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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尔斯海默接着指出，冷战结束后，人们再次把目光转向集体安全，对现实主义的注意力相对减弱。集体安全较为吸引人的新的含义是：它强调国家应放弃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它反对大国根据狭隘的自我利益行事，主张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广泛一致；它赞成国家之间应相互信任。但是米斯海默认为，在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里，集体安全的理想化安排既无成功的历史实例，也缺乏实现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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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米尔斯海默然后指出，批评理论作为一种新思潮，是“挑战新现实主义的产物”(17)。它标志着“后现实主义世界”（post-realist world）或“后现代主义国际体系”（post-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的开始。两者的区别是：第一，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新现实主义强调存在一个可以认知的客观世界，与个人是分离的；批评理论则强调主客观和世界与个人是紧密联系的整体。第二，新现实主义强调，世界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而批判理论强调思想、观点等主观因素的作用，“思想观点形成物质世界”，而不是相反，所以，“变革国际政治就是变革人们对国际政治的认识”(18)。批判理论认为，世界是“一种社会建构”，主张建立“多元化的安全社会”（a pluralist security community）(19)。第三，新现实主义强调政治家、外交家、战略家作用，而批判理论则强调知识分子，尤其是批评理论家所起的关键作用(20)。然而，米尔斯海默指出，批判理论显得相当不成熟，光谈论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行为和国际体系，但却很少触及如何去改变，同时缺乏有力的实证支持。因此，他的结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继续成为有影响的理论”，批判理论“很可能仍处于现实主义的卵翼之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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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主张新现实主义的学者，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倾向是明显的。他对摩根索和华尔兹情有独钟，认为他俩“是过去50年来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者”(22)。但是，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他还是流露出对现实主义的惋惜之意，作为一种悲观理论，它常遭到人们的责难。文章的结尾处，米尔斯海默写下了抨击制度主义的重重一笔：“不幸的是，对制度主义的错位依赖很可能导致未来更多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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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层浪”。《国际安全》1995年夏季号辟出专栏，刊登了一组反应文章及其米尔斯海默的回复。这四篇反应文章和作者分别是：《制度理论的前景》（罗伯特·基欧汉和丽莎·马丁）、《集体安全的前途》（查尔斯·库珀查和克利夫特·库珀查）、《现实主义的虚假前提》（约翰·拉吉）和《构建国际政治》（亚历山大·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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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基欧汉和丽莎·马丁认为，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制度是独立的还是依附的，而在于制度为什么会建立和它们如何发挥作用。他俩指出，米尔斯海默的现实主义是片面的，称不上是“社会科学的理论”。他俩也承认，过于依赖制度的确会造成“虚假前提”，但是，“在充斥着权力纷争和利益冲突的世界里，建立在互动互惠基础上的国际制度将积极地促进永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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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库珀查和克利夫特·库珀查指出，米尔斯海默关于集体安全的定义是“狭隘的”，分析是“肤浅的”，他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角度批评制度主义时却忽略了在什么程度上国内政治、信仰和规范等能制约国家行为。两位作者客观地评述了集体安全的作用：（1）有利于形成反对侵略者的有效的集体防御力量；（2）有利于促进信任与和平；（3）有利于缓解各国的安全困境；（4）有利于国家从推动国际稳定的要求重新界定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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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拉吉则用比较尖锐的语言批评米尔斯海默采取了反制度主义（anti-institutionalist）立场，称米尔斯海默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反制度主义者（a realist anti-institutionalist），他宣传的现实主义是一种“高度的现实主义变种”（a hyper-realist var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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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温特在《构建国际政治》中首先指出，米尔斯海默的文章有两点是应该肯定的：（1）它是自华尔兹以来对新现实主义最系统的阐述；（2）它提醒新自由主义者和批判理论学者，他们之间存在共同点，能够以制度主义为基础相互借助。温特接着提出，批判理论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理论“家族”，包括：（1）后现代主义（阿希利、沃克）；（2）建构主义（艾德勒、克拉托奇维尔、拉吉和卡赞斯坦）；（3）新马克思主义（考克斯、吉尔）；（4）女性主义（彼得森、西尔威斯特）。温特自称为建构主义者，其代表作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代理—结构问题》。建构主义是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着重研究“世界政治是如何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它与新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1）新现实主义讲物质实力的分配，建构主义则讲“社会关系”，主张“社会变化”，认为国际政治的根本结构是社会的，而不是物质的；（2）建构主义认为新现实主义还不够结构性（not structural enough），结构决定“认同和利益”，而不仅仅是“国家的行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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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米尔斯海默在《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回答》中，对上述四篇批评文章都逐一作了答复。他认为，制度主义事实上是现实主义的一种替补性理论；集体安全理论试图对现实主义提出修正，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拉吉的观点与现实主义并无二致，他只是“一艘夜航的轮船”；批评理论是对现实主义的勇敢的宣战，但却未能回答两个问题：（1）“社会变化”是如何产生的？（2）如何寻求有力的实证支持？“缺乏证实内容是建构主义的一个致命弱点”(24)。米尔斯海默最后指出，批判理论虽有发展，但尚未壮大到足以改变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支配地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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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这场一波三折的关于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已将持续到冷战后时代的第三次论战全方位地予以展现出来，在第三次论战的第三阶段（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批评理论）交锋中，批判理论就自然地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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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节 批判理论对实证主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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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判理论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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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般分为两类：解释性理论和构成性理论(25)。