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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制的概念于1970年始用于政治经济分析。整个7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情况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向受到了挑战。首先是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决策的实质》问世，提出深入到政府决策层次来研究对外政策，他的“合理行为者，组织过程和政府政治”三模式，突破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模式。接着，在1975年，约翰·拉吉率先将国际机制概念用于分析国际组织，并提出三种制度化层次的观点：一种是观点上的，被拉吉称之为认知共同体；第二种是国际机制，指的是各国共同承认的一些规则和约束性制度，国家间的组织活动和财务投入都是依照国际机制进行的；第三种就是正式的国际组织(88)。拉吉与其他学者一起，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国际体系中的跨国组织和政府间行为者，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所占据的支配地位开始动摇了。原先热心于国家权力、国家利益、军事冲突、国家安全等“高级政治”的学者也转向“低级政治”，即国际合作和经济发展，以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美苏缓和、越战结束、世界经济恶化、第三世界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冲突”论已无力解释现实，国际机制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与相互依存论等应运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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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拉吉之后，国际机制的概念和思想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地位不断上升。1977年，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以较大的篇幅初步探讨了国际机制的理论问题和案例分析。1983年，斯坦福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斯蒂芬·克拉斯纳主编出版的《国际机制》一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国际机制的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和不同流派的观点，是集70年代至80年代初这方面研究成果之大成。它强调国际机制旨在：（1）改变国际利益的狭隘观念，主张以合作互利的长远利益代替争夺权力的眼前利益；（2）国际机制并不意味主权的转移或放弃，而只强调各国的共同责任和采取一致行动；（3）国际机制为国际关系角色同时提供机遇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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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国际机制的研究课题经历了四次转移：从最初国家对外目标的扩大到全球相互依存的发展；从非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行为者的增多到国际合作形式的变化；从新自由主义发展为新自由制度主义，故又称为“国际制度理论”(89)；其研究范围也从区域性扩大到全球性，包括经济、政治、国际组织、人权问题、环境保护和军事安全等特定问题领域。有的学者指出：“国际机制应用于安全问题领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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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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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对国际机制的研究目前集中于两个方面：一般理论的研究和具体实例的研究。前者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其一是机制与其他因素的关联；其二是机制的维持、变化的动力和规律。后者研究特定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如核安全机制、国际人权机制、贸易机制、金融机制、能源机制、环境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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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方学者的论述，大致可把国际机制的基本特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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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后，随着国际组织的发展，国际社会机制化（或叫国际组织化）日趋明显。机制化要求国际社会成员国的行为受制于被普遍接受的准则、规则和惯例。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正是这一趋势的产物。国际机制并不是说国家自始至终在一切领域高度地受制于国际组织化安排，也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忽视自身行为对别国产生的影响，国际机制只是强调，国家行为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的主导原则和准则。除了国际政府间组织和跨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之外，国际机制还十分重视国际惯例的制约力量。国际惯例是“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的重要补充，“机制”是明确的准则或组织化，“惯例”则是国家间约定俗成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惯例，国家之间的和平磋商和相互理解是困难的。”(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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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和罗伯特·基欧汉一样，斯坦利·霍夫曼也认为“国际机制反映了国际关系学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理想化的世界模式”(92)。霍夫曼称“新自由主义机制化”为“变革派的自由主义策略”，旨在“把国际体系发展为全球机制”(93)。其基本要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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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国际机制应为各个国家提供更多的沟通渠道，使国际体系更加“公开化”，如联合国的多功能作用就是实例。另外，扩大跨国接触和国际交流也是增加国际机制透明的重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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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这一原则要求出现更多的能限制国际上非道义的侵权行为的国际机制安排，可靠性来源于合法性，如联合国等组织应被赋予更大的执法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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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性。应建立强有力的集体机制，扶善抑恶。侵略者必受惩罚。