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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平和克拉斯纳倡导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催发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迄今为止最具争议的理论形式——霸权稳定论。同时，也进一步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引向深入。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存》则是一部试图在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进行调和的著作。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部著作的出版开始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跨国主义的自由主义身上移开，投向后来被称作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自由主义类型。另外，这部著作中大量阐述的“国际机制”问题也为80年代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之辩提供了全新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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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国际组织》又编辑了一期特刊，集中讨论“国际机制”的研究路径问题。以克拉斯纳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与以基欧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现实主义一派强调，国际机制的起源和演变主要以国家间权力关系的格局和变化为转移，自由主义则主要强调国家间的互惠合作关系。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讨论霸权缺失状态下国际合作的起源与价值，系统地奠定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自此以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围绕着国际合作中的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问题还有多次交锋，直到目前也不见结束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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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二条发展脉络涉及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体系与国内政治经济体系的互动关系。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的改造作用主要在于引入了国际经济因素，且又对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多有强调，这第二条发展脉络实际上是以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经济体系的相互作用为轴线的。在这条轴线之下，我们又可以划分出两条研究线索：一条是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另外一条是国内政治对国际经济的影响。由于国内政治对国际经济的正规影响渠道一般经由对外经济政策这一环节，故而可把这后一条线索简化为国内政治对一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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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前一条线索，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大致在70年代末开始了系统的研究。1978年，彼得·戈维奇在《国际组织》上发表题为《逆转第二种图景：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的文章，强调研究国际体系对国内体系作用的重要性。一年后，戴维·加姆隆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撰文指出，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公共开支有扩张的趋向。这篇题为《公共经济的扩张》的文章标志着西方学者研究国际经济对国民政治经济体系作用的开端。这一研究课题一旦确立，立即生成了丰富的成果。1982年，约翰·拉吉在《国际组织》特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战后经济秩序中的嵌入式自由主义》的文章，首次鲜明地用一个概念浓缩了该研究课题中最具实力的理论阐释。随后，彼得·卡赞斯坦又在1985年出版的《世界市场中的小国》一书中以具体的例证完善了“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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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的作用还可以通过考察国内政治过程中利益集团关系的变化得以把握。在这一方面，罗纳德·罗戈斯基和杰弗里·弗里丹有所建树。前者在1989年出版的《贸易与联盟》一书中指出，开放贸易格局会削弱国内经济中非比较优势的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而有利于巩固和提升居于比较优势地位的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后者则从产业部门入手，在1991年《国际组织》上的《投资者利益：全球金融时代国民经济政策的政治学》一文中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的劳资双方将受益，而持有可跨国流动的资产的阶层和个人将得到最丰厚的经济和政治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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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第二条线索，西方学者着重探讨了国内政治制度和过程对一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1985年，由彼得·埃文斯主编的《把国家请回来》一书根据中央决策机构独立于社会势力的程度，把不同的国家划分为强国家和弱国家两大类。其中，强国家意味着一国的中央决策机构有能力自主做出内外经济政策并取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在西方学者眼中，战后的日本所成功推行的产业政策证明日本是一个强国家。另一个角度是从国内政治过程入手。在这方面，海伦·米尔纳1988年出版的《阻挡保护主义》一书是个范例。米尔纳在书中总结出若干一般原则，其中包括：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和要素持有者倾向于支持经济开放，而进口竞争型产业则支持闭关自守；跨国公司偏好经济自由化，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则要求保护自身的利益不受国外廉价劳动力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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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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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罗伯特·基欧汉的概括是：“简而言之，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际关系行为者追求财富和追求权力的互动作用。基本原则是：第一，权力分配影响财富分配，生产力及财富的变化也反过来影响权力关系；第二，权力、财富本身经常处于变化状态，两者关系变化趋于剧烈化。”(76)罗伯特·利珀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涉及的主题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通过互动在国际层面上形成特定的关系(77)。斯蒂芬·克拉斯纳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研究“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要素”(78)。戴维·鲍德温则强调，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国家间关系中财富和权力的作用问题(79)。罗伯特·吉尔平也从当代世界体系论的角度指出，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体系”，其组成国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按照一定的经济规律行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一体系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性质、结构、功能、动力以及规律，重点是：研究作为人类行为之决定因素的经济活动（世界经济领域冲突逐渐重于国家政治集团的冲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全球等级制；研究现代世界经济的内部矛盾和不可避免的危机等。这些定义说明，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总体的综合分析理论，反映了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总和与相互关系。这里的世界政治是指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和权力分配，由于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世界长期呈现纷繁的竞争、均势和战争的格局；世界经济则指国际经济实力对比和财富分配，主要国际经济力量中心的存在、国际贸易和货币机制的运转以及世界经济秩序的改造，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国际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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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义的分析自然地引出了IPE的两个趋势：国际政治关系的经济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化，即重点转为研究经济化的国际政治关系和政治化的国际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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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趋势的观点主要见诸于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斯佩罗在这部专著中提出“政治因素导致经济后果”的三个原则(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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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治体系影响经济体系。国际经济的结构和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和活动。战后两个超级大国对立的冷战格局决定了国际经济体系的三重性：西方基于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通的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美国处于支配地位，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均凌驾于西欧、日本之上；东方苏联、东欧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虽然与西方有贸易来往、技术交流，但是基本上是独立（independence）于西方体系；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仍保持对西方体系的依赖关系（dependence），特别是在贸易、货币和投资方面。