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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在20世纪40—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国联组织的破产以及国际乌托邦理想的破灭。1939年，英国学者爱·H·卡尔出版《二十年的危机》一书，批评自由主义的幼稚观点。政治现实主义开始占居主导地位。1948年，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书问世。该书深入地探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其实证主义色彩更为浓厚，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一本最早尝试建立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国际政治理论框架的专著；第二，该书认为，在国际政治方面，有一套客观法则在调节和控制着国家行为，作者指出，“关于政治上的事情，存在着一种客观的、普遍有效的真理……（它）是人的理性所能够获得的。”(31)这种认识论一直反映在后来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活动及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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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当时的行为主义革命渗透到西方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引出历史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间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的激烈争论。行为主义运用现代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法论，批评传统的国际政治知识不是“根据科学”，而是“凭直觉”总结出来的，把“事实”与“价值”混淆在一起，因此是不精确的和缺乏事实证明的。行为主义者把先前所有的国际关系思想比作是“民间法或星占学”，认为历史主义研究所使用的大量书籍、文件、档案资料等只是对事实或知识作直观的积累和收集，不同于行为主义所倡导的关于国际关系研究建立在可信赖的数据基础之上的观点。于是，当时出现一批研究国际政治的“科学”及实证方法，如利用数学方法分析冲突环境中国家理性行为的“博弈法”、对国际之间话语进行探究的“内容分析法”、统计法，以及计算机模拟法等等。此外，行为主义者倡导一系列使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手段，如“模式”、“样本”、“变量”、“曲线”等，谋求对国际政治进行定量性和测定性分析研究，其目的是要通过“科学的”、“真实的”方法去“精确地”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检验理论假设。在这场围绕方法论的争论中，行为主义的“科学”及实证方法偏居上风，但传统的历史主义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和基本理论假设得到保存。行为主义的实证方法和现实主义研究取向相结合，进一步构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和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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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1962年，美国学者托马斯·科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轰动当时西方思想界和知识界。该书探索理论范式的本质和变化，试图突破“科学”这一概念，认为所谓“客观”知识是独立于观察者的价值、信仰和偏爱之外的(32)。这种认识显然与当时国际关系研究强调实证方法的苦心经营相对立。这一时期，以国际两极体系为特征的冷战正在经历一些变化。在这种理论和现实条件相互具备的情况下，一些人找到向正统国际关系理论发出挑战的机会，结果出现多元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大理论范式，试图与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相并存。它们各自强调不同的行为体、概念、问题和价值。然而，围绕“范式”概念而引出的思想混乱，以及对这一术语的使用、滥用、误用、错用等现象反过来巩固和突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行为主义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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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1979年，肯尼思·华尔兹出版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国际政治理论》，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产生巨大影响，它再次使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得到“拨乱反正”。作者开始用了一个篇章节讨论科学的理论及研究方法问题，然后在批评先前理论“缺乏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他所谓“科学的”国际政治理论。华尔兹通过对国际关系史的观察发现，“国际政治的特征处于高度稳定的状态中，其模式一再出现，事件本身反复不断。”(33)他提出从国际体系层面分析、解释和预测国家之间的行为及结果，并总结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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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40多年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基本上占据了支配地位，所有三种范式（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和结构主义/全球主义）均属此范畴。无独有偶。1987年，先后有两对学者预示，国际关系理论将出现新的论战势头(34)：基欧汉和奈提出，后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主导国际关系理论提出批评，使“以后10年可能成为激动人心的学术发展时期”。马克·霍夫曼和理查德·阿希利也预测，批判理论将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下一阶段发展的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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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称为“后实证主义时代”(35)。“国际理论的新的批判研究所共有的特点之一就是否定被一般界定为实证主义的理论。这里的‘批评’一词意指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理论家、女权理论学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的批评性观点，毫无疑问，这些观点是对传统的或主流的实证理论所作的全面批判”(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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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国际关系的实证主义主流理论开始受到批判理论的激烈挑战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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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首先把批评的重点放在“范式之间争论”的三个主流理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和结构主义）上(37)。