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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缘经济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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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国际政治时代，商业或工业上的目标与战争和外交目标相比通常是第二位的，国家安全与生存才是第一位的。贸易对手之间发生战争时，随着双方互惠贸易关系的中断，经济利益就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如果安全上需要和其他贸易国家结盟来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时，盟友之间经济利益竞争也就变成了次要的因素。相比之下，维护联盟是绝对第一位的，因为联盟的目的是生存而不仅仅是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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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逻辑，就不难理解冷战时期美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商业纠纷（如冷冻鸡肉、微锌片、牛肉或其他问题），以及美国和日本之间自20世纪60年代的纺织品至90年代的超级计算机的所有商业摩擦为什么得以压制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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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冷战结束以后，军事威胁和军事联盟的重要性在逐渐削弱，地缘经济的地位相应得到提高。各国最担心的是贸易争执所引起的单纯经济后果，而不是政治和军事后果。“如果国家之间内聚力必须要由单一的外来威胁来维持时，那么这种威胁现在一定是经济的，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地缘经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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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或者说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是不是已经走向了一个新的“重商主义”时代？这个问题是认识当今国际政治的关键之一。传统的重商主义思想的目的是获取外汇储备（黄金），有了黄金就可以用它支持战争，并获得胜利；没有它就可能会遭到失败。黄金是重要的军事力量之一。因此，重商主义的目的非常有害：如果只出口不进口，所有的贸易链最终都将遭到破坏而中断，同时黄金也积聚在某些势力手中。重商主义是一种经济行为，但它的目的却是政治性的。传统重商主义思想的最大弱点就是它总是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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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缘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其本身的社会性和经济性，比如如何扩大产业服务中就业的最大化。从国家内部讲，任何收益都不会加强统治者的力量，而是促进就业；从对外影响讲，追求地缘经济并不靠进口限制或高关税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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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重商主义时代，竞争的根源和手段在严格意义上都是经济性的。如果商业争执的确导致了政治冲突，它将表现为使用商业手段来解决问题，如或多或少地限制进口或暗中实行出口补贴、资助有竞争力的技术项目、提供竞争性的基础设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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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力或愿意推行地缘经济政策。一些私人企业通常需要寻求官僚机构、政治家、甚至公共舆论的支持。过去，他们可能要求政府进行关税保护，避免市场损失或失业，而现在不管他们是航空、电讯或生物技术等产业方面的领先企业，也不管他们是否有经济麻烦，它们都在使用地缘经济手段达到目的，如提供国家研究基金、共同投资或信贷融资等，官僚机构和个别政治家可能操纵大的私人企业实现他们自己的地缘经济目标，甚至选择一个特殊企业控制某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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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府与外国企业之间的冲突越来越突出。在地缘经济比较活跃的国家，发展民族产业就必须反对国外私人企业，如美国政府必须反对空中巴士公司，以保护美国的飞机制造业。一个地缘经济竞争激烈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对私人企业，至少在高技术工业部门的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的时代。当它们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希望通过开发新产品实现主要产业突破时，却突然发现被另一个国家的“技术项目”所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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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未来的全球市场将更加开放，甚至没有贸易壁垒，没有竞争性贸易集团，诸如美欧、美日、欧盟与日本之间的贸易纠纷可能导致集团间贸易壁垒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实际上，除了农产品贸易纠纷外，欧盟和美加墨之间没有难以调和的经济矛盾，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在严格意义上讲贸易集团，更不用说竞争性的贸易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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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贸总协定（GATT）在1948年1月1日成立时，要求成员国一步步削减或取消所有贸易壁垒，GATT在国际贸易中引入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即任何成员国之间达成的任何削减贸易壁垒的协议都将自动适用于其他所有成员国。与此同时，违背GATT这一原则的单边贸易措施却一直在成员国中扩散，甚至在许多国家中，非关税贸易壁垒在日益增加，而不是在逐渐减少。当美国国会实施1974年贸易法案中的“301条款”时，它的起草人还非常谨慎，以保证它的语言和目的和GATT规则相一致。在301条款下，美国总统被授权对外国限制进口的壁垒采取行动，首先，美国贸易代表被授权调查受到怀疑的、不公正的外国贸易行为，如果事实存在，他们将受到美国政府的贸易制裁。在这点上，总统必须提醒外国政府，在某一天，美国将对其采取具体的报复措施，除非它取消壁垒，没有公开的宣布或威胁，一切都是在平静的外交中进行的。可是，当美国国会在1988年通过“特殊301条款”的立法后，这种忍耐就没有了。美国贸易代表必须每年公开有非正当贸易壁垒行为的国家名单，并指出“主要的”贸易壁垒及主要国家；它为这些国家设定补救办法和固定的时间表，如果不取消壁垒就要采取报复手段。这样，总统不再是谨慎行事，而必须提出公开的贸易威胁，也不再是悄悄地收回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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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并不少见，各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担心正是来自对“地缘经济”的考虑。日益加深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国家的经济政策更具竞争性，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如何管理这些相互竞争的国内政策将不仅对国际经济而且对国际安全和政治关系都具有深刻的意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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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争夺高技术产业领先地位的地缘经济斗争正在影响到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影响到它们与其他重要贸易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强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要遏制贸易战，最可靠的办法是要各方关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具体来说，各国政府是否服从“以经济利益为代价获得相互收益和政治力量为代价寻求相对得益”的大势，或者他们能否设计规则制度，用一种机构的适当力量来稀释经济冲突加剧的潜力，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发动贸易战的政治和经济代价高于收益的话，贸易战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果在经济联盟中缺少一个共同的敌人时，贸易战也可能表现为个别国家的地缘经济行为，到那时，惩罚者和被惩罚者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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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认为，在冷战后时代，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国际关系中的根本特征由两种不同制度间的冲突转变为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战略分歧。