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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后期的新现实主义学派基本上沿袭了现实主义和传统主义关于均势的观点，认为均势理论仍然适用，均势战略仍是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决策理论。同时该学派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认为由于国际社会中各种力量对比的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更应强调国际联系，强调各国相互依存；还认为均势只适用于政治和军事方面，而现在国际关系的内容广泛得多了，除了政治和军事问题之外，经济和伦理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地放到议事日程上，但是均势无法解释如此广泛的内容。于是，相互依存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新的理论应运而生。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于1978年发表的《权力与相互依存》就主张将现实主义的权力均势论与科学行为主义的相互依存论融合为一种新的理论——“复合相互依存”，来解释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弥补均势理论的不足。这一努力已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被看成是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新发展。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虽然均势理论的势头已过，但是在建立比联合国更有效的和更有权威的世界政府之前，放弃均势战略是危险的。华尔兹认为，国际上存在着无政府主义形态是导致国际冲突的又一原因，因为缺乏一个能阻止战争的超越国家之上的权威机构，他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而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应尽力维持均势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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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世界向多极格局发展，也就是说，两极均势状态结束，多极均势格局开始，特别是第三世界力量的壮大，给限制霸权的扩展，稳定国际实力平衡注入了新的力量。当今的世界仍处于无政府状态，联合国还未能有效地和有权威地管理世界事务，放弃均势战略是不可能的。纵观历史，国际社会是在霸权和均势状态交替之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均势仍然是稳定国际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均势理论还会起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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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均势和均势论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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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其他理论一样，均势理论同样遭到褒贬不一的评判。评判的标准就是均势是否能够或者曾经给人类带来和平。威尔逊认为均势威胁着人类和平，因为，当给力量均衡的天平上轻的一端施加重量时，很容易造成滥用权力政治的现象，一旦权力在国际社会中得到滥用，就无法维持和平的秩序。威尔逊把均势描述成力量、怀疑和恐惧的组合安排，是一张阴谋和暗中监视交结成的复杂网，是令人失望的沼泽，在这个沼泽中，国家间相互争斗、猜疑，争相备战，密谋反对弱者以支持强者。对于威尔逊来说，均势中进攻联盟与防御联盟之间不可能存在和平，并且小国总是受到压迫，实质上，均势破坏了民主、博爱、民族自决以及所有的政治道德标准，均势未能有效地遏制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它纯粹是不道德政治的体现，这与威尔逊主义的理想政治背道而驰。威尔逊之所以不相信均势能维护和平，因为他正好身处于大战给整个世界带来的痛苦之中，他认为，均势产生的恶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为和平不是建立在均势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政治道德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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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斯巴克曼声称均势理论没有能充分地解释与其相应的实践，在均势中，民族国家与其说谋求力量均衡，不如说谋求力量的不均等，因为每一个国家都试图使自己力量强于别人，使自己在力量的天平上永远处于较重的那一端，所以，安全就不可能存在于各国的实力竞争之中。斯巴克曼说：“跟潜在的敌人实力相等就没有安全可言，只有比敌人略强才含有安全。如果一国的力量被别国的力量完全抵消，就没有行动的可能性，只有在能自由运用相对多出别国的那一部分力量时才有机会作出自信的对外政策。”(52)从心理上讲，一个国家只有自己占优势时，才会有安全感，所以，在国际社会中，各国试图获得优势，而不是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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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理论是现实主义者推崇的理论之一，也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斯·摩根索认为均势政策成功地维护了现代国际体系的稳定和成员国的生存。然而，均势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摩根索归纳为不确定性，不现实性和不充足性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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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体现在对实力的估量、评判以及比较时没有一个十分可信的方法，首先是对于一国的综合实力的定量就十分困难，有时疆域大不等于实力强；其次是很难判断一国的国民性，即国民士气和政府素质；再次，如果力量天平上一端或者两端是一个联盟，估量双方实力的不确定性则更大。然而，最大的无把握性还在于人们无法弄得清谁是自己的盟友和谁是敌方的盟友。借助于联盟条约的结盟，并不总是等于在实际争战中相互对抗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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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现实性是指，在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都有最大限度地增强自己实力的欲望，都在力争一个起码的安全保障。事实上，在均势竞争中，各国都不是以力量均衡而是以实力优势为目标，这就使均势具有不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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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足性意指均势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摩根索认为，现代国际体系的稳定和信心并非来自均势，而是来自一些思想和道德性质的要素，均势和现代国际体系应建立在这些要素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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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对均势涵义的见解中，可以看到均势理论的一些特征：首先，西方均势理论的基本目标是“寻求权势”。