一般认为，现实主义主要分两大流派：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和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马克·霍夫曼指出，阿希利的突出作用就是适时地提出了“国际关系的批判现实主义理论”（a critical realist theory），并为其发展“打下了基础”(38)。批判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1）现实主义过于强调权力与安全，从整体上忽视了“世界政治”中的文化因素；（2）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未能对单位与体系作详细的描述和分析；（3）新现实主义未能把握国际关系中道义和伦理变化的意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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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多元主义，这里是指相互依存论（奈、基欧汉）、机制理论（瓦斯奎兹、克拉斯纳）和世界社会研究（伯顿）。这些理论和研究方法曾起过很大作用，但阿希莱等人认为，它们过于“技术化”，故亦称之为“技术多元主义”(40)；此外，在研究方法定位上明显趋于“折衷”；最后，它们未能满足研究“人类社会需要”的要求，缺乏从历史、经济、社会、政治、机构不同角度和内容对“人类社会需要”进行科学研究的手段(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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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个实证主义范式中，结构主义与批判理论相对“近似一些”，部分原因是它们社会和政治理论的“根”相似，世界体系分析便是一例。世界体系分析强调的是只有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并具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主义分析的积极一面是，它为批判理论提供了最初的形成基础，但是，它缺乏促进认知利益（cognitive interest）的实质内容和指导行动的明晰的规范原则。马克·霍夫曼的结论性意见是：“结构主义可视为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它单独却不能形成这样的理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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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判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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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和国际关系研究的结合形成国际关系的批评理论。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大体分为两种：批评性诠释理论和激进的诠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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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性诠释理论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打破主流理论所遵循的实证主义及理性主义传统。在国际关系方面，这一分支的观点主要体现在罗伯特·考克斯、安德鲁·林克莱特以及墨文·弗罗斯特等人的著作中。批评性诠释理论有三个基本前提：第一，它认为主流理论的认识论假定以及传统的理论建设是不正确的。考克斯指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只关注建设在现存的世界秩序范围内的解决难题的理论，而没有提出关于世界秩序本身是如何产生以及世界发生转型可能性等重要问题。同所有批判理论一样，它拒绝实证主义及主流理论所提倡的理性。第二，它认为知识的技术官僚化和官僚化的形式促使人们对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规范问题发生兴趣，譬如关于国际体系内部的秩序问题。批评性诠释理论强调对规范给予重视，强调知识与利益的联系，而这些是被传统的主流理论所忽视和低估的内容。第三，它对认识论抱一种温和的态度，谨慎地认为在伦理和道德领域不排除存在普遍主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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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诠释主义赞成批评性诠释理论对传统的实证主义理论活动所作的批评和反思，但是，它超越批评性诠释理论的见识，通过采取后结构的方法论，形成极为不同的伦理和认识论方面的假设。这一分支的理论思想体现在詹姆斯·德·德里安、理查德·阿希利、罗伯·沃克和杰·爱尔希坦等人的著作里。如果说批评性诠释理论利用哈贝马斯的思想作为指导，那么，激进的诠释主义则利用了福柯和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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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方面对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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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论方面，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激烈批评实证主义关于认识知识的观点，批评试图建立客观的、在经验上可以获得验证的真理性陈述，反对关于独立于人的思想和实践之外存在客观标准的观点。批判理论者广泛吸收西方现代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研究成果，如库恩和费耶拉班德的思想，以及政治及社会理论中的语言转折、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分析、伽达默的“哲学解释学”以及福柯对权力-知识的分析等。批判理论者指出，在评估各种相互争论中的理论主张方面是否存在标准值得质疑。他们进一步指出，衡量知识是否可信赖的标准不是自然的标准，而是人为的标准。标准是被制定出来的，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成员的习俗所能够接受的标准。因此，批判理论认为，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存在政治规范性的内容。“观念、文字和语言不是实证主义所认为的是复制‘真实’或‘客观’世界的镜子，而是我们用以对付‘我们的’世界的工具。”(43)理论永远是一定特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而且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限制。