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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200年左右时间里，国家，特别是大国，一直是世界事务的核心行为者。人们一般都承认这些国家属于不同的文明，但却没有人认为这些差别对于理解国际政治至关重要。更没有人要求以文明为单位建构世界秩序。亨廷顿的观点可谓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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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亨廷顿的“文明”不具备国家的功能，缺乏作为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基本条件。文明不同于国家，“文明”不做决定，不能决策。它是一种抽象的文化范畴，而不是具体的政治机构。相反，国家则具有明确的边界、选定的领袖、确定的决策程序和对政治资源的直接控制权。国家能够动员其居民、收税、施威、答友和作战。简言之，国家能够采取行动，而文明却不能。亨廷领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写道：“由于文明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统一体，因此文明本身不会维护秩序、建立司法制度、收税、打仗、商定条约，或做任何其他该由政府做的事情。”(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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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亨廷顿就用文明的“核心国家”对他的观点进行修正；他说：“在当代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两个冷战超级大国，成为吸引或排斥其他国家的首要支柱……文明核心国既是文明内部又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是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的核心要素。”(60)文明的核心国作为世界新秩序的基本单位似乎无可置疑，但是，在亨廷顿列举的八大文明中，只有五种分别具有文明性质的重要的核心国家，它们分别是：印度教文明的印度、日本文明的日本、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儒家文明的中国和西方文明的美国，而另外三种，即非洲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却没有这样的核心国家。亨廷顿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当文明缺少核心国时，在文明内部建构秩序或在文明之间协调秩序就会变得极为困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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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核心国与文明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文明的政治成分在不同的文明中是不同的，在同一文明内部也随时间而变化。一种文明可能涵盖一个或多个政治实体，一个国家也可能分享一种或多种文明。随着文明的进化，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政治实体的数量和性质往往要发生变革。在极端情况下，文明和政治实体可能正好重合。例如日本，它既是一个文明也是一个国家。但在当代世界，大多数文明都包含两个以上的国家或政治实体。因此，文明的核心国家并不能完全代表文明行事。美国可以代表西方文明，但决不能代表与它同属西方文明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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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与权力作为国际社会互动手段的关系问题上，亨廷顿的立场并不是一以贯之的。例如，他说：“文化受权力的制约。如果非西方社会重新受西方化的影响，这种情况的发生只能是西方权力得到扩张和施展的结果。”(62)“由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卷入的全球战争虽然爆发的可能性极小，但并不是不可能的……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文明及其核心国之间权力均势的变换。”(63)亨廷顿对这种文明内部核心国的强调同样重新肯定了以传统现实主义术语界定的“大国”的关键作用。他承认：“核心国冲突中的问题全部是国际政治的经典问题。”(64)例如，相对影响力、经济和军事权力，以及对地域的控制权力。显然，当亨廷顿开始讨论大国问题时，文化就成了无关紧要的因素，文明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就退出了他的分析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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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世界新秩序的重建必须以文明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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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文明的历史，以其他任何方式思考人类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文明之间的关系已经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现在正处在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遭遇，是指公元1500年以前的文明关系；第二阶段：冲击，是指16—19世纪，西方兴起后，文明之间间歇、有限、多向度的遭遇，让位于西方文明对其他所有文明持久、强烈、单向度的冲击；第三阶段：互动，是指到了20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已从一种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构成单向度冲击的阶段，发展到由全部文明相互之间激烈、持久、多向度互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65)。因此，在亨廷顿看来，未来的世界秩序将是一个多级、多文明的体系，诸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则是构筑世界新秩序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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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亨廷顿，未来的世界秩序将由以下几种强大的趋势形成。第一，西方主导的时代正在终结，几个非西方国家正在作为大国凭借它们自己的权力异军突起；第二，这些新兴大国愈来愈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偏爱它们自己的文化规范，西方物质优越性的持续衰弱也将极大地瓦解其文化吸引力；第三，每种文明内部蕴含的主要文化价值观念作为个人和政治认同的源泉将变得愈来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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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把范式比喻为地图。