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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以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为目标。冷战帮助美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这种认同。然而,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国际形势,美国原有的敌人和对手不复存在。原戈尔巴乔夫的顾问阿巴托夫说过:“我们做了一件对美国来讲是可怕的事情,我们使你们丧失了一个敌人。”在冷战时期,面临共同威胁和敌人能有助形成认同,维持一致,而一旦共同威胁和敌人消失了,这种认同和一致也会随之削弱。因此,冷战后美国应在“政治意会和普遍价值观”上取得新的认同和一致,进而发展美国新的国家利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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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美国人民来说,国家利益体现“公共得益”和对普遍的认同的关注。因此,重大的国家利益就成了人民愿意牺牲生命和财产加以维护的利益。另外,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及物质利益和道义及伦理利益两个方面,它既需要权力政治,也需要道义伦理。现在更需要的不是寻求权力去实现美国的目的,而是先确定美国的目的,然后决定如何使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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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冷战后美国在追求权力和利益过程中常常处于一种“困境”。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经济、军事、技术、文化、价值等方面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美国的影响在下降,在削弱,越来越遭到别国的抵制和反对。亨廷顿认为,美国政府是弱的,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个强的国家和一个弱的政府”是导致出现了美国实力的强势和美国影响的弱势的矛盾现象。今后,美国应针对新的安全威胁和道义挑战,根据新的认同观,调整美国的国家利益,并“调动新的资源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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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在《新的国家利益观》一文中首先指出,国家利益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概念(a slippery concept,一个滑动的概念),它既可用来描述对外政策,又可用来制定对外政策,它常常会引发热烈的讨论。他开门见山地提出:“目前,美国应如何界定其国家利益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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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奈认为,1996年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发表的《美国国家利益》研究报告,可作为一个基础。战略利益、地缘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人道主义利益、民主利益等都是讨论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内容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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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冷战后,权力的概念及内涵扩大了,软权力的凸显给权力和利益问题的研究带来“变革性的影响”。价值成为权力的重要源泉,民主因素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奈在文章里提出“国家利益的民主化界定”,正是反映了这一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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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奈把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分为三类:A类是威胁国家生存的,如前苏联在冷战时期对美国安全的威胁;B类是不威胁国家生存,但对美国国家利益有直接损害,如伊拉克和朝鲜;C类是间接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如科索沃、索马里等。如今,一个奇怪的现象是C类问题反而在对外政策议程上占了支配地位。奈认为,原因主要是,一方面,A类威胁随着苏联解体而消失;另一方面,舆论对C类威胁的渲染和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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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类威胁实际上涉及到国家利益中的人权问题。奈认为,人权政策本身不是对外政策,而只是对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人道主义问题占据舆论的支配地位常常是以把注意力从A类战略问题转移开来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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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一般是主张人权高于主权的,和我们的主权大于人权,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可言的观点不同。奈能提出比较客观的看法,已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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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和奈对冷战后国家利益(特别是美国国家利益)所作的分析有一定的新意,但他们基本上还是从保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维护美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出发,进行国家利益问题的新探索,他们提出的主张仍摆脱不了“世界问题美国化、美国利益全球化”的模式,实质上代表的是西方文化、认同和价值的国家利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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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二节 权 力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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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政治中的权力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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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概念首先出现在国内政治中。马克斯·韦伯从社会学的角度认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10)马克斯·韦伯的这个观点代表对权力的最普通的看法。这个看法的核心就是权力对其他人的强加能力,这种能力对于接受者来说可以是情愿的,也可以是不情愿的,甚至是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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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权力在国内政治中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应得惩罚的权力(condign power)、报偿的权力(compensentory power)和制约的权力(conditioned power)。所谓应得惩罚的权力,是指通过适当的办法压制和威胁对方使对方达到服从的权力。所谓报偿的权力是和应得的惩罚的权力相反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在对方服从的情况下,赞赏对方的能力。所谓制约的权力,是通过适当的正确的劝导、教育和一定的社会约束使对方服从的能力。这种服从通常不是爱好的过程、自然的过程和自愿的过程。在一般的情况下,制约的权力比前两种权力的影响在国内的政治中表现得要活跃得多。在我们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权力制衡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制约的权力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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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还认为,在国内政治中,权力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人格、财产和组织。所谓人格包括人的体格特征、思维、语言道德信仰等。在原始社会中,人的人格主要表现在人的体格和强壮上,在现代的社会中,人的人格权力主要表现在人的道德等方面,人格的力量是靠说服和培养信念而形成的。所谓财产带来的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最明显的。这种权力的明显特征是通过对别人的报偿来实现自己的权力。在美国的总统选举中,美国的大垄断财团可以通过对候选人的财政支持,最终从当选人的政策中获利。组织是国内政治中最重要的权力来源。在国内的组织中,可以对国内的民众规定各种服从和报偿。因此组织是国内权力的最高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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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讨论国内的权力,目的是要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理论。在国际关系上对权力的研究,我们应当注意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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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国际关系中对权力的研究比在国内政治中对权力的研究要持久和深入得多。这是因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国际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更加突出。在这种矛盾突出的国际环境中,权力研究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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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国际关系中对权力的研究都是从对国内的权力和一般的权力研究发展而来的。这里最典型的例子是汉斯·摩根索对权力的研究。汉斯·摩根索是当代权力政治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他在研究权力问题时是从国内权力到国际权力,从普通意义上的权力到政治的权力。在他的名著《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一书中,他的论述过程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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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此书讲到权力时,不是指人驾驭自然的力量,或某些艺术手段,诸如语言、会话、声音、色彩的能力,或支配生产资料或者消费资料的力量,或自我控制力量,在我们讲到权力时,是指人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为的力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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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又对政治权力进行了阐述,他说,“至于政治权力,我们指的是掌握政府权威的人之间以及他们与一般公众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摩根索同时认为,“政治权力是权力行使者与权力行使对象之间的心理的关系。前者通过影响后者的意志而对某些行动产生支配力量”。摩根索认为政治权力的影响可以来自三个方面:希望获利、担心不利和对人和机构的崇敬和热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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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国内政治之后,摩根索对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作了精辟的界定:“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13)他认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目标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为实现目标的手段也可以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只要他们的目标是与国际政治有关,他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就只能是权力,因此,摩根索认为对权力的追求是国际政治中不可回避的铁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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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际政治对权力的研究来源于对国内政治的研究,但是,又和国内的权力研究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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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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