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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性诠释理论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打破主流理论所遵循的实证主义及理性主义传统。在国际关系方面，这一分支的观点主要体现在罗伯特·考克斯、安德鲁·林克莱特以及墨文·弗罗斯特等人的著作中。批评性诠释理论有三个基本前提：第一，它认为主流理论的认识论假定以及传统的理论建设是不正确的。考克斯指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只关注建设在现存的世界秩序范围内的解决难题的理论，而没有提出关于世界秩序本身是如何产生以及世界发生转型可能性等重要问题。同所有批判理论一样，它拒绝实证主义及主流理论所提倡的理性。第二，它认为知识的技术官僚化和官僚化的形式促使人们对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规范问题发生兴趣，譬如关于国际体系内部的秩序问题。批评性诠释理论强调对规范给予重视，强调知识与利益的联系，而这些是被传统的主流理论所忽视和低估的内容。第三，它对认识论抱一种温和的态度，谨慎地认为在伦理和道德领域不排除存在普遍主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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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诠释主义赞成批评性诠释理论对传统的实证主义理论活动所作的批评和反思，但是，它超越批评性诠释理论的见识，通过采取后结构的方法论，形成极为不同的伦理和认识论方面的假设。这一分支的理论思想体现在詹姆斯·德·德里安、理查德·阿希利、罗伯·沃克和杰·爱尔希坦等人的著作里。如果说批评性诠释理论利用哈贝马斯的思想作为指导，那么，激进的诠释主义则利用了福柯和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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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方面对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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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论方面，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激烈批评实证主义关于认识知识的观点，批评试图建立客观的、在经验上可以获得验证的真理性陈述，反对关于独立于人的思想和实践之外存在客观标准的观点。批判理论者广泛吸收西方现代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研究成果，如库恩和费耶拉班德的思想，以及政治及社会理论中的语言转折、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分析、伽达默的“哲学解释学”以及福柯对权力-知识的分析等。批判理论者指出，在评估各种相互争论中的理论主张方面是否存在标准值得质疑。他们进一步指出，衡量知识是否可信赖的标准不是自然的标准，而是人为的标准。标准是被制定出来的，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成员的习俗所能够接受的标准。因此，批判理论认为，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存在政治规范性的内容。“观念、文字和语言不是实证主义所认为的是复制‘真实’或‘客观’世界的镜子，而是我们用以对付‘我们的’世界的工具。”(43)理论永远是一定特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而且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限制。借用英国学者斯蒂夫·史密斯的话讲，国际关系理论主要还是“美国的学科”，“现实主义叙述世界政治的三个核心成分——国家利益、权力扩张和权力均势——特别适合于美国对外政策的需要。”(44)也就是说，西方现实主义理论不能被理解为是对“客观”世界的不偏不倚描述，而应该被理解为是特定社会群体（即美国的国家决策者）用来说明某些难题、满足特定需要和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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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体论方面，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挑战理性主义关于人性和人的行为的概念，强调行为体认同的社会建构，以及认同对利益和行为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后来的建构主义研究取向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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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反对单一的科学方法占居支配地位，提倡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使用多种方法，指出研究方法中诠释战略的重要性。批判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社会，人作为行为主体，不同于化学元素或物理颗粒，前者有思想、观念、价值、伦理道德等，后者则没有。因此，研究自然世界的方法不完全适用于研究社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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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论方面，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指责关于在建立理论的过程中的价值中立的说法，否认理论研究活动过程中价值中立的可能性。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强调恢复研究国际伦理和道德的重要性。在国际关系方面，只有少数人直接参与和经历国际事件和对外决策活动，而绝大多数人则是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电台、教科书、电影、小说等了解和认识国际关系及国家对外政策方针。这种人们通过操纵各类文化符号去建构国际关系含义的情形，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带上价值伦理的色彩，因为人总是处于一定的文化哲学背景、站在一定的地缘位置、透过一定的视角去运用这些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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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考克斯曾概括了批判理论的七方面的基本内容，可供我们在研究这一理论思潮时作重要参照：（1）批判理论在世界秩序问题上，不同于主流观点，而探究秩序从何而来；（2）它视社会和政治因素为一整体，努力在整体和部分两个层面上理解变化的过程；（3）它重视历史理论，视历史为一个充满连续变化和变革的过程；（4）它对社会和政治机构的来源和合法性以及它们的是如何变化的提出质疑，并试图确定哪些内容对世界秩序是普遍适用的，哪些是因历史背景而定的；（5）它也包含“问题解决理论”，但经常根据变化的主题而调整其概念；（6）它还包含主张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理想化规范的成分，并认为，在现存的秩序中有着变革的潜力，但这一潜力受到历史发展的制约；（7）它为战略行动提供指导，以促进新的秩序的建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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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世界政治的“解放”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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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不同于传统的诸理论，那主要在于前者提出不同的理论概念，运用不同的方法论和接受“解放”的引导。不过，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在不赞成现实主义理论分析的同时，却接受现实主义对世界政治的一般叙述，即把世界政治看做是一个不断受到各种特殊的和非同一般的实践活动及机构影响的领域。然而，它们的区别是，现实主义认为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框架，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则认为世界政治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谋求改变世界政治秩序。要实现这一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需要对重新理解在世界政治生活——自治、安全、机构、伦理——中实现“解放”的可能性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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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仅以批判性的安全研究对“安全”概念的“解放”和重建为例，窥见世界政治的“解放”和重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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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推行“解放”概念，认为“解放的概念是使人们从阻止他们进行自由选择的束缚中摆脱出来”(46)。阿希利认为，“解放”的定义意指从受限制、受支配的关系以及被扭曲了的沟通及理解状况中摆脱出来，相信人类具有能力通过自己的意志去创造他们自己的未来(47)。从这些解释中可以看出，“解放”包含有追求自主的意思，“要自由就是要自决或是具有能力发起行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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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批判理论认为，探讨有关扩大人的自决能力的可能性问题，应包括对安全问题的关注。探讨自主的问题就是探讨安全问题。