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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现实主义式的思路不同，在新自由制度主义影响下的其他学者把冷战后时代的世界谱写成相互依赖和全球化趋势日趋加强、国际关系稳步迈向合作、和平与开放的乐观图景。民主和平论、国际制度论和跨国开放论在冷战后时代赢得了更多的拥护和支持者，他们相信，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也就是民主制度在全球得到普及、国际制度加速发展、跨国相互依赖日益稳固的“意识形态终结”了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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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世界经济领域的学者却有着另一番看法。他们侧重的是经济全球化浪潮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在他们眼里，冷战后时代的世界经济主要呈现出区域经济集团和全球一体化的双重趋势，与此同时，传统的经济国界不断萎缩。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急速发展的形势下，一些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冷战后时代国际关系的学者否认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坚持的国家中心论，认为传统的国际关系和国家的分别对于世界经济的运作不再具有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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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是不同于以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论者的第四种学者。他既不同意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家中心论，也不赞同经济全球化论者忽视国际关系中政治要素的做法。罗斯诺“后国际政治”（post-international politics）以表示冷战后时代国际政治的本质特征(36)。所谓“后国际政治”，主要表达三方面的意思。第一，它要说明，随着冷战后时代中跨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的兴起，以往界限较为明确的国内事务和国外事务如今不再泾渭分明，而是日渐让位于不断扩张的“国内—国外边界”（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因此，国际政治的时代正在被后国际政治的时代所取代。第二，后国际政治仍然强调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并以探讨新条件下世界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动为己任。第三，后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强调三个基本政治范畴（个人、集体和全球事务的整体结构）正经历重大变革。1999年2月10日，罗斯诺在会见笔者时说，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理论已不够用了，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应该寻求新的途径，以新的理论思路去反映变革的时代。两枝理论就是这样一种新思路。他还告诉笔者，他已出版了近60本书，但他认为最好的是体现“两枝世界政治”论的《世界政治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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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合论”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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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政治向后国际政治的转变促使罗斯诺提出一套系统的世界观以取代他认为不再合乎时宜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旧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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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称这一新世界观为分合论（fragmegration）。“分合论”是两枝世界政治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在讨论正题之前有必要对它作个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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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诺看来，全球化冲击下的后国际政治同时产生了分散化（fragmentation）和一体化（integration）两种矛盾而统一的趋势。分散化主要受次国家行为体的推动，而一体化则受跨国家行为体的推动。所谓“分合”，其英语单词即是把与分散化fragmentation中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与一体化integration中的后半部分“-gration”拼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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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笔下的世界观指的是一套拥有自己的本体论（ontology）、范式（paradigm）和理论（theory）的系统思维框架。罗斯诺依据本体论、范式和理论三项指标，对属于旧世界观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自己创造的新世界观分合论进行了对比。列简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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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分合论对照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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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作为占主流地位的两种世界观，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既有共同点，也有分歧之处。就本体论而言，两者都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而且国家间的边界是坚固而不可渗透的。这一点，反映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共同基础——国家中心论。但在范式上，现实主义强调国家间关系中冲突的一面，自由主义则强调国家间关系中合作的一面。于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最终阐发的理论反映出了这种范式上的差别。现实主义关注国家间在安全问题上的权力斗争，并进一步将其延伸到国际合作领域上的相对收益问题上，因此孕育了均势理论。自由主义则关注经济领域上的国际合作可能产生的绝对收益，因此揭示出国际制度合作的潜力，提出系统的国际制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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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的分合论首先从本体论上针锋相对地驳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中心论和国家边界不可渗透论，指出各式各样的跨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的涌现已经撼动了往日铁板一块的主权制度。进而，在范式上，分合论强调国际关系中冲突与合作、分散化与一体化因素同时存在和不可分离，单单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够的。