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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研究内容上更具体细致，特别是在国际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及其结果以及国内因素如何影响一国的对外政策。具体的研究内容涉及面越来越广，包括霸权稳定理论、霸权后合作理论、长波理论、贸易世界理论、理性选择论、相互依存论、国际机制论、依附论、微观管理与政策分析、国家经济手段分析、新结构分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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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IPE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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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流派之前，有必要提及它的理论渊源。戴维·鲍德温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不仅可追溯至近代早期的重商主义，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古希腊学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因为两人都十分忧虑对外贸易对城邦的腐蚀作用。在西方学者中对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史较为看重的当属自成一体的英国学者。享有盛誉的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就为硕士研究生专门开设“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一课。该课程采用宏大的历史和跨学科视角，把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史视为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课程系统地涉及亚当·斯密的重商主义、苏格兰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格兰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德国新自由主义、后凯恩斯新古典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公共选择、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自由制度主义、宪政经济学、卡尔·波拉尼政治经济学等思想流派。可以说，这样的一门课程是拓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挖掘其思想深度的一种颇有价值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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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崛起还激发了西方国际关系学者重新看待国际关系史的反思热潮。由于以往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多侧重大国外交、战争、国际政治秩序安排等政治类事务的探讨，注入国际经济因素的新型国际关系史研究立刻呈现出非同寻常的面貌。目前比较典型的研究专题包括近代以来国际经济依赖与主权制度的互动史、19世纪后期英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作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纳粹德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政策、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转型的历史原因与过程等。可以预料的是，待各个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史的研究都积累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一部整体感更强的国际关系史教材会呈现在高校学生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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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包括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但一与具体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倾向相结合，每个范式内部就又会衍生出许多具体的研究路径来，如自由主义内部的跨国主义、多元主义，现实主义内部的重商主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世界体系论、依附论、阶级论国际主义等。从这些范式可以看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三门学科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影响，也不难发现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大范式留下的印痕。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主要研究阵地，除了各大高校有关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院系研究中心之外，还包括一些著名的思想库如布鲁金斯学会，一些顶尖的学术类杂志如《国际组织》、《国际政治经济学年鉴》，一批高层次的丛书如“康奈尔政治经济学研究丛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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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述，他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有三个主要流派：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82)。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流派继承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理论，认为在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和分析单位中，个人是主要行为者；而个人是理性的功利主义者；个人实现其特定的功利靠的是自由贸易。该流派所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1）强调政府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其主要职能是为市场提供必要的保障和基础；（2）主张通过建立国际机制来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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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流派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其基本观点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中，阶级是主要行为者；坚持阶级分析法，不同的阶级都为自身的经济物质利益而行动和斗争；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是通过资本对劳工的剥削，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该流派所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1）强调现代社会存在着劳资的对立和对抗，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2）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也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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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流派则仍坚持摩根索为代表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民族国家是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行为者；民族国家是理性的国际关系角色；民族国家在对外关系中最大限度地追求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该流派所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1）权力表现为对资源、对角色、对事件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追求有利于自身的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是国际关系的核心；（2）民族国家应重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关系，通过冲突、竞争、合作等多种形式来实现其对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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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是西方学者对上述三个流派进行的简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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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几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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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80年代得到迅速的发展。“该领域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学，而且还涵盖了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冷战结束后，人们的注意力转向该领域的核心问题：市场和国家如何互动。”(83)90年代初起，爱德华·埃尔加出版公司出版了一套关于IPE的丛书，包括戴维·鲍德温主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概念》（1993）、约瑟夫·葛里可主编的《国际体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1993）和奥伦·杨主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制度》（1996）等。如今，IPE研究的面已大大拓展，所涉及的概念和研究领域有19个：权力、相互依存、依附、交换、比较收益、剥削、互惠、合作、经济治国方策、资本主义、发展、重商主义、帝国主义、保护主义、一体化、霸权、自由主义、无政府状态、机制。随着国际关系进入冷战后时代，在全球化大趋势的推动下，IPE的影响渐强。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思路的领域，这是一个我们在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不可忽视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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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角度看，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的思路研究国际关系的问题，因而不同于从社会学、人类学等路径考察国际关系的知识体系。斯蒂芬·克拉斯纳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特定方法论总结为“理性主义”，并认为这种方法论在促进科学知识的积累方面绝对优于其他的方法论。克拉斯纳的这一论断是否正确，部分地可以通过目前正在进行的“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论战得到验证。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它的“理性主义”基石的牢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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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置于真空之中的。如果权力与利益论是“冷战理论”的话，那么，国际政治经济学可称为“后冷战理论”。它不仅是挑战现实主义的有力武器，而且还是新时期的“遏制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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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关系问题。在考察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时，是前者决定后者，还是后者决定前者？两者的内在联系如何？从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恩格斯说：“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84)这是我们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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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马列主义上述原则来衡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种趋势均是不同程度上割裂了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的辩证关系。政治关系的经济化，把经济对政治的影响强调到不适应的程度，以“共同经济利益”掩饰霸权主义的扩张；经济关系的政治化，则过分地强调政治因素，视世界政治为决定因素，“霸权稳定理论”盖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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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基欧汉认为，战后基本上是两个学派的分歧构成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其一是现实主义学派，强调世界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国的权力分配和冲突决定国际关系的性质，拒绝对世界经济基础进行分析；第二是结构主义学派，强调经济相互依存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突出共同经济利益的重要性。这两派的共同缺陷正好是从相反角度孤立和割裂了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的内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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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新技术革命的关系问题。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新技术革命的直接产物，是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发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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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新技术革命作为生产力的又一次飞跃发展，必然会带来生产的国际关系的显著变革。历史上第一次技术革命促使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形成，扩大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第二次技术革命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强对经济落后国家的掠夺和压榨，在生产的国际关系中，资本的输出与输入较之原有的商品交换关系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垄断代替了竞争；第三次技术革命促进跨国公司的发展，形成多层次的网络型的横向联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合也将得到加强，民族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与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矛盾也将加剧。发达国家在“全球相互依存”的口号掩护之下，企图以跨国公司和安全援助的形式继续维持经济优势。这一形势当然是不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为了扭转逆势，迎接挑战，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制定积极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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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以托夫勒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马列主义是在第二次浪潮的工业社会里出现的，第三次浪潮，即新技术革命，将形成信息社会，信息关系压倒一切，经济合作成为生存原则，霸权自动消失，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不灵了，过时了。十分明显，“世界经济政治学”、“霸权后合作理论”等，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用来削弱或取代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新企图。它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在研究新技术革命的同时不要忽视在“第三次浪潮”中泛起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种种新理论。我们应该重视和加强对这些新理论的研究，这是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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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培养新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而努力。不少美国学者认为，为了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这门交叉的新兴学科，培养新一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是一个十分迫切、十分重要的任务。美国目前一代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不是从政治学转向经济学（如吉尔平、基欧汉、鲍德温等），就是从经济学转向政治学（如库珀、纳尔森等），因此，在他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中存在某些缺陷（前者身上的这种缺陷更为明显）是不足为怪的。纳尔森曾说过，今后的新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将既懂政治学又懂经济学，“在他们头脑里应两者兼而有之。”实现这一任务的进程在美国业已开始。这使我们联想起我国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重任，而要使之成为现实，关键之一是培养掌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熟知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以及其他有关学科的新一代理论学者。这是当务之急，又是百年大计。在这方面，我们不仅应该而且能够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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