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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军事技术的革命使战争变得具有一毁俱毁的残酷性。作为威慑的核武器是有用的，而作为战争工具的核武器只能导致全人类的毁灭，用它去进行领土扩张当然是不现实的。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各国就转向经济发展，在国际贸易中扩大自己的收益成为增强国力的主要手段，而国际贸易促进国家间交往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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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内政治的变革。过去的战争可以使国内人民更加团结一致，政府也可将激化的国内矛盾通过对外扩张而化解，然而，20世纪的今天，这种观点得到了彻底的变更，有些战争反而遭到更强烈的国内人民的反对，如越南战争就遭到美国人民的抵制和反对。当战争变得越来越难，代价越来越大时，对战争的支持就越来越弱。随着科技革命和教育的发展，政府决策的秘密越来越不能愚弄人民，政府也越来越难以控制民众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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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的相互依存。当今的世界不像以前那样，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不再是分割的、无联系的，也不再是经济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而是相互依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殖民地解体，涌现出一大批小国家，他们的经济不能自足，特别需要相互合作和依存。“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基本后果就是创造了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70)“相互依存随着大量人口，工业化以及对资源的需求的增长而增长，这样使军事-政治世界遇到了更大的困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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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家数量的增加。大批新国家的出现促使国际社会更加相互依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发生了变化，国际体系中新增了许多国家行为体，而相互依存对于那些国家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除非贸易依然是大多数国家的主要目的和职能，由一百六十多个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就无法继续存在。”(72)新增加的国家经济上的不能自给自足的特征增加了和平因素，因为他们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与其他国家相互依存。只有在相互合作、相互依存中才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才能保证全人类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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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罗斯克莱斯来说，军事政治世界是一种危险的世界体系，争霸战和均势战此起彼伏，战争不可避免。而摆脱这一恶性循环的危险体系的出路就是贸易世界。贸易将给人类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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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克莱斯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他提出的“新的强国联合论”（a new concert of powers）。他指出，人类暂时还不能改变世界无政府状态，还不可能出现一个世界政府，也不可能实现足够的相互依存或劳动分工，把国际关系改造成国内政治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三种方法能制约无政府状态，防止它发展为动乱或战争，即均势、威慑和联合。联合是最有效的维持和平的途径。他为此提出“新的强国联合”的三个要素：全体参与、思想一致、对战争和领土扩张进行谴责。罗斯克莱斯认为，现时是国际关系中形成强国一致的最有希望的时期，而形成和保持这一势头的关键是发展有力的和平衡的贸易联系。(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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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罗伯特·杰维斯（19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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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众多的代表人物中，有一位学者值得一提，他就是著名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罗伯特·杰维斯。他1940年4月30日生于纽约市，1962年毕业于奥伯林学院，1963年仅花一年时间即获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政治学硕士学位，1967年又在该校获博士学位。之后先后在哈佛大学（1968—1973）、耶鲁大学（1974—1975）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75—1980）教书，1980年起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至今。他专长国际安全、决策分析、冲突与合作理论。他的著作和编著甚丰，主要有：《国际关系的概念逻辑》（1970）、《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武力和帝国主义》（1973）、《国际政治中的认知和误解》（1976）、《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政治经济的决策》（1985）以及《体系效应——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1997）等。他还在《世界政治》、《国际安全》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如《安全困境下的合作》、《战争与误解》、《现实主义、博弈理论与合作》、《理性威慑：理论与证实》、《关于威慑的争论：安全与相互安全》、《冷战的遗产》和《汉斯·摩根索、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的科学研究》等。杰维斯曾担任过美国政治学学会副主席和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他现为美国国际问题研究学会成员和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2000年，他当选为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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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杰维斯属于哪一学派决非易事。他曾强调，华尔兹研究结构（structure），他研究过程（process），重点在体系之间和内部的联系及其结果，他运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政治心理学。他说，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派，他搞他自己的。他常常以批评的态度对待新现实主义，他认为，新现实主义只不过是“没有新意的理论概念的新发展”。“新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在减弱，因为许多人已经开始对它感到厌倦。”(74)但是，他同时对新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论也持批评观点，他被人家称之为与自由主义思潮相对的“现代主义学者”(75)。有的学者说得更加明确：罗伯特·杰维斯跨越着两个流派阵营——强调决策心理分析的多元主义和强调安全、威慑、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的现实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杰维斯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其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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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维斯的理论探索和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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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国际政治中的认知和误解。1976年，杰维斯出版他的成名之作《国际政治中的认知和误解》。杰维斯的认知和误解观对原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了两个重要的补充：一是华尔兹关于战争问题的“三概念”。