他认为，作为地图的范式，对现实世界的描绘必须既准确又简单。冷战结束期间，人们提出的关于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地图或范式主要有以下四种：（1）一个世界：既快乐又和谐；（2）两个世界：我们与他们；（3）大约184个国家构成的世界；（4）极端混乱的无政府世界。亨廷顿认为，这四种范式分别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简单性，但又都同时具有一定的缺陷或不足。比较而言，范式（1）和范式（2）过于简单化，而现实性不足；范式（3）和范式（4）则过于接近现实，而简单性不够。又由于这四种范式彼此之间互不相容，因此必须用一种新的范式，即文明范式取代它们(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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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认为，文明范式不仅吸取了上述四种范式的长处，而且避免了它们的不足。它为人们认识世界、区分主次、展望未来和指导决策，提供了一个既明晰又简单，既贴近现实又易于掌握的框架。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许多重大发展与文明范式的预言是完全吻合的。“西方”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东正教”塞族人在波斯尼亚相互敌对；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为克什米尔争吵不休；“东正教”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向穆斯林车臣人和阿塞拜疆人开战；伊斯兰国家在对西方制裁伊拉克和利比亚进行抵制……粗看起来，最近的事件似乎与亨廷顿的论断惊人地一致。正因为此，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才得到了国际社会某些学者的赞誉。例如，基辛格就称亨廷顿为“理解下个世纪全球政治的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布热津斯基赞誉《重建》一书，“是一本理性的杰作，思想开阔，想象丰富，发人深省，它将使我国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67)格雷斯认为，亨廷顿不是“只对武器，权力规则和战略联盟感兴趣的冷战之鹰”，而是“通过警戒普遍意识到的危险，为人们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现实主义的后冷战国际关系范式”(68)。美国民主基金会主席格什曼强调：“亨廷顿为证明自己无与伦比的恢宏视野，他将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分化结合为冷战后全球政治的综合理论。不论人们是否同意他所说的一切，谁都不敢说不被他的智力勇气和创造性打上深深的印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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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检验一个范式的效用，最关键的是看由该范式导出的预见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亦即该范式的预见精确度。亨廷顿把文明范式看作只与冷战后阶段相关联。但是，1990年以来国家行为的历史纪录并没有给亨廷顿的论点多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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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就是一个明证。亨廷顿的范式预言，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比文明内部的冲突更频繁、更激烈。然而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攻击的国家与它同属伊斯兰文明，并且只有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联盟才能够挫败它。亨廷顿试图通过争辩说大多数伊斯兰人民事实上是支持伊拉克的来拯救他的论点。然而即使这是真的，他所强调说明的也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利益比感觉起来模糊和只有政治上才重要的对一种独特文明实体的忠诚更要紧。简而言之，在海湾战争中，文明认同是毫不相干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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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尼亚的情况亦然。虽然波斯尼亚悲剧的某些方面与亨廷顿的观点一致，但其全貌却是对这种观点的有力驳斥。1996年由美国统帅超过5万人的部队部署到波斯尼亚，然而他们在那里并不是去保护西方文化（克罗地亚文化），相反，他们的保护对象却是穆斯林。虽然几个伊斯兰国家的确为波斯尼亚穆斯林提供过一定数量的援助，但事实上西方国家对它们的援助比它们的伊斯兰兄弟国家要多得多。而且，根据文明标准，甚至西方国家也不能结成统一阵线，英国和法国更同情塞尔维亚人，德国人支持克罗地亚人，美国则把大部分援助提供给了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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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亨廷顿对建构世界秩序的现实主义原则不以为然，但他却一直无法否定或摆脱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范式的持久相关性。这一点在《重建》的结尾，当亨廷顿为中国同西方之间的战争设计一种可能的方案时，得到了最清晰的展现。这场假想战争的几个细节十分引人注目。第一，战争的序幕是中国对越南的进攻。根据亨廷顿的评判标准，这是一场发生在一种独特文明集团内部的冲突。这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是由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由一种文明内部的冲突引发的。第二，文明因素不论在促使战争的爆发方面，还是在引起战争的升级方面，实际上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事实上，战争导源于对石油的竞争，并因其他国家对长期均势的担忧而升级。第三，随后的战争突出了许多重要的文明间联盟（因均势原因结成的）的显要地位。这进一步驳斥了认为文明因素正在成为决定性因素的主张。简单地说，当亨廷顿避开对其范式的详细阐释，转而描述他所认为的21世纪的冲突实际上最可能表现的情形时，他很大程度上忘记了他本人的创作，所依据的仍旧是现实主义政治的传统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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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亨廷顿遭到了大多数国际学者的质疑和批判。奈指出：“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一个主要的冲突根源是宗派主义以及与此相匹配的认同感。