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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维护国家安全是两种体系存在的根源和目标。不论是两极均势还是多极均势，国家安全是第一位的。集体安全同样如此。在集体安全体系中，各国仍将国家安全考虑放在其联合国政策的首位，维护国家安全是权力均势和集体安全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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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发的还是人为的？长期以来，现实主义者、新现实主义者以及新自由主义者都一致认为国际政治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即缺少中央集权制政治体制在国际关系中制定和实施法律的状态，而不是出现了骚动和混乱。权力均势和集体安全都摆脱不了这种残酷的现实。所不同的是，前者只能被动的适应这种无政府状态，而后者则试图通过国家安全的合作改变国家面对国际政治自助体系无能为力的被动局面。集体安全本来就是针对权力均势的危险性及历次残酷的战争后果而设计出来的。人们设计和实践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它把弱小国家在权力均势的危险境地中解放出来，是为了改变国际政治“适者生存”的情况，同一国政府要保护“老弱病残孕”的政策一样，保证弱小国家和强国享有同等的基本利益和权利，将它们的国家安全置于和大国的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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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两种体系中的集体问题及其对策。均势和集体安全都存在着一个对某一个国家的不信任问题。前者强调对国家实力的不信任，后者则强调对国家对外政策和意图的不信任。权力均势强调平衡政策，集体安全强调改变他国政策的政策。两者的对策虽然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可谓“殊途”而“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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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竞争型还是合作型？在均势体系下，各国的安全利益是相互竞争和相互对抗的。集体安全体系则不同，它认为国家安全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国家应加入到任何别国的反侵略战争中去，安全合作是第一位的。均势认为，只有自己的安全面临危险时，一国才加入反对侵略者的行列；集体安全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任何地区的侵略都在威胁它的安全。在均势体系下，主权国家对于是否支持受害者应有选择的自由；在集体安全体系下，各国应全盘反对战争，并应毫无保留地支持战争的受害者，集体安全是合作性的、协调性的，在本质上与均势体系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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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结盟有没有对象？在均势体系下，由于国家安全的竞争性和对抗性，国际关系充满了冲突与动荡。一个国家除了利用自助手段保护国家安全外，结盟的现象也很普遍，而且是多变的。在一个国家的安全威胁减小或消失时，它可能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自保；而在面临更大的安全威胁时，它可能抛弃原来的联盟而加入到另一个联盟中去。联盟所针对的对象是清楚的，有共同的危险和敌人是联盟建立和存在的前提条件，没有目标的结盟行为是不存在的，也是不能持久的。与权力均势体系的结盟观截然相反，集体安全体系认为，国家不能与他国结盟或结盟对抗另一国。均势体系中有“许多”世界，而集体安全中只有“一个”世界，它包括所有国家，“世界不是分成我们这个集团和他们这个集团”，威胁来自“我们这个集团中的一个”，它需要“我们所有其他国家共同对付”(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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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体系和集体安全体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两者都是通过使用军事威慑和诉诸武力这一最后的手段达到目的的。在均势体系下，使用军事威慑手段是非常平常的事，具体表现为提高军事装备的质量，增强军事人员的作战能力，最终表现为增强军事实力，达到威慑目的。集体安全提高绝对优势的集体力量达到威慑可能的侵略者的目的，所不同的是，它具体不是表现为增强各成员国的军事实力，而是聚集更多的国家，成员国越多，集体力量就越强大，它假设所有国家的军事力量之和大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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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集体安全的未来和冷战后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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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后时代，随着国际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国家安全观的变迁，许多国际性安全组织也不得不面对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制定出新的对策和发展计划。令人感兴趣的是，集体安全思想在冷战结束初期一度重新兴起，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热门话题，显然是与联合国在海湾战争和冷战后的维和行动中作用的上升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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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冷战结束是联合国集体安全实践的分水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四十多年间，联合国因受制于两极均势体系而无所作为，尤其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形成的大国均势使集体安全体系中的大国一致原则成为一纸空文。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与两极体系的结束，大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势头有增无减。在后冷战时代，新的均势逐步形成并顺利运作，在这种形势下，集体安全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关键要看大国关系如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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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海湾战争以来的大国安全合作与美国的强权政治。海湾战争是集体安全体系中大国合作的一个典型范例。但是，这种大国合作也具有偶然性，苏联解体后，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俄罗斯的地位在下降。冷战结束以来的安理会实际上处于非均势的大国关系中，西方国家仍极力要把联合国变成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的工具。看来，大国合作很容易成为权力均势的“副产品”，而不是集体安全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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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冷战后大国关系走向与世界新秩序。从近些年来国际关系的发展来看，新的国际秩序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1）大国关系的调整是在总体国际形势稳定与和平的情况下进行的；（2）在大国关系调整过程中，合作大于冲突，大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的利益共同点突出，20世纪末的大国关系从冷战刚刚结束时的大幅波动和动荡式调整转变为和缓、稳步、深化式调整；（3）大国关系调整仍在进行当中，并要经过很长一段时期才能完成，因为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兴衰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稳定下来，只有大国关系框架形成和稳定下来后，新的国际格局才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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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大国关系与世界秩序是密切相关的、相辅相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大国关系的好与坏决定着世界秩序的和平与动荡；反过来讲，世界秩序稳定了，大国关系也会好转，如果世界秩序遭到破坏，大国关系也会因此出现波折。目前看来，冷战后的大国之间双边和多边关系进一步改善，安全合作趋势进一步加强。这种国际形势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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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体安全的下一个低潮期？自从集体安全思想得到尝试以来，它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各国之间的共识和合作的加强是集体安全思想不断受到支持和扩大的主观条件。与此同时，国家间政治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和全球化的发展，为集体安全思想的实践提供了客观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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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集体安全思想的复兴与以往有所不同，它是在无世界大战发生的情况下兴起的，而且复兴持续时间长，实践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功，这主要是因为大国关系持续稳定和国际形势持续缓和。不过，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由于大国关系仍是决定因素，权力均势的作用有可能增强，集体安全能否受到削弱，要看这种均势的消极作用有多大。联合国作用的上升取决于集体安全与权力均势两种形式的政策和手段能否持续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否会严重影响各国尤其是大国的国家安全。只要大国关系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合作就会大于冲突，协调多于摩擦，从而为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发挥有效作用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相反，如果21世纪的大国关系的缓和势头出现逆转，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多，那么，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作用将会再次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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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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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上书，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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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上书，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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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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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上书，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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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上书，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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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上书，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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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上书，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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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书，第4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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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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