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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权力和影响力进行研究之外，还有一些相关的研究，例如，在克劳斯·诺尔所编的《权力、战略和安全》一书中，西方学者提出要对潜在的权力和现实的权力加以区别。又如，汉斯·摩根索认为，应对权力做四种区分：即权力与影响力、权力与武力、在核时代的可运用的与不可用的权力、合法的与非法的权力（即道德或法律认可的权力）。摩根索强调，在实际运用中，要防止把政治权力贬低为武力。摩根索说：“政治权力必须同武力，即实际使用的暴力相区别……假如暴力在战争中成为现实，政治权力便被军事实力取而代之。实际运用暴力意味着用两个人的身体接触代替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一个人在体力上强壮得足以支配另一人的行动，而精神联系却是政治权力的本质所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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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存在与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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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认为，权力在国际政治中必然会存在。“长期以来，权力是理解和实践世界政治的核心和关键。”(21)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人们对权力的不断追求呢？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在国内，人们对权力的追求正如西方一些学者所说的，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运用本身，对权力的喜爱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喜爱。人们对权力的追逐不仅是因为权力能满足个人的利益、价值或者社会观念，而且还有权力自身的缘故，因为精神的和物质的报酬存在于权力的所有和使用之中。但是，在国际问题上，对人们追求权力的原因，学者们没能做出回答，如卡尔。在摩根索以前，人们普遍的解释是，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的状态下，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不断地追求权力。但是，这种解释的逻辑是：由于一个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其他的国家为了自保，也要追求权力，于是在国际关系中就会出现权力困境的状态，即不追求权力，国家不安全；追求了权力，国家还是不安全。因此，仍无法解释国家追求权力的根本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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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系统地回答国家追求权力的动因的人是汉斯·摩根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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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对国家追求权力的根源的解释是从国家的定义开始的。他说：“国家是对许多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个人的抽象，并且正是哲学特征使得他们成为同一国家的成员”。他同时还引用了马塞尔·普劳斯特的话，“国家的生命在很大的程度上几乎重复其构成单位的生命，那种连决定着个人活动的秘密、反应和规律都不能理解的人，更没有希望能够说出关于国家间斗争的值得重视的东西来。”(22)在摩根索看来国家就是个人的扩大，个人追求权力，把个人集合起来即为国家，那么国家这样的集合体，因而也就同样具有追求权力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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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大批的单个的成员对国家外交政策会采取认同的态度时，摩根索指出两个原因：第一是道德上的原因。个人对权力的追求在人们的头脑中由于认为是不道德的，因为对权力的追求必然会影响其他人的利益，由此，社会对权力的追求总是采取一种压抑的政策。第二是机制的原因。为了控制个人的权力冲动，社会规定了各种的法规来削弱对权力的追求，结果大多数人是权力行使的对象，而不是权力的行使者。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未能在国家的界限内得到权力欲望的彻底满足，人民便将这些未得到满足的欲望发泄到国际舞台上。”(23)于是就出现了古代罗马人因为自己是罗马人，当代美国人因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特别骄傲的现象。而人类社会关于个人对权力的追求被认为是耻辱的，对个人以国家的名义在国际舞台上对权力的追求则被认为是一种美好的事情。总而言之，在现实主义学者看来，国家对权力追求的根源来自于个人对权力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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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对对方发生影响？这就需要人们去研究权力关系存在的条件。西方学者指出，权力存在要有四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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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权力的影响者和被影响者之间存在着价值和利益的冲突。在权力的影响者和被影响者之间如果不存在着价值和利益上的冲突，即使是一方的权力大于另一方，他们之间也不会出现权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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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权力的关系中，一方最终一定会对另一方的要求有所屈服。尽管在这种关系中由于出现利益的冲突会有发生武力冲突的可能。否则，权力的力量就不可能显示出来。这种权力的显示不是主动发挥权力的一方，就是被动接受权力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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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权力显示的过程中，权力一方对另一方的服从所花的代价比不服从所花的代价要小。例如，在用和平的方式显示权力的最普通的手段，禁运这一方式中，受到禁运的国家一定会感到禁运对国家经济的压力和国家利益所受到的影响。如果禁运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则说明权力没有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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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权力的行使者和权力的被行使者之间的差别越大，双方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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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权力的大小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权力的根源是什么？西方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共同的看法是国家的权力是由国家的实力决定的。他们对国家力量基本要素的分析为人们研究一国的实力提供了最初的理论依据。目前，西方对国家实力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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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是定性分析学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雷蒙·阿隆和汉斯·摩根索。