这种“地缘经济”威胁表现为国家间的产业优势竞争。在世纪之交和21世纪，面临日益复杂的国内经济问题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主要的经济现代化国家如何管理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进入政府间争夺全球市场的“现实经济（realeconomic）”中，面对未来的国内和国际挑战，政府的经济战略应变能力如果不稳定，这种趋势将威胁到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融合，那时，地缘经济也将进入了转折、困难和复杂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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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地缘经济学引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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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地缘经济学把研究重点放在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斗争上，它为本国经济地位所表现出来的担忧，并不是在发展中国家就不存在。尽管目前国际经济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是在发达国家之间，但是，其中的问题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并且还可以引起我们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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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斗争将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斗争，虽然这场斗争最直接的表现是跨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经济上的斗争，但是，其实质是国家和国家之间、政府和政府之间、政策水平和政策水平之间的较量，斗争主要表现为以进攻型为主、防守型为辅的形式。在进攻型斗争中，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本国企业进行支持和帮助；在防守型斗争中，政府利用关税等办法把外国的商品挡在国门之外。在这种一出一进中，发达国家政府干预的作用决不可低估。中国今天虽然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且鼓励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去摸爬滚打，但是，如果一味地忽视政府在国际经济斗争中的作用，仅仅让中国的企业自己去闯，去锻炼，则会使中国企业的奋斗进程相当困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府对企业是放手，还是捆住，而在于政府在参与企业经济活动中对“度”的把握。冷战结束后，国家之间政治斗争仍然存在，而国家之间的经济斗争变得更加尖锐。国家之间经济斗争的终极结果往往不是一目了然的，斗争的形式也不是那样的刀光剑影，这种斗争充分体现的是一国的经济政策水平和政府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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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的目标再不是争夺领土，而是抢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种争夺国际经济主导地位成功的希望则是在高科技领域。如果一个国家在新的世纪中在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和新材料等领域中领先，它就会首先控制其产品的专利权。这种专利权将使它一定程度上能够操纵和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而又不会受限于传统工业产品经常为之苦恼的关税壁垒。在这场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中，并不一定大国就必定胜利，具有很高国民素质的小国，如果能够在新兴工业中取得科技成功，也有可能主导世界经济。因此，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人的因素——发明高科技专利的科学家是属于哪些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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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今天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克莱茵公式应当加以修改，改变的内容主要是在人和科技方面，新的公式应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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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力＝（领土＋工农业＋军事＋政府质量）×人的素质×科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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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以前的国际关系中，主要是主权国家在前台扮演主角；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企业和大公司承担了过去主权国家前台角色的相当部分。现在的国际关系，再不纯粹表现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经常表现为跨国公司和跨国公司、企业和企业、跨国公司和企业、跨国公司和国家，甚至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国际关系交叉发展的结果，在地缘经济的环境下，就使得企业在经济竞争中的发展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困难得多。当一个国家在选择某一生产领域作为国家发展的主导领域时，其他国家相关领域的企业在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下就将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一些企业会发现，在他们投入巨大资金开发高科技新产品时，他们的竞争对手是另一个国家的科技攻关项目。然而，在这里，却让我们有了新的思考。如果我国在21世纪中，在高科技产出的领域中，哪怕只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占有主导权，带来的成果则可以用滚动发展的办法推动新一轮的科技攻关，从而使中国经济不仅逐步走向繁荣，而且达到世界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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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地缘经济学家指出，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并不意味着国际合作自然会加强，国际市场将越来越开放。他们一方面认为，在发达国家之间将不会再有战争；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界流行的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战争将不可能打起来的观点提出质疑。他们指出，今后世界将很难说不会因经济问题引起战争。这里我们暂且不谈论他们的观点是否互相矛盾，本书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冷战后时代，战争的概念恐怕应当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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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意义上讲，国际战争最重要的内容是国家和国家之间进行的武装斗争。它是政治的继续。在人类以前的战争中，包括冷战时期，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方式都是热兵器的战争。但是，在今天的战争中，武装斗争再不是进行战争的唯一方式。因此，我们认为：战争的定义应当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比一般竞争和冲突要激烈得多的斗争，它既包括武装斗争，也包括非武装斗争，过去人们经常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斗争的根本内容是竞争对其他人和事务的控制权。政治斗争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经济利益的追求。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斗争是经济斗争的集中表现。冷战结束后，过去因经济利益而引起的斗争，在高科技时代，已经不再完全需要通过政治斗争乃至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了。一国对另一国的控制不再是对领土和政府机构的控制，而可以用直接的经济手段达到目的。因此，在经济利益、政治斗争和战争三者的关系上，过去的公式是：经济利益——政治斗争——战争（武装斗争）；今天的公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为：经济利益——战争（非武装斗争）。今天，虽然没有政治上的军备竞赛，却有经济上的“军备竞赛”——高科技产品的发明。没有战场但有市场，没有武装士兵却有高科技专家。人们应当记住的是，只要有战争就会有输赢。以前在战争中失败后，一国在经过3—5年恢复期后，仍然可发展繁荣；今天在战争中失败后，一国要重建繁荣就困难得多了。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这场“后冷战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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