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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角度看，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的思路研究国际关系的问题，因而不同于从社会学、人类学等路径考察国际关系的知识体系。斯蒂芬·克拉斯纳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特定方法论总结为“理性主义”，并认为这种方法论在促进科学知识的积累方面绝对优于其他的方法论。克拉斯纳的这一论断是否正确，部分地可以通过目前正在进行的“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论战得到验证。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它的“理性主义”基石的牢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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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置于真空之中的。如果权力与利益论是“冷战理论”的话，那么，国际政治经济学可称为“后冷战理论”。它不仅是挑战现实主义的有力武器，而且还是新时期的“遏制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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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关系问题。在考察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时，是前者决定后者，还是后者决定前者？两者的内在联系如何？从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恩格斯说：“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84)这是我们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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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马列主义上述原则来衡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种趋势均是不同程度上割裂了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的辩证关系。政治关系的经济化，把经济对政治的影响强调到不适应的程度，以“共同经济利益”掩饰霸权主义的扩张；经济关系的政治化，则过分地强调政治因素，视世界政治为决定因素，“霸权稳定理论”盖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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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基欧汉认为，战后基本上是两个学派的分歧构成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其一是现实主义学派，强调世界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国的权力分配和冲突决定国际关系的性质，拒绝对世界经济基础进行分析；第二是结构主义学派，强调经济相互依存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突出共同经济利益的重要性。这两派的共同缺陷正好是从相反角度孤立和割裂了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的内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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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新技术革命的关系问题。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新技术革命的直接产物，是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发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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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新技术革命作为生产力的又一次飞跃发展，必然会带来生产的国际关系的显著变革。历史上第一次技术革命促使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形成，扩大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第二次技术革命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强对经济落后国家的掠夺和压榨，在生产的国际关系中，资本的输出与输入较之原有的商品交换关系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垄断代替了竞争；第三次技术革命促进跨国公司的发展，形成多层次的网络型的横向联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合也将得到加强，民族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与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矛盾也将加剧。发达国家在“全球相互依存”的口号掩护之下，企图以跨国公司和安全援助的形式继续维持经济优势。这一形势当然是不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为了扭转逆势，迎接挑战，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制定积极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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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以托夫勒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马列主义是在第二次浪潮的工业社会里出现的，第三次浪潮，即新技术革命，将形成信息社会，信息关系压倒一切，经济合作成为生存原则，霸权自动消失，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不灵了，过时了。十分明显，“世界经济政治学”、“霸权后合作理论”等，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用来削弱或取代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新企图。它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在研究新技术革命的同时不要忽视在“第三次浪潮”中泛起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种种新理论。我们应该重视和加强对这些新理论的研究，这是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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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培养新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而努力。不少美国学者认为，为了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这门交叉的新兴学科，培养新一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是一个十分迫切、十分重要的任务。美国目前一代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不是从政治学转向经济学（如吉尔平、基欧汉、鲍德温等），就是从经济学转向政治学（如库珀、纳尔森等），因此，在他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中存在某些缺陷（前者身上的这种缺陷更为明显）是不足为怪的。纳尔森曾说过，今后的新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将既懂政治学又懂经济学，“在他们头脑里应两者兼而有之。”实现这一任务的进程在美国业已开始。这使我们联想起我国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重任，而要使之成为现实，关键之一是培养掌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熟知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以及其他有关学科的新一代理论学者。这是当务之急，又是百年大计。在这方面，我们不仅应该而且能够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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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节 国际机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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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义与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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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regime）一词源于拉丁文regimen，意指“规则、指导、指挥、管辖”。