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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170293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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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节 相互依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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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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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尽管相互依存现象存在已久，但是作为一种较为系统的理论，相互依存论最早见诸于理查德·库珀的《相互依存经济学——大西洋社会的经济政策》（1968年）。库珀在书中明确指出，相互依存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工业化国家中间的一个强劲趋势，它的出现和发展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突出变化，其特征表示为国家间增长的对外经济发展的敏感性。他强调说，研究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关键是了解一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发展之间的敏感反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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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霍夫曼认为，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曾出现过“三个浪头”：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的第一个浪头，重点是研究外交史、战争与和平问题；50年代到60年代的第二个浪头，研究核时代的均势、威慑、决策理论；从70年代开始出现第三个浪头，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和国际社会行为者之间相互依存成了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这第三个浪头把研究国际社会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载体——相互依存论推上了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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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论形成于60年代后期，整个70年代是其发展的兴盛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言必称相互依存。其背景是：第一，美苏两极格局开始松动，两大阵营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断增加，冷战对抗与美苏缓和同时存在。第二，在西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发生动摇，西欧、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使世界经济的“从属性一致”开始瓦解，并被“相互依存论的不一致”所取代。第三，全球范围内的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第四，新技术革命势头迅猛，推动了相互依存趋势的发展。第五，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发展迅速，以非国家角色的积极姿态登上国际舞台。最早在60年代末敏锐地看到这一变化，并作出理论思考和分析的除了理查德·库珀之外，还有卡尔·多伊奇。多伊奇在《国际关系分析》中指出，研究国际关系不能仅仅以国家为中心，要重视国家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这一时期，有关相互依存的著作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主要有：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和《权力与相互依存——转变中的世界政治》、约翰·斯帕尼尔的《国家运用的策略——分析国际政治》、塞约姆·布朗的《世界政治的新势力》、格哈特·马利的《相互依存——全球环境下的美欧关系》和米里亚姆·坎普斯的《相互依存的管理》；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亚瑟·斯坦恩的《相互依存——神话还是现实》、肯尼思·华尔兹的《相互依存的神话》、爱德华·莫斯的《相互依存的政治学》等。其中以《权力与相互依存》（1977年）为最具代表性。该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作者从理论上及时地总结了相互依存的两个明显发展趋势：一是从单一型到复合型，即从研究经济上的单一相互依存到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在内的复合相互依存；二是从区域型到全球型，即从研究仅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的相互依存到研究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范围的相互依存。这两种发展趋势标志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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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0年代以后，相互依存论的研究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上，在国际安全与国际制度关系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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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义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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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被视为“现代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58)；相互依存理论则被推崇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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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欧汉和奈把相互依存定义为“彼此之间的依赖”，并认为相互依存意指“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基欧汉和奈认为，相互依存是指国际社会中不同角色之间互动的影响和制约关系，这种互动的影响和制约关系可以是对称的或不对称的，其程度取决于角色对外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大小。如，A方对B方的原料，B方对A方的制成品，可能表现出相互依赖的关系。双方都对对方的有关政策表现出某种敏感性，但由于双方依赖程度可能不同，各自的敏感程度也有异。A方的有关政策若不利B方，B方就会暴露其脆弱性。又由于双方的应变能力不一，它们表现出的脆弱性也有差异。如果双方敏感性和脆弱性相同或接近，那么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对称情况，否则即呈不对称情况。因此，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强调“敏感性”和“脆弱性”是相互依存的根本特点。他俩还认为，战后国际社会中国家间和超国家关系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注重研究对国际层次的诸角色的研究，注重对超越国界的国际组织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论即是以国家间关系、以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为研究对象。此外，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还将现实主义学派的权力政治理论和行为主义学派较早提出的相互依存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进一步剖析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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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认为，相互依存意指“社会的相互渗透”，“世界经济中不同国家政策的相互联系”(59)。相互依存既是“一种条件”，也是“一个过程”，它不是目标，但它凸显了“国内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它“对国家的利益和目标既提供了限制，又提供了机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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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哈特·马利则把相互依存定义为“一种复杂的跨国现象，它包含国家之间多层次、多方面的互动模式，并产生明显的相互敏感性和脆弱性”(61)。这里，“多层次”指全球、半球、区域、大洲的层次，“多方面”指政治、经济、环境、技术、社会文化等方面。马利还指出，相互依存是一个妥协的概念，它置于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和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之间。