为了寻求权势必然要引起矛盾、冲突和战争。当敌对双方无力征服对方时，就需要维持现状，确保稳定，“防止一国控制并危害别国的安全”。所以，均势作为一种手段，是为了对付敌对国家；作为一种政策，是权宜之计，目的是通过暂时的均衡寻求权势。汉斯·摩根索曾说过：“列国的权势之争可分为三种类型：维持权势、增强权势和显示权势。其中维持权势更具有均势的特点。”(53)其含义是，应在维持权势的基础上增强权势、显示权势，尽管权势之争的类型可能有别，但是寻求权势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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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实力是均势的基础，所以均势又被称为“实力均势”。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利益是按“资本”和“实力”来分配的。尼古拉斯·斯巴克曼曾说过：“唯有强权才能实现对外政策的目标。”(54)汉斯·摩根索则认为，即使均势政策也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是“实力均势”，因为“只有实力才能限制实力”(55)。难怪主张均势政策的阿诺德·沃尔弗斯说：“均势对美国和它的盟国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又说：“美国应通过均势在国际事务中建立自己的优势。”(56)所谓“通过均势谋求优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更是如此。正如列宁指出的：“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是，谁最富最强，谁就发财最多，掠夺最多；谁最弱，谁就被掠夺、蹂躏、压榨和扼杀。”(57)“对于一心谋求优势”的西方大国来说，当它实力还不足以独霸一方乃至全球时，就求助于均势，以维持既得利益，同时努力增强实力，通过均势谋求优势和霸权；而当其实力相对强大，足以独霸一方、称霸于世时，它便抛弃均势政策。以均势阻止别国称霸，但并不排斥自己称霸，相反，视均势为谋求霸权的工具，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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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随机变换联盟是实施均势的重要手段。英尼斯·克劳德认为，均势要求一国与不同国家结成联盟，以在国际权力分配中取得有利地位，维护自身利益，防止别国称霸。但是，由于有关国家实力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相互间的利害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联盟也要随机发生变化。基辛格在评价俾斯麦纵横捭阖的均势手腕时曾提出过关于联盟变换的四条发人深省的原则：（1）首先对实力的对比要有正确的估计；（2）对敌国要绝对残忍无情；（3）需要有一个容纳这项战略的国内组织机构；（4）遵循“既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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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西方均势理论学派还认为，形成均势需要一个中心均衡机制，这一均衡机制无疑只有拥有实力的强国来充当。争取均势要靠超级大国，维持均势也要靠超级大国，中小国家只有依附、听从超级大国才能享有均势带来的“和平与稳定”。这样，均势外交就成了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别名而已。这一点连西方学者也直言不讳，诺曼·帕尔默和霍华特·珀金斯在分析战后均势特征时就说过，均势政策是大国玩弄的权术，小国或是旁观者或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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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考察其他问题一样，我们评判均势论也应采取两点论。上述特征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均势这一政治状态和策略能存在几千年，因为它对稳定国际秩序，维护和平有积极的一面。虽然在平衡实力、维持均势中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但它所起的积极作用应该被肯定。均势的目的在于防止战争，一旦均势被打破，战争很难避免，因为地球上自有了人类，几乎就有了战争，从古到今，人类以许多种方式试图消灭战争，但只成功地在某一时段内阻止了战争，均势政策就是这诸多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战争只是在某一时段被阻止了，人类至今还未摆脱战争的危险。这也说明了均势手段的有限性和均势论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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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们通常说的“均势”不同于西方的“均势理论”。均势是某种客观存在，均势形势可为我们所利用，服务于争取和平的斗争，但是西方的均势理论或均势战略则带有明显的阶级性。我们并不一概地反对联盟，我们反对的是谋取私利、干涉别国内政、寻求霸权的联盟。西方某些大国推行均势外交，不过是以“均势”来掩盖争霸，目的是为了攫取“优势”和“世界霸权”。我们则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和外交目标。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58)但是，了解西方均势理论将有助于我们知己知彼，加深对国际形势的认识，进一步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合作友好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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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节 霸权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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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及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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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Hegemony）一词出自于希腊语Hegemonia，朗曼词典释义为“一国对于其他众多国家的领导”，牛津词典解释得更为详细，霸权就是“领导、支配、优势，特别指联盟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支配。”基欧汉解说为一个单一的支配世界的力量，确切地说，霸权指一国有足够的军事与经济力量，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并操纵国际体系的运作。在经济领域里，“霸权意味着对物质资源的控制。”(59)沃伦斯坦界定为：“在国家体系中的霸权指这样一种状态（情况），所谓的大国之间连续不断的抗衡是那样的不平衡以致其中一个大国真正的处于‘长者的地位’，也就是说，一国能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规则以及自己的愿望（至少是以有效否决权的方式）施加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于文化领域中去。”(60)沃勒斯坦与基欧汉一样，认为霸权是强者对弱者领导与支配，强国制订和维持国际规则，并且安排着国际进程的轨迹和方向。