最后，归结到理论上，分合论系统阐述了动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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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合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比关系上，我们发现，分合论的一大特点是，具有极强的包容力和综合性。它既在本体论上兼顾国家和非国家两类行为体，又在范式上融合冲突与合作两种趋势。如果建立一个范式与本体论的2×2模式表，分合论的坐标就可以被非常形象地反映出来（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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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合论坐标(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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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模式图中，现实主义的核心理论形态单边主义处于国家行为体中心——冲突区，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形态多边主义处于国家行为体中心——合作区，分合论则兼跨图中的四个区位，与单边主义、次团体主义、多边主义和跨国主义都有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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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枝世界政治及其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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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认为，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入一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代，较突出的有三种基本矛盾和冲突：一体化与分散化，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继承与变革。其特点是下列国际现象同时存在：“分散化的主义国家、处于危机的资本主义经济、脆弱的国际政治关系和骚动不安的民众”。据此，他提出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三层面、三参数的分析”，即微观层面上的个人行为分析、宏微观（中观）层面上的国家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分析以及宏观层面上的国际体系分析，重点在第三层面。罗斯诺强调，冷战后世界已出现从“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无政府体系向这一无政府体系与多中心国际体系相结合的“两枝”世界政治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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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参数是公民技能。罗斯诺指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信息技术革命、跨国社会交往和相互依赖生活的复杂性正在日益造就出一大批政治上更为敏感、情感上更为自主的公民。于是，民众将更为熟练地对影响到他的自身的公共政策、对他的自身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对他们的个人行为汇总为社会后果的过程等政治性的事务进行理性的分析和评价。这些导致了一场公民技能的革命。罗斯诺主持了一项公民个人技能变化的研究，他通过对一些社会“精英”（国会议员、国会听证会证人和大报的撰稿人）关于三个公共政策领域（国际贸易、对外政策和人权）言论记录的分析，发现被分析者的政治技能在相隔较远的一段时间内增长了9％到14％。他还对公民政治技能革命的意义作了总结：“人们将更易于参与集体行动，向公共制度和公共组织施压，以满足私人的要求。”(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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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时代公民技能革命的现实对人们的固有意识发起了挑战。从此，学者们再也不能假定公民技能是一个常量，进而，许多社会理论（包括国际政治理论）都需要加以修正。但是，公民技能革命并不意味着不同的公民群体拥有的技能水平将实现均衡。实际上，“精英”和大众在政治技能上的差距将继续存在下去，社会“精英”将继续比普通百姓拥有更强的政治分析能力。不过，在技能革命的影响下，“精英”和大众政治技能水平的差距却有可能缩小，因而尽管“精英”们将继续控制社会资源、通讯手段和决策过程，但他们为得到政治技能不断上升的公众的支持，不得不接受他们的限制和监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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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参数指的是权威结构。罗斯诺指出，公民技能的革命对政治权威体系施加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巨大、都更持久的政治压力，乃至导致权威危机的出现。在过去，权威的合法性可以来自宪政制度，公民也倾向于与他们选出的政府合作，服从政府官员的指令。但公民技能革命的出现改变这一切。政府和其他类型的社会权威越来越需要满足公民提出的要求，这也就是说，政府的合法性越来越建立在绩效标准的基础上。社会权威依然可以维持一定的公共秩序，但他们在挑剔的公众面前解决实质性问题的能力的确是下降了，因为他们随时都面临失去公众支持和合作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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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格外注意的是，公民的技能革命以及群众向政府施加的绩效合法性标准并不意味着权威结构向着某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权威结构既有可能向上重组，也有可能向下重组。所谓向上重组，指的是公民唯有通过建立在更广阔地域范围上的权威才能实现他们的绩效要求。也就是说，公民觉得，原来较小的集体只有团结为更大的集体，才能满足他们对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在现实中，欧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谓向下重组，指的正好相反。它源于公民的解体性要求。也就是说，当公民觉得只有更小一些的共同体才能使他们得到更高一些的政府绩效的话，权威结构将向分散化方向发展。苏联的解体、魅北克要求独立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从权威危机的逻辑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近代以来发展成形的民族国家主权制度面临着根本转型的挑战。这就是权威重组对于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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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参数是指世界政治的两枝结构（bifurcated structure of world politics）。由于全球化的冲击，世界政治领域发生了公民技能革命和权威结构重组。两者进而导致整个世界政治的根本结构向两枝化方向发展。所谓两枝化，指的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state-centric world）和多中心的世界（multi-centric world）逐渐从过去以国家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中分化出来的过程，即从“两超”到“两枝”的演变（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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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到“两枝世界政治”的格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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