借用英国学者斯蒂夫·史密斯的话讲，国际关系理论主要还是“美国的学科”，“现实主义叙述世界政治的三个核心成分——国家利益、权力扩张和权力均势——特别适合于美国对外政策的需要。”(44)也就是说，西方现实主义理论不能被理解为是对“客观”世界的不偏不倚描述，而应该被理解为是特定社会群体（即美国的国家决策者）用来说明某些难题、满足特定需要和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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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体论方面，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挑战理性主义关于人性和人的行为的概念，强调行为体认同的社会建构，以及认同对利益和行为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后来的建构主义研究取向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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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反对单一的科学方法占居支配地位，提倡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使用多种方法，指出研究方法中诠释战略的重要性。批判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社会，人作为行为主体，不同于化学元素或物理颗粒，前者有思想、观念、价值、伦理道德等，后者则没有。因此，研究自然世界的方法不完全适用于研究社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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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论方面，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指责关于在建立理论的过程中的价值中立的说法，否认理论研究活动过程中价值中立的可能性。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强调恢复研究国际伦理和道德的重要性。在国际关系方面，只有少数人直接参与和经历国际事件和对外决策活动，而绝大多数人则是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电台、教科书、电影、小说等了解和认识国际关系及国家对外政策方针。这种人们通过操纵各类文化符号去建构国际关系含义的情形，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带上价值伦理的色彩，因为人总是处于一定的文化哲学背景、站在一定的地缘位置、透过一定的视角去运用这些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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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考克斯曾概括了批判理论的七方面的基本内容，可供我们在研究这一理论思潮时作重要参照：（1）批判理论在世界秩序问题上，不同于主流观点，而探究秩序从何而来；（2）它视社会和政治因素为一整体，努力在整体和部分两个层面上理解变化的过程；（3）它重视历史理论，视历史为一个充满连续变化和变革的过程；（4）它对社会和政治机构的来源和合法性以及它们的是如何变化的提出质疑，并试图确定哪些内容对世界秩序是普遍适用的，哪些是因历史背景而定的；（5）它也包含“问题解决理论”，但经常根据变化的主题而调整其概念；（6）它还包含主张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理想化规范的成分，并认为，在现存的秩序中有着变革的潜力，但这一潜力受到历史发展的制约；（7）它为战略行动提供指导，以促进新的秩序的建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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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世界政治的“解放”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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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不同于传统的诸理论，那主要在于前者提出不同的理论概念，运用不同的方法论和接受“解放”的引导。不过，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在不赞成现实主义理论分析的同时，却接受现实主义对世界政治的一般叙述，即把世界政治看做是一个不断受到各种特殊的和非同一般的实践活动及机构影响的领域。然而，它们的区别是，现实主义认为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框架，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则认为世界政治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谋求改变世界政治秩序。要实现这一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需要对重新理解在世界政治生活——自治、安全、机构、伦理——中实现“解放”的可能性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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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仅以批判性的安全研究对“安全”概念的“解放”和重建为例，窥见世界政治的“解放”和重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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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推行“解放”概念，认为“解放的概念是使人们从阻止他们进行自由选择的束缚中摆脱出来”(46)。阿希利认为，“解放”的定义意指从受限制、受支配的关系以及被扭曲了的沟通及理解状况中摆脱出来，相信人类具有能力通过自己的意志去创造他们自己的未来(47)。从这些解释中可以看出，“解放”包含有追求自主的意思，“要自由就是要自决或是具有能力发起行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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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批判理论认为，探讨有关扩大人的自决能力的可能性问题，应包括对安全问题的关注。探讨自主的问题就是探讨安全问题。自主意味着没有外来威胁。反过来，安全可以保护和捍卫自主。不存在没有安全的自主。因此，安全和解放是一个铜币的两个方面(49)。暴力、战争、贫困、政治压迫、教育落后等限制和威胁着人们和集团的福利、危害着他们的行动自由。在安全、自由以及自主受到威胁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因此，讨论“解放”问题必然要讨论安全问题。肯·布思认为，尽管安全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但是，它面临着与“国家”和“权力”术语一样的命运，即人们很少对它的含义进行批评分析。他抨击传统的安全假设，尤其是现实主义关于通过暴力和增强暴力手段能力去实现国家安全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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