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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件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1971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由于与黄金脱钩而崩溃，美元的霸主地位被削弱，国际金融关系从固定汇率制转变为浮动汇率制。布雷顿体系和固定汇率制的废弃，意味着国际金融纪律的完全松弛，这为以后的私人债务、国家债务和国际债务的大量增加打开了方便之门。随着货币流动和货币投机的进一步发展，也为此后各国金融相互影响以及世界经济依赖程度的提高创造了条件。1973年发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发达国家出现了整整10年的经济“滞胀”期，再也不能与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与它们原来的殖民地国家的内政外交相分开。一些原本弱小的国家使强国受到了冲击，能源价格的波动，进而影响到西方社会的商品价格和经济稳定这一事实，使许多人士相信权力已经发生了转移，世界也变得日益相互依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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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究竟是如何来认识这个变化的世界呢？鲍德温曾说，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并不在于认为世界是什么和认为世界应是什么之间的区别，而是两派学者在如何描述现实世界上存在不同。(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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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现实主义理论家，华尔兹不仅捍卫了传统现实主义理论，而且从体系结构的角度提出，1973年的世界性石油危机使一些国家受到严重束缚，而另一些国家则有多种选择；一些国家几乎无力影响国外事件，而一些国家对外界却有着巨大的影响。华尔兹认为，高度敏感性减少了美国的脆弱性。由于美国所付出的代价与别国并不相等，因此它们并不是对等的相互依存，当今大国的依存性小于过去大国的依存性。从华尔兹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还是从权力角度来理解相互依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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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试图建立从政治角度分析相互依存的一种理论框架，他们既不赞同传统派的观点，也对现代派认为电信和交通业已创造了一个“世界村”，社会经济交往产生了一个“无国界的世界”的观点表示怀疑。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中，他们认为，现实世界的相互依存首先与国家关系的敏感性有关。敏感性涉及在某种政策框架内所作反应的程度，即某国发生变化导致另一国变化的速度有多快，所付代价有多大。1973年石油危机反映了各国受石油价格上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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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以来，自由制度主义始终是现实主义理论所面临的一大挑战。两大学派的分歧不仅涉及到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而且还涉及到国际合作和国际无政府两个基本问题。现实主义理论对国际合作的前景以及国际制度的作用的分析是低调的，认为国际制度不可能缓和无政府状态对国家之间合作的限制性影响。而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的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50和60年代的新功能主义区域一体化理论，以及70年代的相互依存理论都拒绝了现实主义对国家和对世界政治悲观的理解。比较而言，这些早期的自由制度主义见解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有益的预测并对制度促进国际合作的能力作了较乐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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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虽然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通过国际合作来缓和或控制这种无政府状态有着不同的看法，这种不同的看法也表现在对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理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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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际组织来促进国际合作在19世纪中期就已出现，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组织更是大量涌现并且规模日益扩大。如欧共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等，特别是欧共体，1973年，欧共体的成员国已有9个，1986年增至12个，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美国。同时其有关机构的权力已不断扩大。1975年，欧洲理事会开始有权讨论和决定有关共同体的一切大政方针，使之实际上成为共同体的最高决策机关。1991年欧共体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最后通过了经济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有关文件，使欧共体的一体化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欧共体的这种不断扩展与深化的合作不仅影响着欧洲，而且使世人相信，国际组织正在影响着国家利益，改变原有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从区域一体化开始进而向更高层次的一体化方向发展，将成为今天的现实和未来的趋势。新自由主义认为，从西欧日益加快的一体化进程来看，只有基于共同的利益才能促成这样的一体化进程。基欧汉等人指出，“欧共体的未来是他们理论的重要试金石。如果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减弱了或者受到了逆转，那么新现实主义将是正确的。如果一体化得到了继续，那么新自由主义将视之为是对他们观点的支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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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现实主义与影响颇大的相互依存论和国际制度主义有何关系呢？应该说，两者既有密切关系，又有明显区别，把两者混为一谈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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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其一，国家不再是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角色，世界政治与经济多极化导致众多的角色活跃在国际舞台，如利益集团、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其二，武力不再是有效的政策手段，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主义关于权力的概念；其三，改变了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事务的固定僵化的排列顺序：军事安全问题始终占首位，经济、科技、社会、福利问题一直居后，认为国际事务的排列问题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而是应形势变化而异，经济、科技、社会、福利问题在某些时期也可跃居首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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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观点相比，新现实主义则有不同的侧重点：一是虽然存在不同的国际关系角色，国家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角色；二是国家对外活动以追求权力和财富为目标，强调国际政治与经济相结合；三是国家应根据自身的利益，以合理的方式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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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最近有一些著名学者（如约瑟夫·奈）提出这样的看法：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对外战略思想方面即表现为保守现实主义与理想自由主义的分野，其关系可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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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看法可供我们研究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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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日益兴起，而新自由主义理论则一度大幅下降。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迅速攀升到新的高度。其原因主要是：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美元危机和资本投资热潮，也由于美、中、苏三角关系的新格局和传统东西方关系画面的模糊化（所谓“趋同”现象），而被称作“相互依存进程大大加速的十年”，它刺激了全球主义的讨论；此后一段时期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里根政府的强硬反应和东西方关系的重新紧张，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新冷战”，从理论到政策都有加强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迹象；直到8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新旧领导的交替，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和此后苏联外交“新思维”的出现，东西方对峙的局面才得到缓和；80年代末，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结束，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又得到了重视，形成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个学派左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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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庸置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其实践意义不可低估。