杰维斯认为，除了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之外，认识和误解也是导致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当对峙的两国夸大对方的敌意，误解对方的意图，冲突和战争就不可避免。”(76)杰维斯运用了心理学方法研究国际政治中行为者的认识心理和视觉心理的变化，他不仅列举了误解的种种实例，而且还在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如何使误解极小化(77)。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艾伯尔逊评论道，“这本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它标志着政治学的一个新浪潮涌现出来了。”斯坦福大学教授亚历山大·乔治则指出，杰维斯的这本书将成为研究影响外交政策的心理学因素的一个里程碑。二是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杰维斯从认知和误解的角度在决策层次、官僚层次、国内政治运作层次和国际环境变化层次深入地分析国际社会中各种关系的定位及其互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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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体系效应。体系效应（system effects）又称互动效应（interaction effects）。基于30多年的观察，杰维斯完成了一本题为《体系效应——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的书。此书于1997年出版。杰维斯在书中尖锐地指出，不少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政治学理论）的基础有明显的缺陷，他的体系效应理论就是旨在从一个侧面帮助克服这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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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效应理论的出发点是：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人们的行为常常会引出始料不及的或不可避免的结果，行为的总效应与个人行为的总量是不对等的。“结果与互动往往不协调，因为效应常常是间接的。”(78)结果一般通过连锁式的行为和反应来实现，为实现某一目标的直接努力可能会产生反效应，形成一种非线性关系。杰维斯在书中提出体系效应的“三段式”：结果不能通过个别行为来预测；一国的战略取决于对方的战略；行为可以改变环境。他进而认为，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行为者的能力、偏好和信仰是可以通过互动改变的；在体系内，影响效应的驱动力是竞争；体系效应是多元的，多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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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维斯还运用体系效应理论对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提出质疑。他认为华尔兹的“结构—体系—单位分析”有局限性，概念狭隘，是一种静态分析。而他主张的是“体系—行为—效应”的双向的动态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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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理性威慑理论。自1978年发表《安全困境下的合作》以来，杰维斯20多年来坚持不懈地进行国际合作安全（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ecurity）的研究，从微观到宏观，从结构到战略，从案例到理论，所涉及的安全问题面之广、程度之深在西方学者中是少见的。这里着重介绍杰维斯提出的理性威慑论（Rational Deterrence Theory，简称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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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T重点研究“威胁和武力的根源与作用”，目的是从理论上分析如何“减弱安全困境”和“实现危机下的稳定”。RDT是五六十年代威慑理论的发展，标志着“威慑理论的第二次浪潮”(79)。RDT的基本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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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四个因素的变化：防御和进攻的变化，付出代价的变化，影响对方决策能力的变化，评估和预测对方行动的变化(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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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组关系的互动：合作与脱离（cooperation vs. defection），进攻与防御（offense vs. defense），权力与价值（power vs. value），利己与利他（self-interest vs. altruism）(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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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威慑问题。威慑的实施形态常常表现为抑制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和惩罚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前者认为，只有抑制对方扩张企图，和平才能得以维护，尤其是指用武力保卫有争议的领土的能力；后者则是核时代下的“恐怖均势”（balance of terror）。杰维斯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是RDT的成功关键(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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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节 几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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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可以得出几点初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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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在传统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根基上生长出来的两种涉及国际关系的不同理论学派。它们都认为自己的理论最能体现和表述国际体系的本质，然而，这两种学派的理论只是各代表了一种国际政治的现实。现实主义强调冲突与战争，认为国家是追逐利益和权力的；而自由主义则强调合作与稳定，认为国家是自律、自控和理性的。自人类社会开始走入群体生活以来，人类便生活在战争与和平的相互交替之中。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显现人、国家与国际社会中阴暗不理想的一面，而自由主义则表述了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中光明理想的一面。这两大理论学派揭示了国际关系中切实存在的两种现实——战争与和平，现实主义忽视了国际关系中和平因素，自由主义则忽视了战争因素，而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现实是对立的，很难将二者统一起来，从而导致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论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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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论战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但它基本上局限于“狭隘定义的方法论”的分歧。“第二次论战实质上是一次虚假的战争，没有发生过一场真正的战役，因为两个学派（传统现实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是属同一个范式。”(83)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这一“沉静”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打破，主张结构分析和多元分析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一次用新的视角和范式研究不同角色、不同结构以及相互关系。当时就曾出现过“三派争论”（three-sided debate）的雏形：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一情况在美国尤为突出，学术界“对多元分析和结构主义的呼声和支持日益高涨”，“国际关系理论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多的不同范式，而且开始被应用于政策实践。”(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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