自主意味着没有外来威胁。反过来，安全可以保护和捍卫自主。不存在没有安全的自主。因此，安全和解放是一个铜币的两个方面(49)。暴力、战争、贫困、政治压迫、教育落后等限制和威胁着人们和集团的福利、危害着他们的行动自由。在安全、自由以及自主受到威胁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因此，讨论“解放”问题必然要讨论安全问题。肯·布思认为，尽管安全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但是，它面临着与“国家”和“权力”术语一样的命运，即人们很少对它的含义进行批评分析。他抨击传统的安全假设，尤其是现实主义关于通过暴力和增强暴力手段能力去实现国家安全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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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一种形式或者说一个层面，批判的安全研究旨在对传统的安全及战略作出反响。它反对传统安全理论所采取的解决难题的研究取向，对处于霸权地位的话语及盛行的全球安全认识进行挑战。它提出三个基本问题：（1）什么是安全？（2）在盛行的秩序中谁受到保护？谁以及什么是他们因受到保护而需要加以反对的？（3）谁的安全应该与我们的安全有关，通过何种方法以及何种战略使这种安全得以获得？(50)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是传统的安全研究所忽视的。因此，它们也成为批判的安全研究的出发点。批判的安全理论公开表示对盛行的安全机制不满并谋求对其进行改造。这样，关于国家是安全研究的主要或绝对单位的正统观点受到质疑。在摆脱主流的国家主义的同时，批判的安全研究倡导者认为，从全球范围上看，主权国家是造成不安全的主要原因之一(51)。批判的安全研究把重心从对主权国家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关怀。从一定意义上讲，它重温了康德的一个观点，即“一般政治安全的世界体系”，包括把人而不是国家作为安全的主体。根据这一认识，安全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主权国家，还应该包括所有的人的社会关系和所有的社会。这就意味着安全不能从传统的战略意义上，即把安全的观念放在“以国家为中心的自身利益”之上加以理解。安全不能以牺牲其他者——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作为代价去获得。相反，安全应该把其他者作为目的而不是工具加以对待，“真正的安全只有通过人民和集体才能够获得，只要他们不被安全所剥夺”(52)。也就是说，只有其他者安全了自己才得以实现安全。安全取决于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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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布思注意到安全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如果说要一般地看待安全，那么，它不可避免地要包括道德及政治社会。批判的安全研究所修改的安全概念依赖于对传统安全研究的排他性和特定性的批评。这一批评导致对社会这一基本概念的关注和对主权国家作为道德及政治核心的观点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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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对传统上的社会与政体或国家作出反应。它拒绝把主权国家看作是社会的理想形式，也反对把国家的角色作为安全认同的唯一构造者和体现者。它提出应对处于变化的全球环境中安全及政治社会的性质和含义进行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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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四节 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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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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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处于转型过程中，其主要特征是对以实证主义和经验方法获得国际政治知识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批判性的重建。如前所述，有人把这一转型过程称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论战”。然而，不同于先前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历史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间的交峰，这场“论战”似乎没有明确的辩论方，而是体现为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频繁接触和对话。这场“论战”的内容也不同于前两次，它主要围绕“超理论”或理论本身问题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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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论战”中，批评者怀疑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主要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描述、解释、规定和预测国际政治方面的作用，提出从理论上探讨该学科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以及方法论等方面的哲学问题，其目的是寻找获得更好理论的途径。在这一学术思想的转型过程中，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变革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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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认为，“后现代”一词是由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于1949年首次使用。与此同时，一些西方诗人也开始使用这一术语，主要含义是指打破旧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冲破由现代主义所确立起来的条条框框。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广义概念，泛指一种思潮和一类感情，最初渗透于西方文学批评、艺术、建筑、绘画、广告等领域。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主要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法国，代表人物有福柯、拉康、巴尔特、里奥塔、德里达、克里斯特瓦、德鲁兹、布德里拉尔等，他们的思想前辈则有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等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欧和美国——尤其在知识界——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自80年代以来，它再次显得非常具有活力和气势，对西方社会科学领域诸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等日益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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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总的特点是反对实证和经验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反对关于理性是决定因素的说法，反对现代性和启蒙传统。不过，要对后现代主义思潮作出确切而全面的描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此，本节只对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关的后现代主义诸观点和方法进行阐述，它们主要是关于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文本与作者关系、知识与权力关系、解构和延异等(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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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对建立在实证或西方逻辑基础上的一切理论及方法提出怀疑，它不赞同所谓在社会世界存在普遍的、基本的法则的说法，认为实证主义的简约化做法否定了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后现代主义不承认实证主义在方法上具有优势，认为每种研究方法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彼此是平等的，指出实证的归纳演绎方法涉及到评判，因此也是武断的。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占主导地位的东西是以自我为中心、排他性的东西，譬如以西方基督文化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知识，压抑和打击了建立在其他文化和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知识。在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里，譬如客体/主体、自然/文化、物质/精神、男性/女性、言语/书写等等，一方面（前者）被认为是核心的，另一方面（后者）则被忽视。整个西方思想是建立在核心观念基础之上。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要颠倒这种情形，“解放”和关怀被现代主流所搁置在一边的偶然事件、边缘问题、不联贯或被忽视的问题、被压抑和被忘却的问题，提出重新讨论被正统或主流认为不以为然或理所当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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