。1993—1994年任克林顿政府全国情报委员会主席，1994年9月至1996年底任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1997年起回哈佛大学任教，并担任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至今。奈同时还兼任三边委员会执委会成员、美国东西安全研究所所长和阿斯彭战略研究小组组长。其主要著作是：《国际地域主义》（1968）、《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与基欧汉合著，1972）、《权力与相互依存——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与基欧汉合著，1977）、《能源与安全》（与戴维·迪斯合编，1981）、《生活在核时代》（与斯坦利·霍夫曼等人合著，1983）、《美国的对苏政策》（1984）、《必定要领导》（1990）和《理解国际冲突》（1993）等。此外，还在《外交事务》、《对外政策》、《大西洋周刊》、《新共党》、《交流》、《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等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文章，其中许多文章是与基欧汉合写的。主要文章有：《软权力》、《信息时代的权力与相互依存》、《美国的两面刃》、《国家利益新论》、《信息时代的国家利益》等。不久前，笔者去哈佛大学拜访奈，得知奈竟然会写小说，他创作的《华盛顿的黑手》已在日本出版了日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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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基欧汉现是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生于1941年，1957年就读他父亲任教的夏默学院，夏默学院当时是附属于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单位。在夏默学院读完本科学业后，基欧汉于1961年进了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1965年他在霍夫曼的指导下完成关于联合国大会政治学的博士论文。之后，基欧汉选择了斯沃斯摩尔学院，开始他教学的生涯。当时肯尼思·华尔兹也在那里任教。1973年，基欧汉转至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与亚历山大·乔治和罗伯特·诺斯共事。后因他夫人就任韦尔斯利学院院长，基欧汉也东移至布兰戴斯大学。1985年，在离开斯沃斯摩尔学院20年以后，他又回到了哈佛大学，不久被聘为政治学系系主任。1996年，基欧汉的夫人就任杜克大学校长，他随之转至那里任教。他的主要研究课题是：相互依存、国际制度和传统均势理论。主要著作除了与奈合著的《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和《权力与相互依存》之外，还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1984）、《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1986）、《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国际关系文集》（1989）等。基欧汉曾与奈合作撰写过一些颇有影响的论文，如《世界政治和国际经济体系》、《全球环境和资源依存的组织问题》、《国家自治、国家权力及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再论权力与相互依存》等。他自己也发表了不少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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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和基欧汉是属于美国目前中年一代开拓型的学者，他们面对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善于继承，敢于创新，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渐隆。他俩被视为是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黄金拍档”。基欧汉回忆说，他和奈的合作和友谊始于20世纪60年代他俩一起参加《国际组织》杂志编委会工作时，他俩合作的动力是“善于发现和探索新事物的精神和天赋”（serendipity）。基欧汉称赞道，虽然奈比他大4岁，但成熟得多，奈常常邀他到哈佛大学和家里切磋学问，交流思想。“我肯定地说，我从约瑟夫·奈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他从我这里学到的要多。”基欧汉强调，对他来说，奈是“最重要的人”，他和奈的个人关系对他的学术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他俩合作的成功是基于一种“深深的相互尊重和彼此信任”(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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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出版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是奈和基欧汉最初的合作成果。他俩指出，现实主义在传统上习惯于研究国家关系，且重点放在“权力和目标”上，如今的趋势是逐步转向“国家之间关系”（interstate system）的研究，“国家之间的社会联系和跨国角色”成了研究重点。这种跨国关系具有“促进变革、国际多元化和相互依存”的作用(58)。基欧汉和奈进而认为，跨国关系是世界政治的重要部分，其重要性在提高。他俩建议国际关系理论中增加“世界政治范式”（world politics paradigm）的内容，其研究范畴包括跨国、跨政府之间的交往活动和规律。他俩相信，未来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不仅取决于国家的行为，而且越来越取决于跨国机构和国际组织。70年代，有三种主要的自由主义思潮对现实主义提出了挑战，它们是新功能主义、官僚政治和跨国关系(59)。基欧汉和奈的这些观点实际上反映了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雏形。以后，这些思想和观点不断丰富和成熟起来。1985年，奈和基欧汉提出“多边主义”的概念正是这一努力的突出例子。他俩认为，“单边主义”已无法解决涉及国际合作的一系列问题，只有“多边主义”才能“既协调大国的多边利益，又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60)。这一趋势从美国开始，其影响现已波及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等国学术界。一些学者甚至试图从资本主义发展的长周期入手，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全球性的长波规律，将战争与和平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也包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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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欧汉和奈1977年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7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作。