他还把相互依存分为四大类：安全相互依存、生态相互依存、经济相互依存和政治组织相互依存，前两大类关系叫人类的生存，后两大类的重点是国家的福利和政治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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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所述，相互依存论的基本内容可归纳为十个方面：（1）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易摧性和敏感性。虽然美苏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但是在军事上它们却是最脆弱的，在核时代条件下互为“人质”；（2）国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趋于全球化，即类似能源、人口、环境、粮食、裁军、发展等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单靠个别国家的努力已无法解决；（3）“高级政治”（指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军事战略等）逐步向“低级政治”（指经济发展、人口与粮食问题、社会福利等）过渡；（4）各国再也不能闭关锁国，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缓和与开放占据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5）随着缓和形势的发展，国际合作的趋势逐步超过国际冲突的趋势；（6）武力在解决国际争端上的作用日益减弱；（7）谈判逐步取代冷战，均势逐步取代遏制；（8）研究对象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转向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跨国组织；（9）主张在国际体系中以平等关系取代等级制；（10）相互依存的趋势将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起溶解作用，推动全人类利益的形成，最终将成为通向未来没有国界的世界国家的“中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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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早先强调国际冲突和军事安全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相比，相互依存论在研究的主要问题、研究对象、国家关系、行为法则与形式、武力与权力的作用以及前景等方面都与之有着很大的区别，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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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个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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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理查德·库珀于1968年出版《相互依存经济学》之后，西方国际关系的相互依存的研究一直呈现活跃的局面。根据罗伯特·利珀的归纳，西方学者大致有四种相互依存流派或观点(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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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互依存为其安身立命之所的是全球主义或制度主义学派。该学派的主要观点是，由于经济因素上升到首要地位，国际关系不再是权力政治纵横捭阖的舞台，而逐渐变成各国国内经济、社会、文化的延伸。全球正在走向共享的社会发展目标，如现代化、工业化、大众消费、通讯革命，以及共同的人类文化价值观。在此基础上，人类对经济利益的共同渴求使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有学者提出，1648年以来以领土国家为核心要素的国际关系体系（或称威斯特伐里亚体系）正在崩解，人类正在迈入“后国际政治时代”的门槛(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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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互依存改变国际秩序的能力持保留态度的是修正学派。该学派实际上是想在相互依存的新背景下使现实主义有关国际关系中权力格局的分析获得新的生命力，因此，它难免带有强烈的折衷主义色彩，即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时兴的全球主义之间进行调和。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是这一学派的经典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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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相互依存的第三种观点是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肯尼思·华尔兹在用一套科学化的概念改造了传统现实主义之后，明确地指出，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下去，国家间的安全竞争压力和顾虑就不可能使国际关系变成真正的相互依存。真正的相互依存意味着社会分工在世界范围内彻底展开，但现状却告诉我们，这样的相互依存只是在各国国内进行着。国际关系因而是由功能相近而非功能互补的国家构成的。这样一种不彻底的相互依存显然是国际无政府状态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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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观点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这一流派以阿明、弗兰克和多斯桑托斯等人为代表。他们着重批判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指出国际关系不是对等的相互依存，而是一方（发展中国家）对另一方（发达国家）的依附。他们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为出发点，强调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导致的是一种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中心-边缘格局。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利用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的不平等贸易交换，把处于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变为自己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市场，从而保证了自身经济的高度繁荣。而发展中国家则在这样的中心-边缘体系中遭受剥削，经济发展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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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于相互依存论的四个流派中影响最大的要推以基欧汉和奈为代表的修正学派。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中，基欧汉和奈力图创制出一个新型的理论框架，以调和被他们称为“传统派”和“现代派”的两大思想体系。所谓传统派，在他们看来，就是仅仅关注国际关系中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国家间权力斗争的学派。在新的经济、生态相互依存形势下，这种思路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现代派走的却是另一个极端，他们过于强调国际关系中的经济社会因素，忽视了传统的权力政治在一定意义上的延续性。于是，基欧汉和奈便以“权力与相互依存”为题，试图取两者之长，避两者之短，提出自己的综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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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欧汉和奈总结出相互依存不只是相互交往、相互依存不只是互利、相互依存不一定导致合作三大结论。关于相互依存不只是相互交往，他们认为，把相互依存等同于密切的相互交往，在理论分析上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因而唯有对这一宽泛的定义进行限定才能达到分析的目的。换言之，需有重大利害关系涉足其中，才能称得上是相互依存。关于相互依存并不只是互利，两位作者强调指出，安全领域中敌对双方的相互毁灭性威慑也称得上是一种相互依存，冷战中的美苏战略关系即是一例。这种战略相互依存的情形显然不是以互利为目的和结果的。此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对称相互依存关系也无法用“互利”二字加以概括。关于相互依存不一定导致合作，基欧汉和奈特别提醒分析家要看到由分配问题衍生出来的冲突对国际合作的冲击。当潜在的合作方在如何分配可能产生的收益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合作未必会成为现实。相互依存成为主流时，并不意味冲突消失，恰恰相反，冲突将会采取新的形式。他们认为，由于有冲突，才显得合作的必需性和重要性，才显示出相互依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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