从本质上来说，它们是“为管理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关系服务的”(90)。霍夫曼曾强调说，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为美国对外战略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思维方法和手段。它们提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合作理论、霸权稳定论、国际机制论、复合相互依存论、世界体系论等与决策和实践关系密切。进入90年代后，第三次论战仍在继续，并且不断在扩大和深入，新的流派参与其中，新的理论层出不穷。如果说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是“冷战理论”的话，那么，第三次论战将跨越“后冷战理论”和“冷战后理论”的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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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理论也融合了时代的因素。它们结合不断变化的现实，努力解释复杂的世界。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无论从它们的理论基础看，还是从它们二十余年所争论的内容看，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不能绝对地用“对立”或“相反”来形容两者的观点差别。英尼斯·克劳德曾对“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本质上是对立的”这一概念提出了疑问，并指出它们“如果被认为是互补的而不是在国际事务研究中相互竞争的，那就更恰当了”。同样，把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绝对地分成两派并非明智之举。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既联系又区别，二者在相互批判的同时也找到了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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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分本来就有许多不确定性。事实上，由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者中没有一方能完全说服对方，而且各自理论也存在不足，对现实的解释存在偏差，因此通过它们的相互借鉴来促进对国际关系的了解是相当重要的。在这两种理论演进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迹象。冷战的结束过程充满着动荡和变化，但这一切却“活跃了学术思想……这些思想反映了被遗忘了的、但应按其原状来设计的世界”(91)。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论从两个重要侧面对国际格局和国家行为的变化作了及时的和有益的说明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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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戴维·鲍德温就认为，尽管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不能完全说服对方，但彼此都能够相互学习以促进对国际政治的了解。随着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不断发展，他认为有几方面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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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迫切需要更好地了解促进或阻碍国际合作的条件和因素。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已经至少引出六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首先是关于相互对等（reciprocity）的战略问题，即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种战略能促进国际合作；第二是关于行为者的多少对合作可能性的促进问题；第三是关于行为者对他们将来合作中相互关系的期望问题；第四，关于国际制度对合作的促进问题；第五，关于促进合作中的“认识共同主体”（epistemic communities）问题；第六，关于行为者间的权力分配对国际合作的影响问题。上述六个问题对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学者的互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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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解释国内政治的问题。我们不能随意假定新自由主义承认国内政治的重要性而新现实主义忽视它。基欧汉等人敦促以更大的努力加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关系的理论研究，并认为对国内政治的考虑与理解国家如何定义他们的利益有关，特别是为什么国家选择某些战略而放弃另一些，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国家有可能遵守国际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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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对军事力量的作用存在着传统分歧，那么这种分歧是否存在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呢？回答是不确定的。这一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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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各种手段的相应作用也值得研究。军事、经济、宣传和外交方面的手段应该也可以被用来发展合作。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需要超越以往的认识，进行更多实证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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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前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给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新命题、新内容和新挑战。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来看，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都应该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建议把自由主义的取向与现实主义的政策结合起来，把学者个人的探讨与政府政策的选择结合起来，把西方利益的维护与国际和平及世界进步的目标结合起来。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通过将系统分成结构（单位间的能力分配）和过程（单位相互联系的方式）两方面，不仅丰富了系统理论，也使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互补。他们认为，在系统层次上，除了权力分配外，国家所受到限制和获得的机会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影响、技术革新和国际体系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些系统的过程对国家选择产生的影响属于非权力影响，是合作性与交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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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努力还包括对权力的重塑以及在合作而不是竞争条件下加强相互理解。当前，技术革命正在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信息技术时代。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不仅能成为未来世界经济高涨的主要动力，而且使国家的行为方式、国际合作的程度与范围、相互依赖关系等发生重大的变化，进而影响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的变迁。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已非某一种理论能够完成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也需要通过互补立足于一个更新、更高的角度来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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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约瑟夫·奈尖锐地指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被夸大了，事实上，这两种研究方法是能够互补的”(92)。他还说：“现在已到了超越国际政治中传统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分野的时候了，两个传统学派均对帮助人们了解国际行为的理论研究作出了贡献。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工作也许是综合，而不是仅仅重复70、80年代两个学派的争论。”(93)在持续了二十余年的争论后，处于世纪之交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必将以新的面貌出现。无论今天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在继续着第三次论战，还是正在揭开第四次论战的序幕，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综合。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完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努力将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