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多极世界趋向的出现，区域性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逐步演变为全球性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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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治因素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尤其是重大的经济决策通常由压倒一切的政治利益来决定。经济政策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如，赞成低关税政策和提倡贸易保护主义均是一定政治斗争的需要；禁运成了政治斗争的经济手段，与外交手段相辅相成；阿拉伯石油战争实质上是一场政治战争；外援更是成了服务战略目标、外交利益的常用的经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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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经济关系本身体现国际政治关系。财富是国际政治中敌对国家和集团力求获取的重要目标，获取财富的争斗包括争夺市场、原料等生产资料的角逐，而这一角斗与争夺权力和势力范围的冲突密切有关。如，石油输出国与输入国关于油价的冲突，第三世界抵制多国公司的渗透均反映了这一过程。从历史上看，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19世纪的自由贸易、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济分别代表了国际经济关系影响国际政治关系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历史的结论是，“经济实力是国际政治权力的最重要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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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另一发展趋势最早见诸于丹尼斯·皮雷奇斯的《全球经济政治学：国际关系的新内容》。皮雷奇斯声称，“世界经济政治学”这一新概念是“随着新技术革命出现的一门新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学科。”(81)其主要观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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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世界经济政治学的内容渊源于新技术革命的起因、发展和结果，重点是研究新技术革命对国际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影响，以及给国际社会带来的一系列新概念、新准则和新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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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具体来说，世界经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世界经济、生态、技术、伦理等问题”，包括：人口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粮食政治学、能源政治学、矿产政治学、技术政治学、发展政治学和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无非是强调，世界粮食、能源等供需问题、财富分配等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已成了国际关系中迫在眉睫的问题，“决定着世界经济政治学的性质”；上述八个方面的要素已成了“目前国际政治权力的新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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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强权政治转变为经济政治学的主要标志是“国际政治冲突的重心从东西方关系转向南北关系”和“全球相互依存趋势的不断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霸主地位明显衰落，西欧的独立自主倾向进一步发展，第三世界团结反霸出现新的政治觉醒，国际经济关系中从战后一国主导到多国调节的过程和国际政治关系中从两极走向多极的发展过程同时加速了。而集中体现这一加速过程的是“全球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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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关学者向笔者介绍的情况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在70年代后的一种新思潮，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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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更注重经济取向，注重国际政治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的结合。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理查德·纳尔森甚至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显示出“单行道”的趋势，就是说，国际政治学吸取国际经济学的原理，而不是相反。新时期的学者们试图通过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形成一个新学派，以促进社会科学领域这一交叉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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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国内政治取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有的是从国际机制研究转向国内机制研究，有的是从国际体系研究转向国家层次研究，这样就逐步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内政治取向的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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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加注重比较研究，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相互依存论的比较，与国际机制论的比较，以及与世界秩序论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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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研究内容上更具体细致，特别是在国际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及其结果以及国内因素如何影响一国的对外政策。具体的研究内容涉及面越来越广，包括霸权稳定理论、霸权后合作理论、长波理论、贸易世界理论、理性选择论、相互依存论、国际机制论、依附论、微观管理与政策分析、国家经济手段分析、新结构分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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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IPE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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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流派之前，有必要提及它的理论渊源。戴维·鲍德温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不仅可追溯至近代早期的重商主义，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古希腊学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因为两人都十分忧虑对外贸易对城邦的腐蚀作用。在西方学者中对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史较为看重的当属自成一体的英国学者。享有盛誉的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就为硕士研究生专门开设“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一课。该课程采用宏大的历史和跨学科视角，把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史视为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课程系统地涉及亚当·斯密的重商主义、苏格兰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格兰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德国新自由主义、后凯恩斯新古典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公共选择、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自由制度主义、宪政经济学、卡尔·波拉尼政治经济学等思想流派。可以说，这样的一门课程是拓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挖掘其思想深度的一种颇有价值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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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崛起还激发了西方国际关系学者重新看待国际关系史的反思热潮。由于以往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多侧重大国外交、战争、国际政治秩序安排等政治类事务的探讨，注入国际经济因素的新型国际关系史研究立刻呈现出非同寻常的面貌。目前比较典型的研究专题包括近代以来国际经济依赖与主权制度的互动史、19世纪后期英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作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纳粹德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政策、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转型的历史原因与过程等。可以预料的是，待各个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史的研究都积累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一部整体感更强的国际关系史教材会呈现在高校学生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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