国际机制应有利于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反对侵略，打击恐怖主义，制止种族灭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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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国际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是基于各国这样的共识：无论各国在对外目标和国际义务上有多少差异，它们都应承担超越国界的道义上的责任，在主持正义、消除贫穷、制止侵略、共同发展等方面采取一致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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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武力。国际机制反对单纯为了一国的利益而使用武力（大多数国家所同意的为了共同目标的合法使用除外）。在全球冷战时代，使用武力的问题留下了令人担忧的记录。如今，国际机制应把重点放在解决使用武力的问题上，特别是建立核军备控制和核非扩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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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机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国际机制不是自然地形成的，也不是自然地得到发展的，它的形成和发展必须具备一些特定的条件。霍夫曼认为，首先，必须有一个在国际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其机制的原则和准则也许不是最佳的选择，但是由于其全球影响力，这些原则和准则往往自觉地或被迫地被大家所公认；其次，有关的国际关系实体（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等）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安全和发展；第三，有关各方同意“得大于失”的谈判和协商手段是解决国际危机的最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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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基欧汉从新自由主义角度提出了国际机制形成和发展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国际社会行为者必须具有某些相同的利益，说明双方均可从合作得到好处。没有共同的利益，仍会有国际惯例，但不可能形成国际机制，如国际安全机制，国际贸易机制。另一个前提是，国际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变化要对国际行为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如果世界政治的机构和机制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强调国际社会组织化的变化与国家行为的变化就毫无意义。因此，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国际机制与上述两个前提的关系图示如下(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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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机制的最大功能是“制约和调节国际社会角色的行为”(95)。它的功能性特征包括：首先，国际机制是一种主观现象，是主观的产物，它反映国际机制参与者对合法、合适、合理的道义行为的理解、期望和信念。在既具地缘又具功能性质的国际组织中国际机制最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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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任何一种国际机制都包括决策程序的有关准则。因此在分析一种国际机制时，不仅要把握其主要的原则和准则，还要了解其决定具体政策和规则的一般准则。具体来说，就是不仅要知道谁参加该机制，什么利益占主导地位，而且还要了解进行决策、维护决策的细则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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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任何一种国际机制还包括体现正统的思想和预测行为变化的主要原则。因为这些主要原则关系到国际机制参与者的等级安排、准则的实施情况和机制的潜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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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每种国际机制都拥有一批精英分子或集团，他（它）们是机制内的实际行为者。一般来说，各国政府是大多数国际机制的官方参与者，而政府代表又基本上都是各国的重要决策者，即精英，这些精英对国际机制的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的理解、共识，对形成和维系国际机制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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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国际机制存在于国际关系的每一个问题领域。哪里有行为发生，哪里就有机制；哪里需要调节集团或国家行为，哪里就有国际机制。经济领域最易形成国际机制，但最重要的还是国际安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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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就其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国际机制的类别可以分为三组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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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是特定机制与一般机制。美国国际机制学者唐纳德·柏契拉和雷蒙·霍普金斯认为，任何单一的国际机制都无法囊括全球问题，但各问题领域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与日俱增。因此，目前国际机制出现的一个趋势是，“特定机制往往被包容在一般机制中”，如美苏战略核武器谈判机制与大国合作机制的关系。特定机制的原则和准则等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基础建筑”，一般机制的原则和准则等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上层建筑”(96)。因此，第一组两种机制的关系实际上是处理国际机制的“基础建筑”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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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是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一些国际机制是由国际组织或机构正式认可并监督实施的，它们就是正式机制，如欧洲货币体系和国际红十字会。相反地，更多的国际机制是非正式机制，它们只是参与者之间的“君子协定”，为了各自的利益达成某些联系，如70年代美苏缓和，就是双方为了控制冲突，避免核升级而建立的一种松散的机制，当然也伴随着一些监督实施手段，如热线电话和赫尔辛基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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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是进化机制和变革机制。机制的变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改变原则，但准则不变；二是推翻准则，以导致原则的改变。前者的变化，是在机制的程序准则之内发生，这种机制就叫做“进化机制”，这种进化现象并不带来参与者权力分配方面的变化，不影响机制的权力结构和“博弈规则”。而“变革机制”是指机制的权力机构和利益分配起了变化，本来的原则和准则也随着变化，机制内原处于劣势的参与者上升为优势者，重新确定有利于自身的新的准则和规则，这样，就开始了机制变化的新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