此话不假，但他却只抓住了认同感冲撞的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大文化内部的认同感冲撞要远远多于大文化之间的认同感冲撞，例如，两伊战争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国家冲突。而且，亨廷顿把整个非洲称为一种‘文明’，但事实上，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冲突都发生在非洲内部。”(70)福勒认为：“因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世界性冲突，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71)麦哲在透彻分析了亨廷顿的观点之后，得出结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虽然文明差异确实助长、促成了许多讨厌的冲突，但它们与一些冲突并无必然的关联，而只是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在起作用，或许在有些情况下，文明的差异甚至有助于避免战争。”(72)卢本斯特恩和克罗克认为，亨廷顿犯了两个主要错误：“第一，他没有认识到种族、民族将会像抵制殖民帝国一样，抵制多民族文明集团对它们的兼并；第二，为了强调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他承袭自由主义的简化论，把文化差异看作是国际冲突最根本的促动力，而不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种。”(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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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明显，亨廷顿的主要错误还在于，他认为个人忠诚的对象越来越集中在“文明”上，而不是集中在民族国家上。但是，作为某种较大“文明”的一部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车臣、克罗地亚、魁北克、塞尔维亚或斯洛伐克，并没有被说服放弃它们对各自国家的要求。正如作为西方的一部分，并没有使德国减缓统一的步伐一样。因此，在冷战后世界茁壮成长起来的决不是文明，而是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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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主义的忽略，乃是文明范式的致命弱点之一。民族主义之所以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完全是因为它能够将个人的文化亲近力与实际上能够有所作为的机构——国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来，跟过去一样，世界上的主要冲突仍将是国家之间的，而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中有些冲突的发生将要跨越文化的世界——类似亨廷顿强调的“断裂带”地区，但文化差异至多只是冲突的次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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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引发战争，恰如文化相像不能保障和谐一样。亨廷顿把未来世界冲突称作文明的冲突，无异于给拥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之间有时相互开战的旧现象贴上了一个新标签。这一点实际上也得到了亨廷顿本人的赞同，因为他写道：“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冲突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一直在集团之间引发冲突的因素：对人口、地域、财富和资源的控制，以及相对的权力。”(74)诚如卢本斯特恩和克罗克所说的，亨廷顿的文明范式，“用一个更大的对应物——文明，代替了传统政治现实主义游戏中的基本行为角色——民族国家。但在关键方面，游戏本身动作依旧。”(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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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支持文明范式的论据是相当单薄的。正如鲁斯伯姆所说，“占主导地位的乃是经过新的高超诠释的均势理论。鼓舞人心的是亨利（基辛格）不是山姆（亨廷顿），是梅特涅不是韦伯。”“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只是反映了冷战后外交范式的匮乏，而决不是新的乔治·凯南式的千年洞察。”(76)沃尔特则写道：“在一定意义上，文明范式提供的是一个危险的、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越是相信它，把它作为行动的基础，它就越可能变为现实。”(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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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下面的话对于我们科学、全面地评价他的文明范式不无裨益：任何一种范式都不可能永远说明问题。文明方法有助于理解20世纪初的国际政治，并不意味着它同样有助于理解20世纪中叶或21世纪中叶的国际政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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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seph Nye,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 Dialogue, No. 4, 1990;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Basic Books-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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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seph Nye,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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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seph Nye,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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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oseph Nye,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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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seph Nye,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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