法语中的régime是“合法的规则和原则体系”的意思。《牛津英语词典》中“机制”一词的释义为“方式、方法或规则、管理，或指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体系或机构”。联合国国际法庭在1980年曾宣布，“机制”是“具有自制力的外交法律规则”以及“法规和规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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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国际机制(85)提出了多种定义，但最典型、被引用得最多的是以下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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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蒂芬·克拉斯纳认为，国际机制是指“在某一特定问题领域里组织和协调国际关系的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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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纳德·柏契拉和雷蒙·霍普金斯认为，国际机制是一种国际行为的特定模式，存在于国际关系中每一个带实质性问题的领域，任何一种共同的国际行为模式都伴随着相应的“原则、准则和规则”。简言之，国际机制就是“国际行为的机制化”(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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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奥伦·扬等人则提出，国际机制是指国家间的多边协议，旨在协调某一问题领域的国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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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三种典型的定义可归纳出国际机制的三个要素：共同的国际行为模式，协调国际间关系的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以及限制在某一特定的问题领域。其中的核心是“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原则是指“对事物的信念，因果关联和忠诚的行为”；准则是指“行为的标准、权利与义务”；规则是指“行为的具体的准绳”；决策程序是指“作出和贯彻集体决定的主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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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克拉斯纳曾对原则和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两组概念的区别作了分析：首先，原则和准则体现机制的基本特征，同样的原则和准则可能会有许多与之相一致的规则和决策程序。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变化只是在机制内部的变化，不会带来机制性质的改变；而原则和准则的变化却是机制本身的变化，会导致该机制性质的改变。当旧的原则和准则消失时，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旧机制从某一特定领域消亡或者代之以一个新的机制。冷战后，新的国际关系格局正在逐步代替旧的国际关系格局，就是这一规律的反映。其次，一旦出现关于国际问题的重大政治论争，一般是更多地关系到机制的原则和准则，而较少涉及到规则和决策程序。如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造国际经济秩序，使之建立在真正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它们希望的是国际经济机制的原则和准则起根本变化，而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变化是次要的。第三，必须把机制的变化与机制内部或基于机制之间的变化区别开来。机制的变化是原则和准则的变化，机制内部的变化是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变化，机制之间的变化表明原则和准则或者准则和决策的不一致，而如果某一机制削弱了，则说明这一机制与其实践行为不相协调，就需要加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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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制的概念于1970年始用于政治经济分析。整个7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情况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向受到了挑战。首先是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决策的实质》问世，提出深入到政府决策层次来研究对外政策，他的“合理行为者，组织过程和政府政治”三模式，突破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模式。接着，在1975年，约翰·拉吉率先将国际机制概念用于分析国际组织，并提出三种制度化层次的观点：一种是观点上的，被拉吉称之为认知共同体；第二种是国际机制，指的是各国共同承认的一些规则和约束性制度，国家间的组织活动和财务投入都是依照国际机制进行的；第三种就是正式的国际组织(88)。拉吉与其他学者一起，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国际体系中的跨国组织和政府间行为者，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所占据的支配地位开始动摇了。原先热心于国家权力、国家利益、军事冲突、国家安全等“高级政治”的学者也转向“低级政治”，即国际合作和经济发展，以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美苏缓和、越战结束、世界经济恶化、第三世界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冲突”论已无力解释现实，国际机制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与相互依存论等应运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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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拉吉之后，国际机制的概念和思想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地位不断上升。1977年，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以较大的篇幅初步探讨了国际机制的理论问题和案例分析。1983年，斯坦福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斯蒂芬·克拉斯纳主编出版的《国际机制》一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国际机制的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和不同流派的观点，是集70年代至80年代初这方面研究成果之大成。它强调国际机制旨在：（1）改变国际利益的狭隘观念，主张以合作互利的长远利益代替争夺权力的眼前利益；（2）国际机制并不意味主权的转移或放弃，而只强调各国的共同责任和采取一致行动；（3）国际机制为国际关系角色同时提供机遇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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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国际机制的研究课题经历了四次转移：从最初国家对外目标的扩大到全球相互依存的发展；从非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行为者的增多到国际合作形式的变化；从新自由主义发展为新自由制度主义，故又称为“国际制度理论”(89)；其研究范围也从区域性扩大到全球性，包括经济、政治、国际组织、人权问题、环境保护和军事安全等特定问题领域。有的学者指出：“国际机制应用于安全问题领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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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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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对国际机制的研究目前集中于两个方面：一般理论的研究和具体实例的研究。前者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其一是机制与其他因素的关联；其二是机制的维持、变化的动力和规律。后者研究特定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如核安全机制、国际人权机制、贸易机制、金融机制、能源机制、环境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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