对于吉尔平来说，霸权体系是一种稳定系统内秩序的稳衡系统，霸权国的实力为系统的稳定提供了保证，并且为弱小国家提供了安全和财产保护，霸权的成功“一部分在于霸权国将自己的意愿施加给弱小国家，一部分在于其他国家从中获益并接受霸权国的领导”(61)。跟基欧汉一样，吉尔平认为霸权就是“一个单一强国控制和支配着国际体系内的弱国家”，但这种控制只是相对控制，“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完全控制了国际体系。”(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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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意味着一个单一的具有超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国家支配着国际体系，而霸权稳定则是指在“国际社会中某个霸权国的存在，对稳定国际经济秩序，发展国际公益是必要的”(63)。“它重点研究权力的分配与国际经济行为的特点之间的关系”(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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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稳定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它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一个分支”(65)，“与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完全一致，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却由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创立。”(66)基欧汉为该理论奠定了基础，随后，克拉斯纳予以补充，强调霸权国家在确保国家秩序的同时也有助实现自身的利益。从70年代后期，莫德尔斯基、吉尔平将该理论扩展到军事、安全等领域，强调霸权国的存在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在这些学者中，吉尔平对霸权国实力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作了最系统的理论分析和阐述。然而，“霸权稳定”的历史范例早就存在了，我们暂且不说中国春秋战国及古希腊城邦时期称霸历史，最早而且最有影响的“霸权稳定”当属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从公元5世纪开始一直延续了二百多年之久，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古罗马帝国在它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支持下，维持了一段时期相对稳定的局面，到近代以来，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所谓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出现，英国以其绝对的经济优势和强大的海军力量建立起一个日不落帝国，在这一百多年来，英国维护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充当了世界霸主，形成所谓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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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稳定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很有影响的流派之一，它被广泛地应用于解释在某些情况下国际体系为何能成功地运作，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国际合作却未能成功地实现。该理论认为，国际霸权体系与国际秩序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一个强大并且具有霸权实力的行为体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公益的实现，相反，在不存在霸权国的情况下，国际秩序将会是混乱无序的和不稳定的。霸权国不但可以稳定国际政治秩序，还可以营造一个稳定发展的国际经济秩序。霸权国实力越强，国际社会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越是稳定，随着霸权国实力的衰退，全球秩序趋于动荡不安，已有的国际制度也开始失去其应有的效用。然而，霸权稳定论不论从其现实意义上还是历史的范例中遭到了诸多的批判和否定，我们将在本节结尾时作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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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及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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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稳定论的主要内容，是首先承认国际关系具有激烈竞争的性质，现代民族国家是一部战争机器，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霸权国提供有利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就很难有一个安定的国际秩序，所以霸权的存在就意味着稳定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存在；无霸权的存在国际社会处于无规则的混乱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大规模的战争很容易爆发，国际经济体系将会解体，造成全球政治混乱，经济倒退。对于金德尔伯格来说，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权和支配地位的强国来维持秩序，这一强国所起的作用是一种“稳定器”的作用，作为“稳定器”的国家有责任向国际社会提供“集体利益”或“公益”（“集体产品”或“公共产品”），如建立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的平等原则和无条件互惠原则之上的自由形式开放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以及国际安全等。霸权国承担这些责任是因为它从中可以得到利益，也同时为其他国家或者国际社会提供利益。霸权国的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运行至关重要，它以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着全球经济发展的轨迹，建立起全球经济所遵循的原则、规章制度以及决策程序。19世纪的金本位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体现了霸权国在维持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金德尔格伯强调，霸权国“要能为亏本的商品提供市场，让资本稳定地（非逆循环地）流动，而且当货币制度呆滞陷入困境时，作为“稳定器”的霸主能提供清偿能力，建立某种再贴现的机制，并能在汇率浮动和资本市场一体化的金融体系中“在某种程度上管理汇率结构，并对各国国内货币政策作出一定程度的协调”(67)。此外，霸权国进口的增加会引起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它的对外投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发展所必要的资金，以技术转让的手段，它又能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专门知识。霸权国实力越强，就能创造更多的公益，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就越是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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