雷蒙把国家的力量归结为三大基本要素：所占据的地理空间、资源（包括人力和物力）、集体行动能力，涉及到军事组织、社会结构和质量等。摩根索是最早提出对国家实力分析的学者之一。摩根索认为国家权力的根源主要来自于九个方面，它们分别是：地理因素、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归纳起来，摩根索把国家的权力分为有形的权力和无形的权力两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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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是定量分析学派，又称为行为主义学派。该学派人物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把国家实力中的各种因素进行分解、量化。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卡尔·多伊奇和史蒂文·拉布姆斯。多伊奇在他的《国际关系分析》一书中提出了“权力分量”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在某一时间内，美国在联合国所支持的提案平均有75％可以得到通过，而同时美国不支持的提案只有25％能够通过。这说明美国的支持可使提案获得通过的机会从25％增加到75％，即增加了50％。这50个百分点就可以代表美国此时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权力分量”。布拉姆斯依据交往关系对权力的影响力进行了测量。他认为，个人、团体收到并接受访问邀请的次数比发出访问邀请的次数越多，它们对其他实体施加影响的能力就越大。假如两国之间的交往大致相等，两者互为影响的关系则为对称。如果一国收到并接受访问邀请的次数，特别是官方访问的次数大大超过了对方，该国则对对方施加了不对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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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派是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前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克莱茵，此人曾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任情报中心副主任和美国国务院情报和研究主任。他在《世界权力的估量》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国家综合国力公式，又称“克莱茵”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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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C＋E＋M）×（S＋W），即：国家力量＝［（人口＋领土）＋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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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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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研究的早期阶段，许多的西方学者相信只要一个国家的权力大，它实现目标就越容易。但是，事实已经证明，问题并不是那么地简单。否则，就不会出现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一个国际事件中会是胜利者，但在另一个事件中就会是失败者的情况。可见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是有限的，特别是军事在权力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并不是绝对必胜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国家的权力作用受到限制，归纳西方学者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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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权力的应用必须和国家利益相吻合。在国家利益没有明确或国家利益判断错误的情况下，权力的运用只会更加损害国家利益，而不会对国家利益有益。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教训是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经常列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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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最重要因素，是这个国家权力因素中的外交因素。如果，外交的权力发挥不好就会影响到国家的权力。摩根索认为，在构成国家权力的所有因素中，外交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因素，尽管它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决定国家权力的所有其他因素都好像是制造国家权力的原料。一个国家外交的质量将这些不同因素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给予它们方向和重量，并通过给予它们一些实际权力而使它们沉睡的潜力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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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家的权力受到名誉和道德的限制。一个国家的领袖人物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名誉对这个国家的权力大小也会有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德国对东欧小国的不断入侵，就与张伯伦对法西斯的绥靖政策有关。权力的运用还受到国际和国内的社会条件所限制的。当一个国家在对其他的国家进行侵略和干涉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权力在暂时的情况下，也许会发挥作用，但是，在长久的时期，必然会遭到失败。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在道德上的失败。在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国家的权力很难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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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斯巴克曼曾说过，唯有强权才能实现对外政策的目标。事实正是如此。权力政治论对西方的对外政策，特别是美国的对外政策所起的作用最为明显，在外交实践中的运用也最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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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中盛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全球性相互依存正成为国际关系主导的普遍的特征，各国利益全面地相互渗透，全球利益正取代国家利益。这一观点低估了权力政治的顽固性，似乎权力政治已被相互依存代替了。这显然是片面的。从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到尼克松主义、卡特主义，从里根主义到克林顿主义，虽然形式各异，但权力政治的实质没有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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