他俩摈弃“国家是唯一行为者”的主张，认为战后国际社会中国家间（interstate）和跨国（transnational）关系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对国际层次的诸行为者的研究，重视对超越国界的相互联系、结盟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论”即是以国家间和超国家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他俩将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论和科学行为主义率先提出的相互依存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进一步剖析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在对政治、经济、生态、军事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新概念。他们认为，复合相互依存有三个基本特征：（1）存在着多渠道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使国际社会内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大大加强；（2）越来越多的问题进入国家间关系的议事日程，国内和国际问题的区别日益变小；（3）军事力量的多元作用日益明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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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与复合相互依存条件下的不同政治进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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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此书再版，他们结合此书发表后10年中的国际关系新变化和新问题，撰写了“重评权力与相互依存”作为再版前言，对先前的观点作了评述和修正，首次提出新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基本原则：（1）坚持权力取向的分析法；（2）以复合相互依存为核心理论；（3）加强关于国际机制变化的研究。他俩更加明确地提出，相互依存不一定必然导致合作，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引发冲突(63)。这一关于相互依存的“两点论”无疑是反思修正后的又一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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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相互依存》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早在1979年时，斯坦利·米恰拉克就指出这本书“可能会成为70年代的《国家间政治》”(64)。还有人认为，基欧汉和奈的这本书是可以用来代替摩根索的巨著的“新圣经”，它试图改变现实主义在该领域的支配地位(65)。霍夫曼也认为，权力与相互依存的结合，复合相互依存的提出，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最突出的新发展。他给予奈和基欧汉这部专著以很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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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罗伯特·基欧汉的又一本专著问世，题为《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国际关系文集》。这本书在1977年他与约瑟夫·奈合作的《权力与相互依存》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新自由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主张。基欧汉指出：虽然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均赞成通过把握国际体系的性质来解释国家行动，但是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概念“过于狭隘”，“过于局限”(66)。他认为，世界政治的“制度化”将对各国政府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国家决策和行为只有通过对合作与纷争模式的分析，才能加以准确的界定和评估。他将这一分析观点称为“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这种制度的安排不同于体系结构分析，它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内容：（1）加强政府实施自身承诺和监督别国遵守协定的能力；（2）增加谈判各方之间信息和机会的交流；（3）维护国际协议的一致性。落实上述机制或制度安排的基本形式是政府间组织或跨国非政府组织，国际机制和约定俗成的共识或协定。基欧汉和奈长期合作，从跨国关系、权力与相互依存、国际制度和信息革命不同角度，“给予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以新自由主义的说明”。基欧汉强调说，新自由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分析“更为全面和精确”。他提出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不是单纯地替代新现实主义，而是希望从内容和形式上涵盖它(67)。基欧汉从制度分析而不是结构分析提出的这一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把第三次论战引向了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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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理查德·罗斯克莱斯（19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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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罗斯克莱斯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教授，兼任该校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生于1930年，1952年毕业于斯沃斯摩尔学院，1954年和1957年在哈佛大学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57年起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67年至1970年转到伯克莱分校，1970年至1988年在康乃尔大学任教。期间，曾于1967年至1968年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委员。著有《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行动与反应》（1963）、《国际体系的未来》（1972）、《国际关系：和平还是战争？》（1973）、《19世纪的权力、均势和国家》（1975）、《贸易国的兴起：现代世界的商务及其征服》（1986）、《美国经济的复苏》（1990）、《超越现实主义：国内因素和大战略》（1993，合编）等，还发表了不少关于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