解释性理论侧重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提供因果关系上的理解，叙述国际事件并对其一般趋势和现象给予解释。其认识论基础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这类理论把说明国际政治生活的真实、直接为国家决策者解决难题服务作为自身的目的，因此，亦称解决难题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自它产生后所发展起来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均属于这一类。构成性理论则注重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哲学基础进行反省和重建，其认识论基础是反思主义（reflectionism），强调理论上的自我批评和重建对正确认识和理解世界政治的性质及特征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亦称批判理论，或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长期以来，解释性理论一直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占居支配地位。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受西方政治及社会理论发展的影响和推动，构成性理论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逐渐兴起，对传统的主流理论提出批评和挑战，形成所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论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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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际关系批评理论是一个“家族”，包括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建构主义等分支。本章从这一节起扼要叙述批评理论诸分支，在讨论它们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探讨诸分支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批评与重建活动，并对其进行基本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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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一词用来代表一种哲学。这种哲学通过内在的批评方法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及政治现代化秩序提出质疑，谋求恢复一种批评的潜在活力。这种批评的精神在西方思想、社会、文化、经济和技术的趋势中日益受到重视。当批判理论开始渗透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从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这一学科进行批评性的反省时，它动摇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根基，同时也为重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拓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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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批判理论的根源可追溯到欧洲启蒙主义运动时期的思想，并且常常与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相联系。批判理论还含有古希腊关于民主和自治的烙印，以及后来受尼采和韦伯的思想的影响。然而，在20世纪，西方批判理论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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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的发展，由此产生一种学派。由于该学派的成员主要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因此，又称“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强调研究政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理论和哲学。由于德国纳粹主义的迫害，该研究所于1933年开始流亡国外。1944年该学派的两个主要人物西奥多·阿道尔诺和马克斯·霍克海姆在美国出版重要著作《启蒙运动的辩证法》，对传统的科学和理性主义观点提出挑战。二次大战结束后，该学派的另一主要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发表《单向度的人类》，抨击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不过，人们一般认为，该学派的集大成者是后来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他对实证主义的批评以及对批判理论的阐述，对欧美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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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提出一种独特的理论框架：认识与兴趣。他把所有的知识视为是由于人类不同兴趣的产物。他认为有三种人类兴趣构成知识。一种是关于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引起人类对预测和控制问题的兴趣，从而产生实证主义的经验性分析科学知识；第二种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的关系，它不是实证主义科学知识所能够理解的，引起人类对含义进行解释的兴趣，从而产生解释性科学知识；哈贝马斯则把社会视为是权力和主宰的场所，这就引起对自由、从受支配中解放出来和实现理性自主的兴趣，从而产生批判理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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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一个基本点是注重通过理解历史及社会的发展和通过探索当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去认识当代社会的诸核心特征，从而谋求实现对当代社会主导性的超越。批判理论不谋求废除一种或两种弊端，而是分析造成这些弊端的社会基础，以便最终克服它们。批判理论把社会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而且认为理论建设活动不能脱离社会。因此，批判理论的分析范围还包括对理论本身的反思。可以说，批判理论应该是一种自我反思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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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认为，理论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及政治生活相关联，并扎根于这种生活之中，而且一定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目的和功能。值得注意的是，批评者不仅指出任何理论不可避免都是它们所处的一定社会的产物，而且指出批判理论的兴趣在于从现存的社会中解放出来，而不是使这种社会合法化和得到巩固。因此，与传统理论相反，批判理论的目的是要通过废除非正义去改善人的生存环境。总之，批判理论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知识不可避免地是为一定的目的和功能服务的，而这些目的和功能又规定着社会及政治生活。批判理论既说明具体的历史环境，又作为一种力量去推动环境的变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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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主要把国家层面的社会作为关注的焦点，并没有去考虑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层面。它在批评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也未涉及到国际关系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批判理论不适用于国际关系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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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批判理论开始进入国际关系领域。一个主要任务是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在国内社会层面的探讨活动扩大到国际或全球层面。它不再局限于关注某个单一的政体，而是考虑政体之间的关系，并且考虑是否存在把理性、正义和民主的政治组织扩大到整个人类的可能性。它成为一种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一种致力于解放人类的世界政治理论。可以说，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是在国际层面上得到拓展的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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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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